把握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特征，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发现的认识，对于进一步开展相关考古工作至关重要。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课程特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著名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于2022年11月1日晚走进立德楼0305课堂，发表了题为《欧亚草原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的演讲（图一），《北方民族考古》课程主讲教师王晓琨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罗武干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赵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考古文博班硕士生及线上300余位朋友聆听讲座。

图一 讲座海报

　　讲座伊始，王建新老师（图二）首先明确了欧亚草原的空间范围：欧亚草原位于欧亚大陆的北方，西起欧洲东部黑海西岸多瑙河下游的匈牙利草原、东至亚洲东部大小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草原、约在北纬40度与60度之间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区是游牧人群分布的主要区域。

　　基于目前有关于欧亚草原的考古材料，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一区域，游牧经济最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状态下形成的？导致游牧经济出现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如何从考古学上判断游牧经济的出现？游牧聚落与农业和半农半牧聚落的区别？游牧经济和游牧人群出现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在不同的地域和生态资源环境下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的关系?

图二 王建新老师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对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讨论：

　　①游牧经济不可能在森林草原地带最早出现；

　　②游牧经济最早出现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

　　③中亚北部与新疆北部是最早出现游牧经济的区域；

　　④游牧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游牧经济出现的考古学标志；

　　⑤游牧聚落分布的季节性特征；

　　⑥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⑦古代游牧关系的不同模式。

　　01 游牧经济不可能在森林草原地带最早出现

　　目前关于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起源于森林草原地带，其二是起源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二者都位于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以北纬50度线为界，以北属于较寒冷的森林草原地带，以南则属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

　　森林草原地带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农业在这一区域出现得较晚，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例，直至距今约5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才进入了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农业首次出现在这一地区。同时，这一地区的农业应非本地起源，而是由他处传播而来的。

　　从气候特征的角度来看，在森林草原地带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无论是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定居是生活在这里的早期人群的必然选择。为了防寒，特别是为了度过寒冷且漫长的冬天，人们一般会选择海拔较低、气温较高的河谷、盆地和避风向阳的山南或山谷作为定居场所。出于防寒保暖的需要，这一区域的古代人群较早掌握了用石材和木材构筑房屋的技术，后来，这一技术还被运用于墓葬的构筑，这一点受当地的文化传统所影响，与定居的生活方式相关联。

　　同时，在这一地区的农业出现之后，可供农业发展的区域较为有限。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例，仅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叶尼塞河流域、鄂毕河上游河谷等地区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能够开展农业行为的区域一般符合以下两个地理特征：纬度相对较低、海拔相对较低。这些区域的温度较为温暖，无霜期延续时间较长，基本能够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由于在森林草原地带中，具备这一环境条件的区域和范围都有限，故而这一地带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被大大限制了。在缺少农业经济、受寒冷气候制约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人口规模一直难以扩大。

　　同时，这一地区降水量丰沛，森林草原分布广泛，植被面积较大，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但由于人口规模难以增长，畜群规模不需要、也不可能扩大。在畜群规模较小、草原发育较好、植被茂盛、饲料充足的背景下，在森林草原地带定居的古代畜牧业人群，缺乏向游牧转变的内在动力与外来压力。同时，由于北方地区冬季气候较为寒冷，在阿凡纳谢沃、奥库涅夫、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生活的人群，都曾出现由北向南迁徙的情况。虽然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诸文化的定居点分布较广，但其定居点的规模并不大，定居点分布状况也较为稀疏。这一情况的出现，应与游牧经济活动无关，也非其存在游牧行为的证明，而是与森林草原地带的气候变化有关，是在极端寒冷气候影响之下的，北方人群南下事件的表现。

　　由此可以发现，从现有考古资料和环境资料来看，游牧经济不可能从单纯的定居畜牧业经济中产生，森林草原地带也不可能是游牧经济最早出现的区域。但是，由于森林草原地带具备发展畜牧业的资源环境条件，特别是在温暖的夏季，有大片植被茂盛的草原。因此，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后，随着游牧人群的发展壮大，森林草原地带很快就会成为他们扩张的区域，成为古代游牧人群良好的夏季大牧场。

　　萨彦-阿尔泰地区约公元前八世纪以阿尔然国王谷墓地为代表的游牧文化遗存，应当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的。但与其他地区所发现的早期游牧文化遗存相比，这一地区的游牧文化遗存的出现年代较晚，据此不能证明欧亚草原东部早期游牧经济起源于森林草原地带。

　　02 游牧经济最早出现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

　　在讨论这一观点之前，王老师首先对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的地理范围进行了划定（图三），这一地带主要包括：天山山脉以北的新疆北部地区和伊犁河、楚河流域；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斯坦草原；黑海和里海北岸的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同时，东亚地区的蒙古草原也应属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约为200-400毫米。

　　而在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以南分布的内陆干旱地带主要包括以下区域：吐鲁番-哈密盆地、塔里木盆地、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以南的泽拉夫尚河、阿姆河及其主要支流瓦赫什河、苏尔汉河流域，克孜勒库姆沙漠和卡拉库姆沙漠等。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在多数情况下不足200毫米。

图三 森林草原地带、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内陆干旱地带的分区

　　从以上地理范围的划定来看，除紧邻西亚的土库曼斯坦之外，在从新疆到中亚的广阔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带，至今未能发现和确认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表明，由于干旱的气候环境制约，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远古人群未能自身产生农业，因而人口数量很少，考古学遗存也很难发现。

　　直至公元前3000~2000年期间，这一地区的文化格局才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的人群南下，西方伊朗-高加索一线的人群东进，南方印度河流域的人群北上，东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人群西进，这些人群在新疆和中亚，包括半干旱地带和干旱地带的广大区域中交汇融合，共同创造了这些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并开始在这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的产生，均为人群迁徙促使外来文化传播至此的结果。

　　发展农业的三大要素分别为土壤、水源（包括降雨与河流）、温度，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此三点缺一不可。转观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这里存在部分海拔较低，气候相对合宜，土壤条件合适的区域，可以发展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1，但由于这一地带降水量不甚充沛，导致农作物产量不高。同时，这一地带内海拔较高的地方无霜期较短，还有许多地方缺乏土壤堆积，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产量均受到制约，单靠农业很难满足古代人群的食物需求，需要同时发展畜牧业作为其补充。这一情况，也使得在这一地区居住的人群的食物来源走向多样化。

　　这一地带中不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的区域，均为海拔较高、气温较低降水量略高、土层较薄的荒漠草原，然而其自然条件正符合发展畜牧业的需求。因此，生活在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中的人群，从一开始便选择在这一区域开展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不过，农业生产的存在，也决定了定居是半农半牧经济人群必然的生活方式。该经济模式能够从农、牧两方面保证其食物来源，促使了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带来了食物增长的需求，而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农业生产的规模难以扩大，扩大畜群的规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定居生活状态下，获取牲畜饲料资源的空间有限，随着畜群规模的扩大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饲料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发生连续若干年气候干旱和寒冷的恶化，会大大加剧这一危机。首先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导致崩溃，不但不能为古人提供食品，而且也不能为畜群提供饲料。只能放弃农业和定居生活方式，通过游牧方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解决畜群的饲料来源2。

　　因此，发展游牧经济是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的古代人群在半农半牧经济无法维持后的被迫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在半干旱的气候环境下，半农半牧经济社会的自身发展，是导致其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内在动力，气候环境进一步恶化则是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外来压力。

　　03 中亚北部和新疆北部是游牧经济最早出现的区域

　　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新疆东部的东天山地区是最早发生由定居的半农半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区域。在东天山地区，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是少雨的干旱地带，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盆地则属于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带（图四）。

　　在天山以南哈密盆地，年代最早的考古学遗存是天山北路墓地（林雅墓地）。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主要来自甘肃河西走廊的马厂晚期类型文化的人群进入到东天山地区，创造了以哈密天山北路（林雅）墓地早期（约公元前2000~前1200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沙漠、戈壁，从经济形态来看，该地区最初出现的，是以河旁平原的绿洲为依托的灌溉农业，与此同时，也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由此可知，天山以南哈密盆地早期遗存的经济形态以定居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

　　在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盆地，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并不多，以南湾墓地、盐池古城、卡尔桑遗址为代表。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遗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经济形态均为半农半牧，其分布区域也均以河流、湖泊为依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域为荒漠草原地带，气温更低，可发展农业的区域更受限制，不过，相对于天山以南地区而言，天山以北地区降水更为充沛，植被也更丰富，更具发展牧业的基础。因此，虽与天山以南地区同属半农半牧经济，其具体经济形态却与之存在差异，天山以北地区的经济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这一特征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

图四 天山南北地区公元前1200年以前遗址分布情况

　　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天山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早期遗址多分布于河畔、绿洲，便于开展农业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在天山南北两麓的山前地带出现了大量的聚落遗址，这标志着东天山地区的游牧经济已经出现。

　　04 游牧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游牧经济出现的考古学标志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王老师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

　　（一）如何从考古学上判断游牧经济的出现？

　　有不少学者认为：斯基泰人是游牧人的典型，因此，拥有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等“斯基泰三要素”，墓葬中随葬大量殉牲，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是判断是否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志。然而，是否能以斯基泰三要素作为主要判断标准，讨论某一地区的游牧经济是否出现，仍具有需要商榷之处。

　　首先，斯基泰三要素并非是游牧经济出现的标志，在游牧经济出现以前，斯基泰三要素便已经存在了。其次，所谓斯基泰三要素是在欧亚草原地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时代性的区域文化特征，并非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也与是否游牧经济并无必然和直接联系。因此，试图通过分析这三要素的有无和是否发达，来证明游牧经济是否出现，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历史演变过程。再次，文化因素与经济形态并不能简单画等号，因此，游牧文化因素的存在，也并不直接等于游牧经济的存在。

　　以沙井文化为例，其遗存具有斯基泰三要素，曾有研究者将其归入游牧文化的范围之内。然而通过观察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后，可以发现，沙井文化的遗址处于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之间，地处河畔，主要分布于甘肃省民勤县、永昌县、金昌县一带，这一区域是典型的干旱地带，自古及今，其经济形态均为典型的定居灌溉农业，不具备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加之沙井文化还有城址（如三角城），基本可确定其经济形态并非游牧经济。而其出现游牧文化因素的原因，可能与其所在地区与内蒙古草原（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等地）距离较近有关。客观来看，沙井文化的分布地域不可能发展游牧经济。

　　（二）“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能否作为从考古学上判断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准？

　　冬天定居，是欧亚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有定居生活，就会留下包括居住遗迹在内的聚落遗址，因此，欧亚草原地带游牧聚落遗址的存在也是普遍的。纵观中外，撰写与游牧民族相关的文献材料的作者都身处于农业区域和国家，游牧民族的史料并不由游牧民族本身所书写，因此“游牧人居无定所”，是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误解。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忽略了游牧聚落遗址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对游牧人群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成为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作为从考古学上判断游牧文化的标准，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想指导之下的研究状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三）游牧聚落的特点是什么？与农业和半农半牧聚落相比，游牧聚落究竟有哪些不同？

　　从选址来看，游牧聚落与农业、半农半牧聚落便已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为方便开展农业活动，早期农业、半农半牧人群的聚落，一般都会选择在河湖旁，或地下水源充沛的地方，便于利用当地水资源进行灌溉，居住场所亦选择在农田附近，这是农业和半农半牧人群的聚落共同的特征。

　　而与之不同，游牧聚落往往会表现为大规模的山前聚落的形式3。以东天山地区为例，东天山南北两麓山前地带所发现的，出现时间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大量聚落遗址，多位于海拔较高的山坡与山谷中。它们所在的哈密盆地北缘、天山南麓的山前坡地，缺乏土壤堆积，且难以引水灌溉，很难发展农业。同样，在巴里坤-伊吾盆地南缘的天山北麓山前地带，除缺乏土壤堆积、难以灌溉之外，其海拔也较高，寒冷季节加长，无霜期过短，亦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因此，在东天山南北两麓山前地带发现的聚落遗址，均距农田很远，应与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经济的人群无关。

　　如果说农业和半农半牧人群为了狩猎方便，可能会在山前和山谷构建少量、小规模的季节性营地，但山前地带大量聚落，乃至于大型聚落的出现，显然与狩猎活动无关。因此，东天山南北两麓山前地带公元前12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大量聚落遗址，只能是游牧聚落。

　　这是目前为止可确认年代的、年代最早的游牧聚落遗址，这一发现表明，属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的东天山地区，应当是较早发生游牧经济的区域之一。游牧聚落是否存在，是从考古学上判断游牧经济是否发生的可信、可把握且可不断验证的标志。

　　05 游牧经济不可能在森林草原地带最早出现

　　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游牧聚落中的人群普遍具有冬季定居的需求，因此，游牧聚落在分布上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游牧聚落的冬季定居点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地处于山脉南侧的山前地带和山谷地区。这是因为这一区域在冬季时具有避风向阳的特征，相对而言更为温暖。因此，冬季定居是古代游牧人群的必然选择，大量的小型聚落与少量的大中型聚落，是古代游牧人群冬季聚落分布的特征。

　　游牧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游牧经济出现时，社会等级分化已经形成，但冬季定居是各阶层游牧人群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冬季定居的行为是由冬季自然条件来决定的，而非由社会等级分化来决定的。

　　并且，冬季定居聚落的使用时间也并非只在冬季。即使到了夏天游牧的季节，一些不能适应游牧生活的老弱病残者、儿童、孕妇，还有需要照顾他们生活的妇女，都会留守在冬季聚落。因此，冬季聚落是游牧人群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的永久性定居场所。

　　到了夏季，普通牧民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游牧人群中的贵族和统治者，为了自身安全与统治管理，也需要随大多数牧民迁徙到夏季牧场附近生活，会在夏季牧场附近选择定居场所，建立夏季的统治中心。因此，游牧人群夏季聚落的存在也是普遍的。并且，无论冬季定居聚落还是夏季定居聚落，往往都能够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来发现。

　　在东天山北麓巴里坤-伊吾盆地南缘的山前地带发现的游牧聚落遗址，多属大中型聚落，应该是古代游牧人群的各级夏季统治中心所在。从地理环境特征来看，以东天山北麓聚落为代表的大型聚落往往背靠常年积雪的高山，由此，才能解决大型聚落的水源问题，这一选址也促使当地先民产生了对高山的信仰崇拜。

　　这与东天山南麓小型聚落居多、大中型聚落较少的冬季聚落分布状况明显不同。从已知考古材料来看，从新疆北部至中亚伊犁河、楚河流域，古代游牧聚落遗址的存在是普遍的4，只是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或误解。

　　从自然环境来看，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很有可能也是游牧经济较早出现的区域。但由于以往考古工作中没有将游牧聚落是否存在，作为判断游牧经济是否出现的标准，对游牧聚落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不足，游牧经济在这一区域较早出现的考古学证据尚不充分。

　　从已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内蒙古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应晚于新疆北部、中亚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其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晚至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出现这一情况的背后原因，可从古代人类人群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特征及变迁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06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同时，经济形态的不同，也会导致社会组织形态，乃至于军事组织形态的不同。在历史上，农业经济发达的国家有能力组建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队。而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往往很难诞生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其社会组织大多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状态来出现。匈奴是在草原地带诞生的第一个草原帝国，它的出现，可能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的兴起有关，是受其社会组织形式影响的结果，然而与秦、汉相比，其国家组织形式依然不够严密，其国家结构也更为松散。

　　与以农业经济为依托的中原王朝不同，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是以“全民皆兵”“兵牧合一”的状态存在的，其社会组织与军事组织往往可以合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满族的八旗。草原民族的常驻军事组织是为了保卫其首领而组建的亲兵卫队，规模并不大，其余的民众多以平时放牧，战时作战的方式经营生活。因此，倘若两个草原部落之间猝然发生战争，由于防守方并无召集大量军队的机会，进攻方几乎是必胜的，强大的草原部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击败其他部落、征服草原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是由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军事组织的状况决定的。

　　这种军事组织，在对发展农业经济的地区进行的征战中，也往往占有一定的优势，中原王朝想要在这样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只能按照与之相似的方式同其作战，长途奔袭，直捣王庭。卫青、霍去病能够屡次在对匈作战中获胜，其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想要认识各个草原帝国兴起与消亡的历史，并更好地理解这一脉络，也需要从游牧社会的视角入手。

　　07 古代农牧关系的不同模式

　　（一）古代欧洲农牧关系的分工模式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曾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这种社会内部的分工，的确长期存在于欧洲。这种农牧分工模式的形成，应该与欧洲并非农业的起源地，其农业从西亚、北非传入有关。欧洲的农业模式与中国存在差异。中国的农业模式以雨养农业为主，一般依靠降水来解决耕种用水问题，通观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中国先秦以前的水利工程遗迹，可发现其大多为防洪排水工程，而非灌溉工程，以雨养农业为主的农业模式至今依然为我国农业的主流模式，故而我国农业生产者在丘陵、山地、平原等多种地形之上，都能够开展农业工作，这已经成为我国的文化传统5。

　　而西亚、北非、南亚的农业模式则与中国不同。距今约10000年前后，在西亚的阿纳托利亚高原、伊拉克北部、伊朗高原之间的高地之上，出现目前考古发现所见该地区最早的农业，在北非，农业最早出现于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地区，在南亚，农业则最早出现于俾路支高原。这些最早出现农业的区域具有共同特征：均处于降雨量较高的高地之上。

　　距今约8000年左右，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下，西亚、北非、南亚的人口增加，导致其农业规模必须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农业区便延伸至平原地带，西亚的农业在两河平原扩张，北非的农业则发展至尼罗河中、下游。因此，在干旱的河流平原发展灌溉农业，是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早期农业的共同特征。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方式不同，是中国文明与西亚、北非、南亚文明之间最为根本、最为显著的差异。

　　农业从西亚、北非传入欧洲时，大约已在距今8000年以后，此时西亚、北非已经进入了灌溉农业阶段，而灌溉农业只能在河旁平原地区开展。而欧洲与西亚、北非地区的自然环境又有不同，其降雨量普遍充沛，并不需要发展灌溉农业，但欧洲的农业仍然只在平原地区发展。由此可见，欧洲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生产方式，是继承了西亚、北非在河流平原区域发展农业的文化传统。因此，欧洲在同一国度、同一族群社会内部存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所记载的欧洲斯基泰人一般，当时的欧洲斯基泰人由从事游牧经济的群体与从事农业经济的群体共同构成。故而一部分人在平原上从事农业，另一部分人在丘陵、山地和草原上从事牧业，应该是古代欧洲农牧关系的主要模式。农、牧兼营的经济模式，促使肉食在欧洲人的食物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与中国以谷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又有不同，这也说明了经济结构对食物结构的影响。同样，在欧亚大陆半干旱的荒漠草原地区所出现的半农半牧经济，与寒冷的森林草原地带所出现的早期农业与牧业，应当也是社会内部的分工模式。

　　（二）东亚地区农牧关系的二元互动模式

　　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以降雨量和气温为主要标志的气候带，将东亚地区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地带，和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游牧地带，这是不同人群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不同选择，并不是社会内部分工。从此，东亚地区走上了农业人群与游牧人群二元对立、南北互动的历史演变轨道（图五）。

图五 东亚农牧二元地带示意图

　　然而，游牧经济相对较为脆弱，其对农业经济具有天然的依赖性，农业经济对游牧经济则不然。在游牧人群的食谱中，谷物占有一定的比重。因为春、夏二季，牲畜的生长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时期并非宰杀牲畜的好时机，故而在此时，游牧人群的饮食主要为粮食与乳制品。因此，从事游牧的人群也需要从农业人群那里获得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但获取这些物资的方式，在不同的区域有所不同，既包括和平的商品交换、商品贸易等方式，也包括暴力的战争方式。

　　在中国历史中，往往能看到北方草原民族南下，通过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之间发生暴力战争，来获得各种农业资源的记录。其之所以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原因正在于，北方民族统一、整合草原各部族的过程，往往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帝国，都是由某一较小的游牧部落通过对其他草原部落不断的武力征服和整合，在一代君主的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从冒顿单于的匈奴开始，经过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辽）、女真（金）和成吉思汗的蒙古，直到努尔哈赤的满清，这样的历史在蒙古草原上不断重演。

　　民族的性格与民族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在处理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关系的时候，作为一种惯性的延续，发动的武力抢掠和战争就成为主要方式。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时候，和平的贸易才有可能。

　　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存在着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南北互动是决定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状况直到近代以来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内陆干旱地区的古代农牧关系模式

　　约公元前1200年，早期游牧经济在新疆东天山地区出现之后，分布在东天山南北两麓和巴里坤-伊吾草原的游牧文化遗存，与同时期哈密盆地绿洲地带以焉不拉克、五堡、艾斯克霞尔等遗址为代表的，以灌溉农业为主的文化遗存关系密切（图六）。焉不拉克等遗址甚至出现了同时期的城址，说明这一时期农业经济与农业文化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当时的人群仍与从前一样，选择河旁、湖旁的绿洲地区作为自己的居住地，以此为基础发展灌溉农业。

图六 公元前1200年左右东天山地区遗址分布情况

　　虽然东天山南北地区同时存在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这两个地域之间的交流仍然十分频繁，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草原与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出土的陶器形制几乎一致（图七）。所以，能否简单从陶器形制入手，对不同地区的文化模式与经济模式进行讨论，是需要再次权衡的。陶器产地一致，也不代表其使用者必然是同一群人，游牧人群所使用的很多陶器，应当是由农业人群所制作的。

图七 天山南北地区出土陶器形制对比

　　在典型农业区域，古代农业人群大量使用，并普遍制作陶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陶器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将这种研究方法移植于农牧交错分布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则应重新审视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陶器，他们会更多地使用便于携带和不易碎的金属器、皮具和木器。同时，由于技术和原料的限制，他们也很少制作陶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游牧人群使用农业人群生产的陶器就成为很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被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盆地、苏尔汉河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以锡尔河流域的费尔干纳盆地为例，苏联考古学家就曾发现，费尔干纳盆地周边山前地带分布的古代游牧人使用的陶器，来自生活在盆地内的农业人群的作坊。

　　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古代索格底亚纳（粟特）地区，生活在丘陵、山前和山间草原地带的游牧康居人，间接统治着生活在盆地内河旁平原的五个农业小国。

　　在中亚阿姆河以北、西天山以南的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南部，即西方古代文献所说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期间，在河谷平原和盆地周边的丘陵、山前地带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人西迁中亚后的遗存。同时期分布于河谷平原区域，从事灌溉农业的人群，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流域生活的，是月氏统治之下的早期贵霜人。虽然二者的陶器形制基本一致，但葬俗截然不同。月氏人的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墓或偏室墓。而贵霜人的组成较为多元，因此其埋葬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观察其墓葬形制，既有地面式的龛室墓（“纳乌斯”式墓葬），又有地下式的竖穴土坑墓、带斜坡墓道的端室墓；其葬式既有单人葬，又有多人葬，既有一次葬，又有多次葬6。因此，要讨论某一地区文化的所属人群，不仅要从出土陶器的形制来认识，更应结合分布地域、经济形式、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除陶器外其他出土物所表现的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来考虑。因此，月氏文化与贵霜文化是两类同时并存、关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人群的考古学遗存。

　　月氏文化是外来的游牧文化，在河谷平原周边的丘陵和山前地带放牧；早期贵霜文化继承了当地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仍然在河谷平原地区从事灌溉农业。游牧的月氏人与农业的贵霜人在北克特里亚地区交错分布、和平共处，这一相处模式与新疆东天山地区游牧、农业人群的相处模式基本一致。

　　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原有农业人群的统治是间接统治，即承认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建立的各城邦小国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权和外交权，并与之形成了和平共处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建立的各城邦小国，获得了恢复和壮大的机遇。在悬泉置出土汉简中，出现了“大月氏双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出使汉王朝的记录，说明当时在大月氏管辖之下的“五翖侯”7，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与外交权，这一情况的出现，也是其与月氏交错分布、和平共处的证据之一。

　　从考古学文化上将月氏文化与贵霜文化区别开来，是王老师及其团队近年中亚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已获得的考古资料能够证明：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当是贵霜人，而非月氏人。

　　这一研究结论将从体系上颠覆国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因此具有很高的挑战性和难度。目前，王老师及其团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完善证据链条。从目前的工作进展来看，有望在这一重大的国际学术课题上取得突破。

　　在古代新疆，《汉书·西域传》记录的西域诸国中，既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梨、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等从事绿洲灌溉农业的城邦国家；也有婼羌、西夜、蒲犁、依耐、无雷、捐毒、尉头、乌孙、乌贪譬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国、蒲类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国、山国、车师后国等游牧国家或部落。农业国家大都生活在平原和盆地的绿洲内，而游牧国家或部落则多生活在山前、山谷和山间草原地带。

　　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所处的内陆干旱地带，农业人群在河流平原、盆地中心和绿洲内从事灌溉农业；在土壤堆积较薄、无法灌溉、无霜期较短，无法从事农业的丘陵、山前坡地和山间草原，随着海拔的增高，降雨量也有所增加，自然植被略好于低海拔的平原地区，这些地方就会成为游牧人群的生活区域。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在同一流域、同一盆地、同一地理单元内交错分布，就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同一地理单元内交错分布的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很近，和平共处是共同生存的最佳选择。这样，不同人群的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通过贸易的方式互通有无、互相支撑，不同经济形式、不同文化、不同来源的人群不断地交流融合，这是新疆和中亚地区古代以来不同于欧洲和东亚的农牧关系的另一种模式。

　　在新疆，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近代。以汉族和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农业人群，在平原和绿洲内从事灌溉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哈萨克、蒙古等游牧人群则在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从事游牧经济。

　　在讲座的最后，王老师谈到，关于游牧民族的发展与演变，以及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以及，实践对于每一个考古人而言都极为重要，我们目前所得到的每一个观点、每一种认识，都必须建立在反复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只有实践，才是考古学研究重建古史的必由之径。考古学的必要之处与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除实践之外，思考与总结也是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由此，实践的成果才能被转化为知识，迸发出更大的价值。

　　讲座的后半部分是提问环节，由线上、线下的参与者们共同提问，王老师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精彩的解答（图八）。

图八 王建新老师

　　问：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巴特墓地，存在有偏洞室墓的墓葬形制。而这一墓地的偏洞室墓较为特殊，表现为墓室之中存在有小型二层台，墓道之中还以土坯、石块等填入，将墓道围起来8。而在东天山地区所发现的，可能与大月氏有关的墓葬，与其形制并不一致，以拜其尔墓地为例，其墓葬形制存在在墓圹周围环绕石块，再于其上建造棚盖的情况9，这一墓葬形制与拉巴特墓地存在明显区别。而目前已基本确定拉巴特墓地是与大月氏有关的考古发现，根据文献记载，大月氏的源头又应当在东天山一带，请问王老师，应当如何看待二者在墓葬形制方面存在的差异？

　　答：首先，我们应当分两个阶段来认识东天山地区的游牧遗存：①第一阶段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五世纪，这一阶段的游牧遗存是在当地产生、发展的，与哈密地区的文化关系密切。从墓葬来看，此时的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基本不存在封堆，其葬式多为屈肢葬。我们认为，这一时期在东天山地区生活的人群可能并非大月氏人的直接祖先。②第二阶段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至此时，东天山地区的游牧遗存主要由外来人群创造，其墓葬形制也发生了变化：封堆出现，墓葬形制以竖穴墓与偏室墓为主，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这一时期在东天山地区生活的人群可能与大月氏有关。

　　第二阶段出现的偏室墓形制，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的偏室墓形制又有不同，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与地质条件之间的差异有关。如果在山前坡地建造偏室墓，往往只能建造为在巴里坤地区所见的偏室墓形制，因为，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偏室墓形制，需要在以土壤堆积为主的环境中才能建造。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一世纪初的游牧遗存，呈现出如下特点：①墓葬形制为竖穴墓、偏室墓并存；②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以上两点特征，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遗存墓葬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我们要展开对于墓葬形制的讨论，也须考虑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墓葬形制是认识游牧人群文化特征、判断其所属族群的重要依据，但也并非唯一依据。在此基础上，也须考虑其他因素，比如金属器等出土器物，与游牧文化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葬式、墓葬形制等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大月氏墓葬，与东天山地区与大月氏文化有关的墓葬，也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共通性。这种葬式、墓葬形制，不见于之前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与塞人、贵霜人墓葬的形制也不同，其族属只能为月氏人。

　　问：您曾经提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10”那么，能否从追溯图像源流的视角来研究岩画，能否根据不同区域中所发现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岩画，来推断某一人群的迁徙路线？

　　答：过去，尤其是在中国，对岩画开展研究的研究者们多为艺术学家、民族学家，而非考古学家。然而，在进行发掘、研究的工作时，我发现岩画与居址、墓葬等遗存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存的关系，如果要进行考古学研究，不能完全不考虑、不记录、不研究岩画的存在。那么，如何从考古学的视角开展对岩画的研究？在我看来，不能像之前的岩画研究一样，单对岩画的题材与内容进行解释。首先可以通过考古层位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岩画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判断同一壁面不同图像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除此之外，还需要将岩画与居址、墓葬联系起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11。只有确认了不同的岩画与不同的聚落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探讨岩画与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若不经过以上的步骤，岩画研究便很容易成为一种主观的研究，其科学性由此大打折扣。

　　问：应当如何看待遗存、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

　　答：目前，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似乎变得有些不清晰，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往往将陶器作为认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主要依据，但在游牧文化与游牧经济的相关研究中，以陶器来辨别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现在经常使用“某类遗存”一词，而尽量避免使用“考古学文化”，在我看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可能需要重新认识。

　　问：在延安的虫坪塬遗址进行发掘时，根据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可将遗址的年代定在春秋早中期，但测年结果则说明其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在同位素分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食谱研究，也反映这一遗址内部存在食性的差异。这一情况应如何解释？

　　答：关于能否通过食谱来讨论该遗址的经济模式是否为游牧经济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再斟酌。目前通过食谱研究，可以将以动物食品为主、以植物食品为主的两种人群区别开来，但无法从食性上分辨其人群是否为半农半牧人群，因为半农半牧人群与游牧人群均存在兼食植物食品与动物食品的饮食习惯，在同位素上所表现的二者食性差异，目前无法界定。

　　问：在农业经济、半农半牧经济与游牧经济这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下，陶器的器型大小、出土数量、器物组合等特征，是否存在异同？

　　答：在随葬器物方面存在一定的异同。以巴克特里亚地区为例，在农业人群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其性质多为明器，而在游牧人群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则以实用器为主。与聚落的情况联系来看，游牧人群墓葬中所出土的陶器，与同时期农业聚落中出土的陶器，更具有一致性。

　　问：在国际研究中，普遍将游牧的定义分为三类：纯牧业、半农半牧、农业比重较大的牧业。在您的研究中，如何定义“游牧”？又及，农业起源与游牧起源的前后关系是怎样的？

　　答：在对农牧的分类中，我赞成游牧、农业与半农半牧的区分，但在此之外，对纯牧业与农业比重较大的牧业的进一步区分，我不太赞成。关于第二个问题，农业起源是在游牧起源之前的。

　　问：您对于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择》一书有何评价？您认为青藏高原的游牧是何时出现的？

　　答：《游牧者的抉择》一书，我也认真阅读过，我认为它是一部很优秀的著作。可以看到，在这本书中，王明珂先生运用了许多民族学的资料，对考古学材料的运用相对较少。我赞成书中所提出的很多观点，但我仍然觉得，其对于考古学材料的运用尚不够完善。目前来看，对于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仍然较少。

　　目前，有关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的考古材料并不多，尚不足以帮助我们对此提出一个确凿的观点，讨论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的出现时间，还有些早。不过，青藏高原确实存在着游牧经济，同时也存在着农业，其农、牧关系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问：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出现了“大月氏双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的字样。那么双靡、休密与大月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汉书》中虽记有“五翖侯”之名，但翖侯不一定只有五个，“五”可能只是一种概述，所谓“五翖侯”，是大夏所分成的五翖侯，而非大月氏所设置的五翖侯，即大夏五翖侯处于大月氏的统辖之下，五翖侯是藩属国，而大月氏是宗主国。“翖侯”是游牧人的一种名号，在匈奴人、康居人等族群之间都有存在，是王以下的高级首领的称谓。五翖侯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的遗民，贵霜人也属于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中的一支。

　　问：区分游牧经济与半农半牧经济，有哪些明确的标准？如果要研究欧亚草原东部的游牧经济，可以参考哪些民族志资料？

　　答：半农半牧中的牧业，是定居的牧业。无论是农业聚落，还是半农半牧聚落，其聚落选址都在水源丰沛、距农田较近的区域，在内陆干旱地区，其选址主要在绿洲地带。而游牧的聚落则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山前聚落，坡地、丘陵等有游牧人群分布的地域，不具备实行灌溉农业的自然条件。要讨论不同的经济形态，须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结合。

　　问：上层游牧民族对下层农耕民族松散统治的形式，在王国维先生的《西胡考》中也有阐发，而贵霜帝国建立者其实是原大夏人的观点，也曾由以余太山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提出。但大月氏与五翖侯所分属的地区，在学界中一直存在诸多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界线主要由山脉构成，如余太山先生、姚大力先生都曾以兴都库什山东、西为其界线，若依此说，则大月氏王庭在都密，即《大唐西域记》的呾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同时，也有学者以巴克特里亚北面的赫萨尔山的南、北两麓为其界线。那么，老师在中亚的发掘，是否将以山为分界的传统观点，改换为以苏尔汉河为界的新思路？

　　另外，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卡尔查延宫殿的墙雕中发现了赫拉欧斯，也就是丘就却的前任的世系图。卡尔查延所在的位置距离老师所划定的、大月氏居住的山前地带很近，却被认为可能是贵霜人的早期王城。相应的，在阿伊尔塔姆，我们发现，在大月氏人墓葬出现的同时，希腊-巴克特里亚人河神神庙的建设却突然停止。由此，大月氏与当地大夏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认识？

　　答：有关于大夏的认识，我与余太山先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余先生认为大夏是吐火罗12，而我则认为大夏是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应当是斯基泰人的一支，与大夏并无关系，日后我有文章将就这一问题专门展开讨论。关于五翖侯，《汉书·西域传》中有如下记述：“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可见此段文义本是随月氏与汉使相交的有五翖侯，翖侯的实际数量可能不止五个。

　　关于“都密”的问题。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都密”就是现在的泰尔梅兹。而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在阿姆河北岸、苏尔汉河流域，较早形成的一处文化中心是卡尔查延，它在大月氏统治下的早期贵霜时期便已成为中心，在当地发现了如宫殿、神庙、壁画等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遗存。因此，以苏联学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该地区便是早期贵霜的中心。除此之外，达尔弗津特佩也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城址，其与卡尔查延遗址几乎同时，但遗址规模更大，其使用时期也是从早期贵霜时期至贵霜帝国时期。而泰尔梅兹古城，在希腊时期规模较小，至公元一世纪才逐渐发展兴盛，成为大城的时间较晚，刚好与贵霜人逐渐崛起的时间一致。《后汉书》中将其记录为翖侯之一，由此或可推测，“翖侯”不仅是统辖某一国家的君主的称谓，若统治一座较为重要的城，也可能被称为“翖侯”，“翖侯”并非直接指代国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苏尔汉河流域是早期贵霜的重要活动区域。另外，结合考古发现，推测泰尔梅兹地区就是“都密”的所在地，应当是合理的。

　　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识吐火罗。目前所有有关于吐火罗的研究，基本都是从语言学的视角来展开的，而我们的任务，便是从考古学出发，去构建、去认识吐火罗真正的历史。

　　最后，讲座的主持者王晓琨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王晓琨老师提到，王建新老师对考古学的热爱，对学术目标认真、执著的追求，对考古发掘所具有的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以及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客观、深入的思考，都体现了前辈学者严谨专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值得每一个同学学习。近二十年，王建新老师步履不停，以新疆为起点，一路西行，直至中亚，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领域发出了洪亮的、属于中国学者的声音。同时，也以中亚为镜，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入手，认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农业，与世界其他几大农业起源地的农业的差异之处，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立身之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次讲座，王建新老师将几篇相关研究文章融合在一起，以考古学调查、发掘的基础资料为支撑，高屋建瓴地阐释了重要的学术观点，对后辈学人具有莫大的启发意义。（摄影：刘乾）

师生合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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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应该不只有《汉书》所说的“贵霜、休密、双靡、肸顿、高附”五翖侯，《后汉书》增加了“都密翖侯”。

　　[8]唐云鹏,李伟为,梁云,王建新.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0(12):5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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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余太山.吐火羅問題[J].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00):259-285.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