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霍巍:《波罗艺术还是本土风格?——西藏中古佛教艺术中的创造与吸纳》
2022年11月21日晚,“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第九讲在线上平台顺利进行。来自四川大学的霍巍教授带来了题为《波罗艺术还是本土风格?——西藏中古佛教艺术中的创造与吸纳》的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老师主持。
图1:主讲人霍巍教授
霍巍教授的讲座援引了丰富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示出西藏地区波罗艺术源流与演进问题的复杂性。讲座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典型波罗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引用新旧考古材料,展示了波罗艺术风格于我国西藏地区的本土化流变;第三部分以吐蕃时期遗存为例,进一步探讨西藏波罗艺术的来源问题;第四部分是本次讲座的小结。
一
霍老师开讲即指出,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已敏锐捕捉到夏鲁寺木雕佛像带团窠花纹的厚重袈裟,札塘寺壁画供养人的高冠头饰、六挐具形式的背光等特殊形式,反映出西藏本土艺术风格与外来艺术风格的交融问题。由此引出本次讲座的核心概念:波罗艺术风格。
图2:印度现存波罗艺术风格造像
广义上的波罗艺术,指的是8世纪末-9世纪前半叶,随着波罗王朝的兴起而向外强势传播,并广泛流行于11-13世纪西藏、南亚各地的印度晚期佛教艺术风格。
以东北印度-尼泊尔地区现存造像为例,霍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波罗艺术的四大核心特征:第一,造像的世俗化,出现大量复杂装饰品;第二,与印度教交流进一步加强,出现多头多臂菩萨像,站姿呈三折腰;第三,宝冠佛像出现;第四,背龛形制改变,出现六挐具台座。
二
然而,观察11-13世纪我国西藏西部、卫藏、敦煌、西夏等地现存壁画、佛像、唐卡画,霍老师指出,上述遗存呈现的波罗艺术风格明显掺杂了地方因素。
图3:札塘寺壁画中的菩萨像
以宿先生重点关注的札塘寺、夏鲁寺为例。壁画中的菩萨像头戴三花冠、五花冠,台座具备早期六挐具式样,确属波罗风格;但无论是菩萨冠后的高头巾、佛像所着的厚重佛衣,抑或是与内地相近的轮廓线条、使用晕染绘制面部肌肤的做法,均体现出其他元素的杂糅,与印度-尼泊尔地区的传统波罗样式明显有别。
图4:桑达1号窟北壁壁画与上排五佛之一
类似现象也可见于近年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两处新发现。
首先是桑达石窟。该窟时代早至11世纪,其壁画一改此前以曼陀罗造像为主的克什米尔风格,以尊像为主要配置、使用六挐具台座、两侧胁侍菩萨呈三折腰且双腿并列分立的站姿,是本地区开始接受波罗艺术的重要转折点。但霍老师也提到其中保留的本地艺术特征,如底部带有赞语题记的佛传故事、顶部水鸟垂幔纹装饰带以及周壁千佛装饰的流行。
其次是帕尔嘎尔布石窟。该窟壁画的内容配置与桑达石窟类似,六挐具台座已绘制完全。胁侍菩萨的站姿、底层供养人像的服饰等处也体现出地区的独有风格。
整合上述新老考古发现,霍老师指出,“波罗艺术风格”应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概念,其内部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三
为了探明各地波罗艺术风格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关系,并进一步梳理11世纪西藏波罗艺术的来源问题,霍老师认为,我们应回溯地区早期文化现象,即吐蕃时期(7-9世纪)遗存,以找寻答案。讲座后半程,霍老师分别介绍了前弘期的西藏拉萨扎拉路甫石窟、藏东地区吐蕃时期诸石刻造像、敦煌吐蕃时期遗存以及西藏东部芒康发现吐蕃摩崖造像。上述遗存中均表现出了早期波罗式样与本土艺术的有机融合。
图5:藏东地区吐蕃时期石刻造像
如四川石渠县、青海玉树勒巴沟地点发现的一批吐蕃时期石刻造像。胁侍菩萨站姿略折,已经蕴含了波罗风格的雏形;而主尊座下的双狮,两旁出现头戴高冠、身着大翻领交襟长袍的供养人形象(结合题记,可知为吐蕃赞普),则是吐蕃佛教造像的典型特征。由此,霍老师认为,自吐蕃时期开始,外来的波罗艺术风格已不断改造,逐渐渗入本地元素,与本土传统有机结合。
图6: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交通线路图
西藏地区波罗艺术发展的高潮,正值其大力吸纳外来佛教艺术元素的时期。因此,针对波罗艺术的源流问题,霍巍教授结合交通路线图指出,地区可能从敦煌-于阗北线、藏西一线、印度-尼泊尔南线、藏东一线四个不同方向接受了波罗艺术,同时也在进行佛教艺术的本土化改造。
四
最后,霍老师对本讲内容进行小结,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吐蕃时期开始(7-9世纪),西藏本土佛教艺术已经受波罗风格的影响。
第二,西藏佛教后弘期(11世纪)以来,波罗艺术继续发展、影响不断扩大,西藏全域均有类似遗存出现,但已不完全是东印度-尼泊尔的典型波罗式样,融合了本土特色。
第三,西藏西部、中部(卫藏)、东部地区可能有不同方向的传播路线存在,反映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第四,西藏地区佛教艺术一方面吸纳外来波罗式样的元素,同时积极改造、融入吐蕃以来的本土风格,完成了佛教艺术本土化的重要历程,其杂糅的特征从侧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多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事实。
(图文转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