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0日下午3：45-5：45，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白云翔老师在我校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关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再思考》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100讲（考古名家讲坛第46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历史时期考古学，亦称历史考古学。讲座伊始，白老师先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这句耳熟能详的慨叹，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关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再思考”，兼以“学问乃时代之学问”解释讲题的由来。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白老师通过大量的考古实践例证，向同学们分享近年来关于历史时期考古学一些基本问题和前沿课题的再思考。

　　关于讲座主题中的“再思考”，白老师从自身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经历出发，结合主持学术刊物工作时遇到的实际情况，提出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正确理解、认识和把握历史时期考古学在整个考古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时期考古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史前考古学的异同。在此基础之上，白老师认为一方面因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语言系统并不相同，导致二者难以互相理解、掌握对方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近来文献史学界较多关注到考古发现，并利用考古研究成果进行历史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其长期在文献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考古学材料，亦已成为其学术特色。

　　白老师接着以日本学者中川成夫在1985年所写的著作《历史考古学的方法与课题》中前言为例，说明在当今史学界，以往那种把考古学理解为仅仅是以文献出现之前的先史时代为对象的所谓“补助学”的认识仍然根深蒂固——但事实上，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时代绝没有限定。随后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考古学是否仅仅为文献史学的补充，即如何更好地彰显历史考古学在古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白老师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的主要变化之一是，“田野考古领域进一步扩展，考古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田野考古在时间上的扩展，不仅表现在对‘古不考三代以下’观念的彻底摒弃，而且表现在对明清时期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实施，顺应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主讲人白云翔老师

　　一、历史考古学释义

　　首先，白老师介绍，有关历史考古学释义，即什么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据夏鼐先生等学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从研究的年代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白老师将其言简意赅地提炼为三句话：根据年代划分出的考古学的两大分支学科之一；历史时代或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之一；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的考古学。

　　白老师进一步指出，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所以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范围也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界定。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年代上限问题，如果考虑到夏代是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古代王朝，而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那么，可以将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而后，白老师话锋一转，指出如果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我国古代文字系统和文字制度的成熟，目前可上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即划定在盘庚迁殷的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过，如果综合考虑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方面因素，则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为宜。白老师强调，这一观点虽在此前就已经提出，但在中外交流过程中屡遭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公元13世纪之前还未有文字；另一方面，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即其是否为夏都。目前，中国学术界在此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并根据学术界的多数意见及各方面综合评估，将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名称定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白老师认为，由此带来的实践问题，即二里头文化若为夏代晚期文化，以此向前推至龙山文化、向后至殷墟之前的考古学文化都未发现文字。因而，这一时期的考古实践仍较多采用史前考古的传统方法，如类型学、地层学等。白老师据此说明，在学术研究中可将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文化等，作为原史时代来考虑，以便于实践操作。白老师接着分析，相较于年代上限，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亦有所争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将历史考古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时期，并强调其研究范围是古代，而与近代史、现代史无关。

　　对此，白老师表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等西方学术界便将18-19 世纪诸多遗产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如美国考古学会评选的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往往包括18世纪以后的项目。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学年代下限出现下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不少地区也多次勘探发掘清代墓葬，较之以往大有不同。因此，将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19世纪末（清朝末年）为宜。

　　二、历史考古学的主要特点

　　理论是思考的根本，是实践的精髓。在对历史考古学释义后，白老师结合张光直先生1984年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开设讲座时的论述（后整理为《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三讲《泛论考古学》中的内容）及自身的实践经验，归纳出历史考古学区别于史前考古学的两大特点。

　　第一，研究方法和手段有所不同。在阐述这一点时，白老师引用夏鼐先生的相关论述佐证：在断代方面，历史考古学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而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历史考古学必须与文献资料结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建筑学等分支。因此，对于历史时期的古代史研究来说，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可形象的比喻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理至易明。

　　第二，研究任务和重点有所不同。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能动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茅盾在《认识与学习》中说：“认识而后倘不继之学习，则认识不全。”在对第二个特点进行思考总结时，白老师亦经历了反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在2007年，白老师就提出“历史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上。”2017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的图录中，白老师再一次思考历史考古学的特点：“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最终目标是探究和阐释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三、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

　　接着，白老师提出，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任务有别于史前考古学，并例举具体的考古材料对历史考古学的三大研究任务。

　　首先，是物质文化的研究。白老师以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的观点引出“人要造物，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物”，揭示了人与物密不可分的关系。随后，白老师提到， 物质文明既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涉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物品都有所反映和体现。虽然这些物质遗存和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文献研究，但若仅仅只靠文献史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历史考古学就责无旁贷了。

　　白老师以西安汉长安城北郊古渭河上厨城门1号桥“中渭桥”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历史文献中关于中渭桥的材质、结构等信息是有所缺失的，厨城门1号桥的发现，让世人能够清晰直观地认识到2000年前汉魏时期桥梁的结构、规模、细节和建造技术水平等，见微而知著，在物质文化研究上，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西安汉长安城厨城门1号桥桥桩

　　再者，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物质和精神是相互依存的。据此，白老师介绍，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还有精神文化研究。同时，白老师指出，精神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成果，包括思想、文化、道德、教育、科学和艺术等，是人们社会关系、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但是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学界更加注重物质文化的研究，苏联甚至一度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这无疑是对考古学性质和任务的曲解。因而，俞伟超先生曾呼吁：我国的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当“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资料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

　　白老师认为，任何遗存都必须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上进行研究，同时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对古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和精神世界进行阐释，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在讲座中，白老师以自身的研究实践证明这一观点：通过梳理各种考古材料，例如西安枣园汉墓出土西汉“家常富贵”铜镜和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章帝元和四年（公元87年）铜壶圈足上的铭文等，总结出汉代人六大幸福观中的“家常贵富观”，再次论证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物质遗存，但其中包含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

西安枣园汉墓出土西汉“家常贵富”铜镜

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铜壶及圈足40字铭文

　　最后，再现和研究古人的社会生活也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内容。白老师指出，考古发现的主要是实物，这些材料在研究社会生活方面一个作用是实证，另一个是具象化。古代社会生活的内容极为广泛，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活动及其动因、环境、条件、方式、形态、过程及其结果等。例如，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舂米图，就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粮食加工的场景。

画像砖舂米图

　　无独有偶，陕西韩城发现的盘乐218号壁画墓（北宋晚期），墓中壁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北宋时期炮制中药的场景。壁画中部应为墓主人，墓主人像右侧有三位男子在炮制中药：一个男子端盆走入、一女子手捧药汤；左侧绘有4人：其中一女子执团扇从屏风后走出、一男子手捧“朱砂丸”药匣，另有两男子在方桌后研读医术、辨识药材。

陕西韩城盘乐218号壁画墓（北宋晚期）

　　此外，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出土木篦上的漆画“角抵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相扑”图。“相扑”这种活动在汉代称为“角抵”，白老师强调，虽然在汉代的文献中记载有角抵的相关历史，但是角抵者的具体形象是不清楚的。而凤凰山木篦漆画图像的发现，具象化地展现了秦人角抵的风采，同时证明至少在秦代，角抵这种活动在中国已经流行。

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出土木篦上的漆画“角抵图”

　　白老师总结认为，物质文化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三者紧密相关、互为依存，只是在研究的实践中各有侧重。

　　四、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礼记·中庸》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白老师以“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一古语为例，说明在历史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既要从“物质文化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这三个方面展开，但不能局限于此，而是需要站得更高，视野更宽，需要紧紧围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考古学的研究。针对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白老师将其归纳为十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进问题。白老师解释，进入历史时期之后，中华文明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考古材料去探究多元一体格局如何形成进、如何演进的。

　　其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如果说夏王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王朝国家，商王朝是以商族为主体的王朝国家，那么秦汉以后就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也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演变问题。白老师指出，在国家建立，特别是文明形成之后，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南北朝时期还是辽金时期，来自北方的民族文化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主动融入汉文化，这也是汉文化影响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映照。

　　其四，帝国时代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和宗教问题。在阐述过程中，白老师以去年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贵州大松山墓群为例进行说明。大松山墓群的学术亮点之一在于，它包含了从汉晋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材料对于揭示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和边疆治理的许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五，人群迁徙（移民）与社会和文化变迁问题。白老师介绍，在中国历史时期，人群迁徙是多次发生的，故在史学界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也有很多。如葛剑雄教授就曾提出，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

　　其六，民族（或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问题。白老师提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民族/区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七，帝国时代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问题。白老师强调，尽管帝国的文化具有统一性，但在大一统的背景之下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域性，于是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其八，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演进问题。商品经济是文明时代的产物，白老师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言，论证手工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与农业发生分离产生了商品交换，于是出现了商品经济。

　　其九，城市和乡镇的发展与演进问题。白老师认为，城市是文明时代的产物，中国城市的功能最初以政治为主，后演变为政治和经济功能兼具，以至唐宋时期，出现以泉州和扬州等为代表的经济型城市，因而，研究城市的变迁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其十，中外关系与文明交流互鉴问题。白老师指出，从世界文明视角来说，史前和先秦时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始终存在，但在我国历史上，以国家为主体大规模进行对外交流则从汉王朝开始，因此，秦汉以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历史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汉文化走向世界示意图

　　白老师随后补充道，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关系问题……这些史前考古中的重大课题同样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基于上述内容，白老师强调，“致广大而尽精微”，即历史时期考古应该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同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则需要围绕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三方面展开。

　　五、历史考古学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最后，白老师结合其考古实践经历分享历史考古学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考古学中的文献史料应用和结合问题。白老师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说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是历史学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后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切入，介绍科学利用文献史料的关键在于三方面：其一，历史文献构建的时空框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性变革，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绝对年代的断定等。其二，考古实物资料的历史认知：称谓、性质、功能、社会应用等。其三，考古实物资料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阐释。白老师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实物资料本身的解读是一方面，而其背后所蕴含的人、历史、文化又是另一方面，故其与文献史学借助考古材料进行研究的方式是相似的。

　　第二，地方志中的“实”与“虚”问题。我国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传统，自宋代开始其体例基本定型。根据《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中数据，可知各种方志有7413种，109143卷。白老师介绍，在研究历史遗迹、古迹等现象时，经常以地方志为重要的线索和参照，但其所记录的内容往往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故需谨慎对待，加以辨析。

　　白老师又以临淄大武汉墓和徐州土山2号墓为例，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地方志中的“实”“虚”问题。

　　临淄大武汉墓，位于临淄区辛店街道（大武公社）窝托村南，是一座大型封土墓。据明代《青州府志》记载，其被称为“相公冢”和“淳于髡墓”，推测是战国晚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著名的“稷下先生”——淳于髡的墓葬。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经对其陪葬坑的考古发现证明，其是一座西汉初年的齐王墓。

明代《青州府志·人士志·陵墓》

　　徐州土山2号墓，位于徐州市区南部云龙山北麓的土山，在此共分布有3座墓葬，土山2号墓是其中的主墓。据清代同治年间的《徐州府志》记载，其是秦末著名谋士、政治家，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墓，但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其是一座东汉王墓，而非所谓西汉初年墓葬，因而墓主可能为东汉第一代彭城靖王刘恭。对此，白老师认为，在考古实践中，对于地方志的记载，既要合理运用，也要辨明虚实。

20世纪80年代的徐州土山

清代同治年间《徐州府志》

　　第三，历史考古学中的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的问题。白老师强调，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同样是历史考古学的两大支柱，犹如历史考古学的“前驱”和“后驱”，说明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白老师先以马王堆汉墓为例，提到有学者根据长沙地区汉墓资料及墓中出土实物中既有水稻也有旱地作物的情况，推测长沙等地汉代的粮食作物大致是以旱地作物为主，或者旱地作物与水稻各半。但白老师认为，在汉代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粮食远距离运输较为常见，且发现者均为大墓，故墓中所出有可能是当地种植，也有可能是外地输入。对此，白老师进一步解释道，若想弄清该地区汉代粮食作物种植的真实状况，有赖于对遗址中植物的浮选和植硅石的科学分析，方可真正解决问题。白老师指出，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结果，长沙地区粮食播种面积32.45万公顷，其中稻谷播种面积28.96万公顷，即90%为稻作植物，那么，两千年前究竟是以旱作为主，还是旱作稻作各半，抑或是稻作为主。如果两千年前是旱作为主，那两千年后的变化又出于何种原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还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白老师继而以临淄齐故城东周秦汉时期冶铸业考古为例，说明强化科技考古，不仅为科学认识当时的冶铸技术提供了直接证据，更初步揭示了当时的自然环境、植被乃至工匠的日常饮食等。白老师强调，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科技考古在历史考古学中同样大有可为。

　　第四，历史考古学中的考古地层学问题。白老师开宗明义地指出地层学、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法宝。但在考古实践中，历史考古学对于地层学的重视程度不及史前考古。由此，白老师先后以曹操高陵的争论、陶窑的发掘及汉代土墩墓为例，强调考古地层学作为田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历史考古学应受到同样重视。因为考古地层学不仅用于判断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更重要的是据此揭示埋藏和堆积过程，以便对相关问题进行判断。

　　第五，历史考古学中的考古类型学问题。白老师强调，考古类型学同样是历史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且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其原因在于，考古类型学的功能不仅仅是根据遗迹和遗物之形态特征的差异及其内在联系判定遗迹和遗物等的年代关系、空间关系以及文化上的联系，还可直接反映出遗迹的性质和功能，遗物的族属、产地、制作者、应用场景等。白老师通过日常生活中包饺子的实例，说明在运用类型学进行研究时，不仅需要关注器物的类型、年代的早晚等方面，更要注意到制作者本身的差异。因此，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类型学分析不仅不能淡化，反而要在关键环节将其强化和“复杂化”。

　　第六，历史考古学中考古遗物的产地风格辨识及其应用问题。白老师特别指出，之所以将“产地风格”单独提炼出来进行阐述，是因为在考古实践中，发现同一时期同一种手工业的不同产地（作坊等）的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产地风格”。根据器物风格的不同，可以推测其可能产地或解释其他问题。白老师以漆耳杯为例：尽管两件器物的制作时间大体相同，但因产地作坊不同，使得其形制虽然大体相同，但其纹样风格大相径庭。白老师总结，对于产地风格的把握，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整体的判断，故其不仅包括样式形制，还包括器物的类型、材料、形制、大小、工艺技术、制作技法、装饰纹样乃至色彩等方面。

乐浪汉墓出土不同产地的漆耳杯

1.绥和元年“供工造”漆耳杯 2.元始四年“蜀郡西工造”漆耳杯

　　而后，白老师以南阳丰泰墓地出土的四乳草叶纹镜为例进一步强调，历史时期考古遗物产地的推定与史前考古相比迥然不同，因为历史时期出现远距离运输，导致产地问题极为关键。

左南阳丰泰M271:2 具有“临淄风格”；右南阳丰泰M281：18 非“临淄风格”

　　基于此，白老师总结认为，考古遗物产地确定有三种考古学方法：其一，根据器物上的铭文，如漆耳杯上所刻“供工造”与“蜀地西工造”；其二，依据作坊遗址发掘出土其产品的风格而比定，如不同陶瓷器的窑址窑口及其所出土的产品；其三，产地形成风格、流通决定分布，根据考古遗物的产地风格和考古遗物的地域分布状况，由此推知某种风格的考古遗物的密集分布区就是其产地所在，因为产品往往以产地为中心分布。

　　白老师继续列举杨哲峰教授所研究的汉代江东类型陶瓷器在长江中上游的传播与仿制相关问题，指出考古遗物的产地研究，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考古遗物产地的确定，而是以此为基础并结合考古遗物的地域分布和使用人群等信息，考察当时手工业生产、物品的流通和消费，进而考察当时人群的移动和人员往来、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交通状况等社会问题。

长江中上游地区所见汉代江东类型陶瓷器分布示意图

里耶汉墓出土的江东类型陶瓷器

长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江东类型陶瓷器

　　第七，历史考古学中的文化因素分析法问题。白老师引用李伯谦教授1988年在《中国文物报》中所言，说明文化因素分析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在史前考古研究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在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同样行之有效。不过，白老师并不赞同某些文章甚至博硕士论文中泛用、滥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现象，他认为若仅通过一件外来器物论证文化因素分析法，则有将其过度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对此，白老师选取合浦汉墓中出土的汉晋时期波斯釉陶瓶和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列瓣纹银盒作为实例，说明个别文章直接以前者断定合浦地区汉墓中出现波斯文化因素，以后者孤证得出汉文化中包含西亚、地中海文化元素的结论。

合浦汉墓出土汉晋时期波斯釉陶瓶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列瓣纹银盒

　　第八，历史考古学中的图像资料应用问题。白老师强调，历史图像资料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无论是图像、雕塑还是雕刻等艺术作品，尤其是墓葬中的图像类资料更多的是一种丧葬美术品，故其虽与现实生活相关，但绝非现实社会生活的原原本本的“写真”，而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夸张和变形，乃至融入制作者或者使用者的观念，与现实生活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差距，具有“哈哈镜”的特点。

　　白老师通过解读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中初唐所作张骞出使西域图所附碑文“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说明其同文献记载存在显著不同，并以此证明图像资料虽然珍贵，但利用其进行研究时，需要结合其他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莫高窟 323窟北壁·初唐

　　第九，历史考古学中边远地区的考古问题。白老师指出，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从理论、方法、手段到实践，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就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分支的考古研究来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需要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充分的注意。白老师以汉代边远地区的考古为例进行说明：汉代边远地区文化的发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主体、两个联系”。如果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视野，或许可以概括为“一个立足点、两个着眼点”。

　　白老师解释，一个立足点，就是立足于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研究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这个主体。两个着眼点之一，就是着眼于地处汉王朝边远地区的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认识当地的“汉化进程”；之二，就是着眼于地处汉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的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在汉王朝对外交往中的“桥头堡”作用，认识当地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第十，关于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学书写问题。白老师认为，考古学论著所研究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学问题，另一类是考古学问题。一方面强调考古学理念，重视发掘报告的编写，重视墓葬研究、聚落研究和器物研究等；另一方面更强调“历史学眼光”，即以“考古学思维”研究历史问题。据此，白老师表示，中华文明史的书写要着眼于历史问题，基于考古实物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思维、考古学逻辑、考古学语言（结合文献、科技等）进行。 白老师以刘兴林教授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和刘尊志教授的《物宜人和：考古学视角下的奏汉家庭》为例，说明前者虽着眼于农业与乡村聚落而非考古问题，但其熟练运用考古学材料、考古学思维及考古学逻辑进行论述；后者着眼于秦汉时期的家庭，并全方位收集考古资料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基于上述内容，白老师总结认为，考古学发展需要双向发力，一方面加强考古学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强化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学书写，即基于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思维、考古学逻辑以及考古学语言，真正地发挥历史考古学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白老师指出，在2021年评选的百年百项考古大发现中，两周以后的考古发现共计52项，占据“半壁江山”。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台湾有一次讲话：有史时代的考古学，则提供新的历史资料。除了考古学之外，我还想不出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得到新的历史资料。没有资料，就没有历史；没有可靠的资料，就没有可靠的历史；没有丰富的资料，就没有全面的、翔实生动的历史。基于此，白老师解释，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存是科学资料和科学构建历史的基础。

　　讲座最后，白老师以习总书记的讲话作为结束语：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

　　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讲座结束后，王志高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他说，白老师运用丰富的例证材料阐述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概念，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的异同，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特点，当下的重大的课题，以及在考古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十个问题。同时，他指出，白老师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对有关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大量思考，对于未来有志于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同学们而言颇具启发。

认真听讲的同学们

　　在其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本科生栗瑜巍同学向白老师提问：您在最后一部分讲到科技考古与历史考古相结合，那么过往的研究中是否出现科技检测结果与文字记载有出入的情况？如果有，我们应以何为准？白老师答：考古学的基本原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实证，其二是阐释。实证，即为实物加上科学认知来解释事物的本体；阐释，则是通过实证来阐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基于此，白老师认为，点的问题应以数据为准，而认知问题应结合文献辩证分析，尤其是当阐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结合各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研判。

　　本科生张紫喻同学向白老师提问：在阐述考古发现及精神内涵时，如果缺少文献材料，需要进行推测或猜想，这个度需要如何把握？白老师答：关于度的把握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即使是研究了几十年的老学者有时候也可能把握不准。因而，在度的把握上应该“适可而止”，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以“可能”“大概”等代替“一定”“绝对”等理解和表述。

　　博士生盖佳择向白老师提问：如何利用出土的外来器物阐释本土文化中所包的域外因素？以及如何把握这个度？白老师答：通过分析器物的传播及中国境内发现的域外文物，可以推知中外交流的情况，且是较好的切入点，但需要注意的是，能否应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即并非只要是外来器物就都视作外来文化因素。对此，白老师再次以江东类型陶瓷器为例，说明当该类型器物传播至长江中上游时，是交流的结果，而输入地进行模仿与生产，则是江东地区文化因素的作用。对于度的把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能仅以零星出土的器物而滥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

与白云翔老师进行互动的同学

　　答疑互动结束后，王志高教授对白老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韩茗老师和文博系学生代表向白老师献花致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韩茗老师和文博系学生代表向白老师献花

　　白老师有关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再思考，不仅以丰富的实证，翻开地层的书页，让同学们得以同先贤一道畅叙幽情；更以前沿的课题，展现出古史的千秋万载，助同学们重拾起往日的兴衰虚实。在这其中，知之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白老师在讲座最后强调，历史时期考古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问题，故在实践中遇到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得出新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再次实践，如此反复，构建起不断深化的再思考过程。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相信在这场精彩的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将对历史时期考古有所感悟，并将在此基础之上，为书写中华文明史贡献出青春力量！（文：张萱、史云帆　图：白云翔、张浩哲、唐驰）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