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讲座“对话中轴线”系列活动第四讲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403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主讲，讲座题目为《营国城郭，井井有序——都邑布局与二里头王权》。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李梅田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开始，赵海涛老师从聚落考古理论引入二里头的研究背景，对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六十多年的考古工作进展和重要收获进行了概括介绍。1959-1999年的工作主要积累了一批重要、丰富的资料，建立起了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每期分早、晚两段的基本年代框架，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发现大型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多种青铜礼器、玉礼器等重要遗存，肯定遗址具有都邑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列举先后公布的二里头遗址遗存分布示意图――平面图，赵老师引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此前考古工作基础上、在聚落考古理论指导下的二里头遗址布局方面的探索历程和收获，初步判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随后，赵海涛老师对二里头都邑主体构成要素进行了详细讲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中心区多条主干道路及两侧墙垣形成的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主要发现之一，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构成了都邑布局的基础框架。在此框架中，宫殿区位居核心且面积最宽大，宫殿区外围道路最宽，凸显了宫殿区的核心地位；宫殿区和其南北两侧的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南北一线，共处都城中路。二里头都邑中虽未找到明确的中轴线，但其设计中应包含了“中央”、“中路”的理念。通过与史前城址和商代城址的对比可见，二里头都邑的网格式布局是史无前例的重大创造，其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体现出了当时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是宫殿区内的重要发现。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以宫殿区东部的3号、5号建筑基址为代表，院落内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明确的层位关系显示出了“居葬合一”的特点。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以1号基址群和2号基址群为代表，1号、2号基址分别与其南部的建筑基址拥有共同轴线，主殿在围墙围合的空间里，形成“四合院”式格局，并且院落内未发现贵族墓葬，与时代较早的3号、5号基址有所区别。

　　祭祀遗存有两处较集中的发现。在宫殿区内东北角有一处2500平方米的巨型坑，发现有房址、路面、放置整齐的完整猪骨等多种遗存；宫殿区北侧的区域也发现了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遗迹。

　　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南侧，其东、北和西侧均有墙垣围护。作坊区内东北部为1000平方米左右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南部为2万平方米左右的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发现绿松石料坑，出土包括原料、毛坯、半成品、成品、废料、残件等产品在内的8000余粒大小不一的绿松石，涵盖了绿松石加工的各个环节。铸铜作坊出土多种与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如浇铸场、陶窑、工匠墓葬以及陶范、坩埚、铜渣等，应与铸铜有关。另外根据发掘中所见的石、骨、角、绿松石的遗物分布情况，夯土建筑旁可能进行了小规模的器物加工。这反映出二里头手工业官营作坊区集中、专业加工和小规模零星、多种原料加工并存的特点。

　　遗址共发现了近30座甲类贵族墓葬。与史前和商代墓葬朝北，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贵族墓葬面积较小，大部分无棺，随葬品有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在墓葬中有铜铃和绿松石龙或铜牌饰相伴出土的现象，赵老师根据《诗经》中有关周王祭祀宗庙的记载“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推测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与龙和铃引导灵魂有关的丧葬观念，而且一直影响到东周时期。二里头遗址发现了20余件青铜礼器，从铸铜技术、铜礼器的主要种类、形制和礼制等方面，为后世辉煌、发达的商周青铜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通过商周王朝的发展，形成了华夏礼乐文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最后，赵老师对二里头遗址布局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了阐述。根据地层关系和遗存特征，可以将二里头遗存分为四期，其中四期可以再细分阶段。一期发现遗存较少，从分布范围和遗迹遗物来看，一期时二里头至少应为一处中心聚落。二期时，二里头中心区环绕宫殿区外围的主干道路已经出现，宫殿区形成但外侧尚未有围墙，内部的3号、5号基址为开放的多进院落宫室，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相对开放。铸铜作坊开始铸造铜礼器，绿松石作坊也开始加工绿松石制品。二期时都城的要素已经出现，此时应为都城，是二里头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中心，等级最高。三期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宫殿区外出现了围墙，从最新发现来看多网格式的格局可能每个网格都有围墙，同时多进院落发展成为“四合院”式夯土建筑，3号、5号基址废弃不用，其上修建2号基址，西南角修建了1号基址群，主殿在围墙内。祭祀、手工业制造活动总体上更加发达。四期可分为早、晚两段，晚段可划分出四个小段，四期早段和四期晚段第一阶段继续繁荣发展，四期晚段第二阶段发生较大变化，遗存分布范围大大缩小，除作坊区仍发挥功能并出现新的绿松石作坊外，其余表现二里头都城主体要素的设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废弃，同时下七垣和岳石文化遗物在二里头都城的中心区大规模出现，且对1号基址造成了破坏，第三阶段修建了新的大型夯土基址和绿松石作坊，铸铜作坊继续使用，到第四阶段均遭到破坏并废弃。二里头在二期到三期、四期晚段内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从遗存面貌来看，前者变化可能来自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统治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后者可能是由政权更替带来的都城废弃。

　　此外，赵老师也对遗存分期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重视根据遗迹间的层位关系建立年代序列，从建筑本身的修建、使用、废弃出发划分阶段，应远比陶器建立分期要详实、精确得多。

　　李梅田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简要总结，并对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赵海涛老师讲述的二里头发现与研究的历程为我们认识考古学科理论与考古发现、研究之间紧密互动的关系同样具有启示性意义。参与讲座的师生就二里头的年代、墓葬规格、青铜器铜铅料来源、铸铜作坊的废弃情况等问题向赵海涛老师进行了提问，赵老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问题，讲座在讨论中结束。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