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占据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我国学者虽然也有一些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境内，对境外很少研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20多年来，我们从国内的甘肃河西走廊、新疆东天山开始，逐步走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继而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实践中，我们不断总结和思考，树立正确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完善科学的工作方式。

　　一、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要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和长远的工作计划

　　我们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切入点，首先在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确认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9年起，该项研究工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东天山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并已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康居、月氏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

　　最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月氏“西击大夏而臣之”的“大夏”，应该就是西方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应该与塞人和吐火罗人没有关系。作为希腊一巴克特里亚遗民一部分的早期贵霜（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人，主要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地带，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继承了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的传统，继续发展灌溉农业并兼营商业，城邦文化逐渐复兴，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逐渐扩大。作为外来人群的月氏人，主要生活在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他们分布在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继续从事游牧经济，与河谷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经济的原住民和平共处，实行较为宽松的间接统治。公元1世纪中叶建立的贵霜帝国的文化，继承的是早期贵霜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

　　随着该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地区开展长期的工作，将研究的时间范围上推至青铜时代、波斯帝国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下延至贵霜帝国时期、粟特时期。从长期扎实的基础工作入手，不断获取新的考古资料和成果，以求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取得系统性的突破，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视角下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一些主流观点和研究结论，发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国声音。

　　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需要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游牧文化的研究落后于欧美、日韩和俄罗斯，研究工作不多，研究资料和成果有限，更缺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建。古代月氏人是一个游牧人群，我们在月氏文化考古研究的实践中认识到，认为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是一种误会和偏见，游牧中有定居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有定居就会有定居的场所和居住的房屋，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但这样的聚落遗址过去都被忽视了，因此对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靠的是墓葬资料。在国际上我们首先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颠覆了对游牧生活的传统偏见，大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的内涵和考古研究的内容。20多年来，我们在新疆北部发现了大量游牧聚落遗址的分布，在中亚一些过去俄罗斯和欧美学者已经做了大量考古工作的地区，我们又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游牧聚落遗址。此外，我们还对古代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古代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关系的不同模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表明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领域，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三、丝绸之路考古需要正确的工作方式

　　在20多年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实践中，我们逐渐总结和完善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工作方式。10年来的中亚考古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考古工作方式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我们逐步熟悉了研究所涉及区域的地形、地貌和环境，逐步了解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的分布特征和规律。通过大量的对考古遗址的实地考察和对考古遗物的实物观察，有助于我们在有严重语言障碍的条件下，较好地了解和理解已有的考古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逐步了解了已有研究的缺陷和空白，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准确地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较快超越已有的研究。

　　多学科、多单位的合作是我们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工作方式和特色。多学科综合研究是考古学研究方式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我们在东天山地区考古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积极地采用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参加研究的有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在古代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关系研究、考古信息资料的提取和分析、考古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考古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在现代社会中的活用等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亚考古的过程中，我们继续采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工作方式。古环境与古人类关系的研究，伴随着我们从调查到发掘的考古工作全过程；古DNA研究等一些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攻克学术难关的关键。在中亚考古过程中，除了国外的合作单位之外，先后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天水博物馆、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国内单位的学者或学生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同时也促进了我们的研究不断完善。

　　四、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考古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国内的考古实践和与国外的交流合作，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已不落后于欧美、日韩等国家。国内研究积累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境外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不仅仅如此，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也开始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近20年来，我国围绕着大遗址保护开展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大遗址考古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重整体，就是重视遗址的整体保护和整体性研究。第二，重系统，就是重视遗址的系统保护和系统研究。遗址的各个功能部分，不论是城里的还是城外的，统治者的还是平民百姓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环境的等各个部分，都要作为一个系统的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去发现和研究，这样才能系统地保护。第三，重保护，就是保护意识和保护工作贯穿考古工作的全过程，考古工作为大遗址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资料和依据。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界在实践中形成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国外考古学界包括欧美、俄罗斯考古学界缺少这样的思维和工作方式。

　　在被俄罗斯、欧美考古学界长期垄断的中亚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许多古代遗址被挖得千疮百孔，但城市的格局仍不清楚，与古代城市密切相关的同时期的墓地很少发现。在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中，则只发现有墓葬，与墓葬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却很少发现。我们在大遗址考古理念的指导下，在与古代城址同时期的墓地和与游牧墓地同时期的聚落的考古发现方面都有突破，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缺陷和空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遗址考古的工作方式，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超越，赢得了所在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五、丝绸之路考古应为共建“一带一路”做贡献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我国曾经历过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我国进行掠夺式考古的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和我国一样有过相似的历史，留下了许多令人痛心的记忆。当我们在境外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样的历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绝不能重蹈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覆辙。

　　我们要有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就是要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中亚地区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过程中，与主要合作方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乌方参与合作研究的塔什干大学、铁尔梅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获得重大成果。用负责任的态度讲就是，考古工作不仅是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而且必须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工作。在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历史过程中，很多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未做回填保护，满目疮痍。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坚持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认真回填保护。为了有利于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和展示，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撒扎干遗址一座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展示大棚。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得到遗址所在国学术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好评。

　　作为在境外开展工作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言行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科和中国人的形象。我们要以负责认真的态度和科学踏实的作风，赢得遗址所在国合作伙伴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使我们的境外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能为增进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2018年6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大学召开，中乌两国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对中乌联合考古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9年2月22日~6月10日，由西北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次成果展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部，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古代大宛的所在地。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有费尔干纳盆地的一部分。由于历史遗留的民族和领土问题，多年来乌、塔、吉三国之间关系紧张，考古研究工作也是各说各话，互不交流。我们与乌、塔、吉三国的考古学术机构都已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近年来三国关系趋于缓和，在已有双边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由我们发起建立费尔干纳盆地多国联合考古机制已具备了有利条件和时机。

　　2019年3月，我们邀请乌、塔、吉三国考古学家代表和国内多家单位的代表，在西安举行了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围绕在费尔干纳盆地区域进行多国联合考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议题展开讨论，达成了在继续深化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多边交流、共享学术信息的共识，并决定当年首先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开展一次多国联合考古考察活动。

　　2019年9月，由西北大学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四国联合考察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举行。来自西北大学、故宫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15位中国学者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9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联合考察活动。

　　本次联合考察活动是建立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多国合作交流机制的开端，是在境外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已有中国学术机构与国外学术机构双边合作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的基础上，由中国学术机构主导开创的多国合作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的新机制、新方式、新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西北大学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将继续发扬丝绸之路研究的悠久学术传统，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

　　原文系《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序言，本文转载自“西北大学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