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良渚论坛” | 全球文明化有哪些不同模式?全球考古学者良渚论文明

10月18日,第三届良渚论坛“文明根脉:远古文明的历史智慧和当代价值”分论坛在杭州良渚国际研学中心举办。
论坛聚焦世界区域文明比较研究,汇聚海内外考古、大遗址保护专家学者,将中华文明与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置于同一对话空间,在多维比较中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探寻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通过20周年。本届“良渚论坛”以“文明重光:文化遗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为主题,邀请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人、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300余名中外嘉宾参加,与会嘉宾围绕“文明根脉:远古文明的历史智慧和当代价值”“实践创新: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薪火相传:博物馆功能拓展与文物活化利用”“文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文明根脉:远古文明的历史智慧和当代价值”分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贾笑冰
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题,为大家介绍了红山文化的新发现。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处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去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这样总结红山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新的发现,新在哪儿呢,扩充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贾笑冰介绍,马鞍桥山、彩陶坡、刺槐山以居住类遗迹为主,牛河梁(第一和第十三地点)、东山头、郑家沟、三家东北和元宝山为祭祀类遗址。虽然规模不等、结构也略有差异,它们是红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开始繁盛的社会公共仪式活动的体现,也是红山文化等级社会形成、等级秩序完善的重要表现。连续创新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色是红山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基础。
通过系列考古实证,贾笑冰深入阐释了中国礼制的红山发端。在彩陶坡遗址发现的130平方米“凸”字形礼仪建筑、马鞍角山遗址的祭祀坑、牛河梁遗址规模达6万平方米的九座台基建筑群,以及女神庙中出土的女神头像、熊下颌等泥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礼仪体系。他特别指出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燎祭、裸礼、瘗埋等祭祀现象,以及“唯玉为葬”的葬俗,与《周礼》记载高度契合,证明红山文化已形成成熟的礼制规范。
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相印证,贾笑冰提出了突破性观点:红山文化主体年代(距今6500-4800年)正对应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炎黄时期。女神庙中发现的熊下颌泥塑、宣化积石冢的土塑熊头等证据,与黄帝“有熊氏”的记载形成呼应,为“红山文化是否属于黄帝部族创造的文化”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考古学线索。
最后,贾笑冰总结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红山模式”:以连续创新与开放包容为特色,既继承东北玉文化传统并发展为“唯玉为葬”的等级标识,又吸收仰韶文化彩陶技艺;更以礼制为核心构建社会秩序,不同地方类型在生活陶器上千变万化,却在礼仪器物上保持高度一致,这种“礼制认同”成为后世“礼仪之邦”的源头,对中华文明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意大利米兰大学教授 帕特里齐亚·皮亚琴蒂尼
分享了埃及西阿斯旺阿迦汗陵周边新发现的约500座墓葬、建筑结构及其研究情况。这项始于2018年的国际合作项目,由米兰大学与埃及旅游文化部共同推进,旨在保护沙漠边缘及瀑布地区的珍贵遗址。
皮亚琴蒂尼教授详细介绍了项目的创新工作方法。面对非法盗墓的严峻挑战,考古团队组建了跨学科专家队伍,涵盖埃及学、考古学、化学、勘探和地球地理等多个领域。他们运用GPS测绘、卫星影像勘探等先进技术,即使在遗址关闭期间也能有效监测盗掘活动。六年来,团队已勘探500余座此前未知的陵墓,测绘面积达两千平方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考古发现方面,教授通过丰富的图像资料展示了重要收获。位于东北部和中部高原地区的陵墓群,其建筑特色尤为显著——这些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的陵墓沿高原向下挖掘并嵌入岩体,体现了古埃及人巧妙利用地形地貌的智慧。特别珍贵的是发现了罕见的埃及铭文,其中东部悬崖的铭文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此外,保存完好的彩绘壁画展现了公元1-2世纪的艺术成就,尽管部分因盗墓遭受破坏,但仍能辨识出古埃及文字、墓主姓名生平以及宗教礼仪场景。
皮亚琴蒂尼教授重点阐述了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新突破。通过分析墓葬分布规律,团队发现山顶与山坡不同层级的墓葬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下层墓葬或许属于身份较低微的群体。最近发现的东西向7米通道和南北向墓区,每个墓室面积达6平方米,这种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揭示了长达千年的社会稳定统治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铭文研究成功确认了多位墓主身份,包括一位公元前2-3世纪的阿斯旺地区将领及其家族,其中一座墓葬更与卢浮宫藏品的主人产生了关联。
最后,教授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工作。通过对出土遗骸(包括男女及新生儿)的细致分析,研究人员致力于重构个体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古埃及社会的组织形态与生活习俗。这项持续多年的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有效遏制了盗墓活动,更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为解读古埃及文明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实物证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明起源研究中心主任 李世伟
他介绍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进展,指出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化进程已显著呈现。他也介绍了灵宝北阳平仰韶文化遗址、杨官寨遗址、八里坪遗址等考古新发现,郑州地区分布仰韶石器遗址有200多处。仰韶文化是主干性考古学文化,它所孕育的文明因素和文明特质对后继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自2020年5月获批实施以来,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四省联合开展考古工作,累计发掘面积25000余平方米,对灵宝北阳平、巩义双槐树等19个遗址进行发掘研究,今年9月已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
在聚落考古方面,项目取得系列重要发现:灵宝北阳平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250平方米的仰韶中期大型房址和四条壕沟;仰韶村遗址揭示出近1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及四条不同时期壕沟;宜阳苏羊遗址发现规划明显的20余座房址;巩义双槐树遗址更发现大型夯土院落和“一门三道”等重要遗存。区域调查显示,灵宝盆地仰韶时期聚落达285处,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多学科研究揭示,中原地区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猪饲养成为主要肉食来源。通过木材考古、DNA研究、地震考古等综合手段,重构了仰韶至庙底沟二期的人地关系与技术水平。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文明化进程的新认识:仰韶中期已出现“铸鼎塬古国”,具备大型聚落、社会分化、权力管理体系等古国特征;仰韶晚期的双槐树遗址更代表着“河洛古国”的形成,距今5300年,与良渚古国同时迈入文明社会,呈现以王权为主导、重视农桑、世俗务实等独特文化特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则加速了多元一体化进程,最终孕育出二里头等晚期古国。
李世伟强调,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王权型发展道路,其孕育的文明特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

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 达芙妮·辛克莱尔·米尔沃德
以海特埃尔-古拉布遗址为例,分析了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组织与人地互动关系。吉萨金字塔周边聚落和环境如何互动?为什么一座城市只使用了80年就被遗弃了?一个古王国里有哪些定居点?新发现的埃及古王国的建筑群,可能是建造金字塔的劳工的居住点,约有16万人居住。”一代又一代的工匠,是如何建造金字塔的,它们必须在一个王国的统治下进行,我们还没看到故事的全貌,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它了。”
通过对遗址地貌的深入分析,米尔沃德博士揭示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深刻互动。建造吉萨古城和金字塔工程显著改变了当地的地貌特征,甚至影响了尼罗河流向,形成人工运河系统。这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展现了古埃及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
米尔沃德博士重点解析了遗址中三个功能各异的聚落区:廊道建筑群作为劳工住所,采用密集型设计,可容纳16万至20万人口,每个回廊居住约40人,可能是金字塔建设者的集体居所;西城则是富商和执政官的豪华住宅区,配备私人厨房和接待室,出土的精美陶器显示其优越的生活水平;东城则承担城市管理职能。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体现了古埃及社会的高度组织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沃德通过物质文化差异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阶层:西城出土的印章等高地位物品与东部工匠区的简朴形成鲜明对比。而在沙漠边缘区域发现的野生物种和私人存储设施,则展现了基层民众的生活智慧。
关于遗址的废弃过程,米尔沃德博士提出了独到见解:在王朝更迭后,该聚落仅使用约80年就被遗弃,随后在人类活动和自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快速瓦解。这种短暂而集中的使用模式,引发了对其社会组织和文化延续性的深入思考。
最后,米尔沃德指出这种高度集中的规划模式影响了整个地区的人类流动和行为方式。金字塔的建造得益于古王国全社会的支持,一代代工匠从各地聚集于此,在中央政权组织下完成这项宏伟工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反映了古埃及社会的广泛结构,更展现了人类文明早期大型工程管理的卓越智慧。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波
他介绍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指出,山东地区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距今10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框架。近年基于新发掘的沂水跋山遗址群,已基本建立鲁中南乃至山东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在大汶口文化阶段,社会分化呈现血缘等级体系—宗族组织,家户规模的持续缩小,城址组出现,区域社会产生,出现早期古国,政体形态具有酋邦特点。而到了大汶口向龙山过渡阶段,血缘关系和宗教氛围的淡化,出现继承发展性的特点——器物群风格、宏观聚落模式等。到了龙山文化阶段,已经成为世俗性社会,个体家庭上升为家户主体,等级分化更为社会化,区域聚落群层级化更为明确,出现了军寨(哨卡/兵营),出现城邦社会。而最后岳石文化阶段,开始出现集权的早期国家。
这些发现不仅彰显了海岱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更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东方视角。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 尼古拉·马西尼
遥感考古等科技考古手段在良渚考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尼古拉·马西尼,也介绍了遥感技术在大型考古复合体和历史建筑保护中的应用,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更好地使用遥感技术。“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处理数据。作为考古学家,我们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技术,去观察实地的情况。”
遥感考古等科技考古手段在良渚考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尼古拉·马西尼,也介绍了遥感技术在大型考古复合体和历史建筑保护中的应用,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更好地使用遥感技术。“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处理数据。作为考古学家,我们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技术,去观察实地的情况。”
马西尼主任开篇指出,遥感技术作为一种多学科、多尺度的综合技术体系,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他详细介绍了对地观测系统的运作流程:首先评估自然与建成环境的变化,继而搜集信息确定关键指标,最终通过多传感器技术解析研究目标的现象特征。这种技术虽不能替代传统考古发掘,却能通过空间观测揭示遗址的整体格局变化,如在河南开封成功识别出古代城墙遗迹,在意大利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标记。
通过丰富案例,马西尼展示了遥感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土耳其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进行地质测绘;通过激光雷达技术重建意大利中世纪村庄;运用SAR技术在利比亚等地监测古城变化;特别是在南美马丘比丘遗址,通过数据整合成功复原了古城建造的不同阶段,揭示了从流域到采石场再到广场的演变过程。
马西尼特别强调了中意合作的成果:在北京社科院的合作项目中,利用美国冷战时期卫星数据,成功观测到中国新疆地区的“失落景观”;在河南地区,结合遥感与地球物理技术,建立起从清代到近代的地层年代序列;在龙门石窟等遗址,数字建模技术为保护研究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面对技术应用中的挑战,马西尼提出三大解决方案:推动卫星数据开放共享,搭建大型数据库促进研究民主化;加强多技术融合,将遥感技术与地球物理学、现场考察相结合;运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手段提升数据分析效率,如在叙利亚成功实现考古文物盗窃的自动检测。
最后,马西尼展望了遥感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他呼吁建立整合式监测系统,将遥感技术、空间成像、数字建模与考古学分析深度融合,通过跨学科合作充分释放技术创新潜力。他特别强调,开放卫星数据将极大推动考古学进步,加速人类对古代文明的认知进程,为构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郭伟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介绍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的路径和模式。“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新石器)重大研究项目聚焦3700BC—2000BC的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油子岭文化时期的两湖文化趋同,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鼎盛阶段文明曙光的出现,再到石家河文化之后,长江中游本土史前文明衰落,整体参与华夏化进程这一重大历史过程。郭伟民提出长江中游三苗族群较早与海岱东夷族群一同融入中原,形成了文化、政治上的最早中国共同体。他这样概括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路径与模式:生业形态是稻作为主的饭稻羹鱼,社会结构是血亲主导的古国城邦,政治信仰是无为而治的民本思想,精神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宗教,文明路径是连续稳定的演进发展。
在手工业领域,长江中游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油子岭文化时期创造了距今5500年的中国最早黑陶,比大汶口文化早500年;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双窑室陶窑;黄山遗址发现完整的独山玉作坊,证实了本地玉器生产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洞家湾遗址发现的铜刀将长江中游金属使用年代提前到屈家岭时期,该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为早期冶金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精神信仰层面,从高庙文化的陶器纹饰到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展现出完整的信仰体系发展脉络。郭教授特别分析了石家河玉器的源流,认为其可能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经由山东地区传播而来。刻画符号的发现也为文字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郭伟民总结指出,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具有独特模式: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形成“城邦林立”的松散联合体。这种“城从稻田出”的文明形态(如城头山城墙直接压在水稻田上),社会分化相对和缓,神权与君权不甚分明,战争迹象较少,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萌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日本熊本大学副教授 久保田慎二
良渚人是怎么做饭的?日本熊本大学教授久保田慎二介绍了良渚文化与东南亚地区稻米加工与食用。良渚时期,稻米已经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主食,久保田教授选取了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几个遗址的陶炊器进行分析,包括葡萄畈、美人地、卞家山遗址。他把这个区域的炊煮器分为广口鼎、子母口鼎、长颈鼎、甗,以及釜。他识别出三类用来蒸制食物的炊具——甗、釜和长颈鼎。结合陶器使用痕迹、实验考古和残留物分析,他认为,蒸饭是良渚人主要的烹饪方法,人们用釜和长颈鼎蒸饭,用甗蒸副食,比如鱼、肉和蔬菜。
最后,久保田教授提出了“蒸饭文化圈”的传播路径:以良渚文化为重要起点,蒸饭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经由中国南部向周边辐射,甚至在5世纪传入日本古坟时代,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饮食传统。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稻作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更从日常生活层面揭示了良渚文明的深远影响力。

浙江大学文化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刘斌
浙江大学文化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介绍了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新进展。“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等7家核心单位,并协同20余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共同推进。
项目聚焦于距今6000–4000年这一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过程的关键阶段,以崧泽–良渚文化序列为核心时空单元,针对凌家滩、东山村、寺墩、磨盘墩、福泉山、玉架山、良渚等中心聚落,以及中初鸣、施岙、柘林等重点遗址,通过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系统揭示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的动因、路径与过程,提炼区域文明演进的特点与模式。刘斌介绍,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丰富和完善了对崧泽至良渚文化阶段区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认识;多学科研究显著深化了对良渚社会的理解,增强了对良渚晚期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刘斌教授最后总结,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以玉礼器为身份标识,以统一信仰为精神纽带,构建起礼制统治的大型都城体系。这一模式不仅展现了区域文明的辉煌成就,更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实证。

摩纳哥阿尔贝一世亲王基金会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总干事 安娜·埃米莉·让娜·埃查苏
摩纳哥阿尔贝一世亲王基金会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总干事安娜·埃米莉·让娜·埃查苏,以“中法古人类学百年合作与亚洲人类起源研究”为主题,介绍了法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在北京丁村、湖北郧县人等遗址合作开展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埃查苏总干事首先介绍了具有113年历史的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该所由摩纳哥阿尔贝一世亲王于1910年资助建立,首任所长马塞尔不而教授奠定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传统。如今,这个拥有古生物、地质、化学等多个实验室的国际研究中心,其丰富馆藏中珍藏着来自中国的文物,并已培养过来自48个国家的学者,其中包括多位中国学生。
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埃查苏系统梳理了中法古人类学合作的百年历程。她特别提到艾米立尚教授早年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开拓性工作,以及1937年他与裴文中、贾兰坡等中国古人类学奠基人的学术交流与合影。亨利德美利教授延续了这一传统,自1981年起与中国团队展开长达四十余年的合作,共同推进了周口店、南京人、丁村、百色盆地等重要遗址的研究。
埃查苏重点介绍了她正在主持的湖北黄河支流遗址项目。该遗址发现的宽齿伴虎化石年代约距今100万年,同时出土的大熊猫化石等材料,为研究亚洲早期人类活动提供了关键证据。她特别指出,这些发现在缅甸以西和欧洲地区均未出现,对探讨“中国文化是自发产生还是外来引入”这一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云杉人遗址等项目的持续研究,埃查苏团队致力于解答东亚最早人群的居住生活状况和文化特征。她强调,百万年前亚洲人类活动痕迹的发现,促使学界重新思考人类迁移路线和文化起源模式。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汇编成专著并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法学术交流的重要见证。
最后,埃查苏总干事深情呼吁:史前史研究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能激起全球共鸣,古人类学没有国界。她主张通过亚洲、非洲等地的比较研究,构建完整的人类迁徙与适应图景。这种跨越百年的国际合作传统,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更是人类共同探寻自身起源的必由之路。

论坛上,还举行了“严文明纪念室”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主持。在共同观看严文明先生生平事迹视频后,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共同为“严文明纪念室”揭牌。严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和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家,是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的荣获者。此次“严文明纪念室”落户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将让严先生开创的学术道路继续延伸,让严先生培养的学术薪火愈加明亮。

最后,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国内学者分别介绍了东北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的最新考古成果。中国史前文化的演变是一个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转向多元文化背后的探究。中国考古学正在从早期一般化进程的研究,转变到各地方文明化进程中各地特点、道路、方式更仔细的研究,试图探究何以中国、何为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而要认清中国文明,更要放眼世界文明,要放到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文明研究成果和技术的交流,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来源:“良渚古城”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