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都临淄与汉代铜镜铸造业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一
    中国古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并对整个东亚古代铜镜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古代铜镜的研究历来为金石学家所关注，更为近代考古学家所关注。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古代铜镜进入到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铜镜不仅广为使用、制作精良、镜背花纹及其装饰丰富多样，而且渡过大海东传到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古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虽然汉代铜镜出土量非常之大，相关研究成果累累，但是，由于过去铜镜铸范等与铜镜铸造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很少发现，因而对铜镜铸造技术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更难以确定铜镜的产地。自1997年以来，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内不断有汉代铜镜铸范出土，这对研究汉代铜镜的铸造技术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临淄齐国故城镜范的出土，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由此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4年～2006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主持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县国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并于2007年1月出版了研究报告《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该报告通过对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的多层次、多视点的考古观察和分析，最大限度地究明其类型、特征、年代、制作技术、使用方法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汉代临淄的铜镜铸造技术和铜镜的生产，进而对汉代铜镜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考察，并由此出发对汉代铜镜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使汉代铜镜研究，尤其是铜镜的制造和生产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二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及东亚古代铜镜制作技术、生产、传播和流通的研究，深化对汉代齐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为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持，2007年2月9日至11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召开了“齐都临淄与汉代铜镜铸造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淄博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淄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临淄区文物管理局承办。出席这会议的有中国学者50余人、日本学者12人、韩国学者6人，计中外学者80余人。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观摩了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实地考察了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遗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中央与地方10多家新闻媒体到会采访报导。
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同修主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区长毕荣青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致欢迎词，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谢治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先后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作了题为《关于齐都临淄汉代铸镜业研究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刘庆柱在讲话中指出，西汉时期的政治首都是长安城，而作为经济中心则应该是齐国的都城临淄，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有着最为发达的手工业。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研究，对山东半岛，对整个中国乃至海东地区包括日本和朝韩半岛的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白云翔在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汉代临淄铸镜业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历程，进而根据汉代临淄的历史与考古发现情况，阐述了汉代临淄铜镜生产的年代、产品类型及其地方特色，铜镜制造技术及其水平，并对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说明。
   

    开幕式后，学者们就汉代临淄的铜镜制作技术、铜镜生产，中国汉代铜镜，日本和韩国的铜镜等进行了学术研讨。研讨会分上、下两场进行，分别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孔祥星、高崇文、菅谷文则、横田胜、李阳洙、安京淑等主持。研讨会上,中国学者何堂坤、吴小红、韩国河、程林泉、魏成敏，日本学者後滕直、田贺井笃平、比佐阳一郞、三船温尚和韩国学者李阳洙等作大会发言，另有中国学者白云翔、张从军和日本学者广川守、宫原晋一、清水康二等提交了书面发言。研讨的重点是汉代临淄铜镜的铸造技术、生产管理和流通等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周边乃至东亚地区汉代铜镜的发现和研究，为研究汉代临淄的铸镜问题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学术研讨既有传统考古学的研究，也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显示出多学科合作的突出特征。
三
    与会中外学者通过研讨，对临淄齐国故城铸镜作坊址的参观和出土镜范的实际观摩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认识，得出了临淄为汉代重要的铜镜生产基地、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的结论。
1、临淄齐国故城内铸镜遗存的年代，主要为西汉前期和中期，早者可早到西汉初年，晚者可能会晚到西汉后期，但不会晚至东汉时期。其产品，主要有各种蟠螭纹镜、四乳弦纹镜、四乳龙纹镜、四乳草叶纹镜、博局草叶纹镜等五类，其中尤以草叶纹镜颇具特色。
2、汉代临淄铜镜制造采用的是陶质双合范技术；制作镜范使用的原材料是当地一种含有较多粘土的细颗粒黄土并羼入稻壳灰；镜范还经过还原窑进行烘烤和焙烧。
3、就全国范围来说，迄今汉代铸镜作坊址经调查并能确认者，临淄齐国故城属于首次，也惟有临淄；汉代镜范的发现，临淄齐国故城属于首次，也惟有临淄，并且发现数量大；铜镜产品类型多样，铜镜生产时间长；迄今经调查并确认的铸镜作坊址已有石佛堂、苏家庙和阚家寨等3处，集中分布在齐国故城之大城的中北部一带，显示出汉代临淄铜镜生产规模之大。这就首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临淄是汉代一个重要的铜镜生产基地，是汉代铜镜制造中心之一。
4、临淄齐国故城内汉代镜范、铸镜作坊址的调查、研究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我国乃至东亚古代铸镜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将极大地推进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铜镜的研究；作为汉代手工业生产及其技术研究的新进展，对于汉代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将为汉代各地区间人群移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乃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信息；为临淄齐国故城科学价值的挖掘、研究和宣传注入新的活力，为临淄齐国故城的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通过学术研讨，与会学者除了取得上述共识之外，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关于汉代临淄铸镜业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于民营，但也有学者认为属于官营；在铸造工艺技术问题上，中国学者大多持一件镜范一般只使用一次的“一范铸一镜”说，但日本学者大多持一件镜范可以多次反复使用的“一范铸多镜”说；关于制作镜范的原材料，还存在着“石料”制成、或者临淄镜范不排除配入高硅粘土的可能性等不同认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研究及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汉代制镜技术的认识，无论对于中国古代铜镜制作和生产的研究，还是对于深化东亚古代制镜技术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认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
    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在对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遗存进行研讨的同时，还在更大的范围上对汉代铜镜制作技术进行了讨论。
    有学者对全国出土的草叶纹镜做了综合研究。认为此类镜出现于西汉初期，繁荣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渐趋衰落，王莽以后彻底消亡，流行时间较短。西汉早期，以有铭和无铭四乳八草叶纹镜为主，另有无铭四乳四草叶纹镜，麦穗形草叶有单层和双层两种，花叶纹有的枝尖有花苞，有的无花苞，尚不见中期比较流行的博局草叶纹镜和四乳四螭草叶纹镜。西汉中期，早期流行的镜类依然占据主流，但博局纹与草叶纹开始组合，出现了有铭文和无铭文的博局草叶纹镜，此类铜镜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西汉中期稍偏晚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四乳、四螭、博局纹和草叶纹相组合的铜镜。西汉中期偏晚以后，草叶纹铜镜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博局纹镜和星云纹镜。到了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变形四叶纹铜镜，但其纹饰形制以及布局与西汉时期的草叶纹镜已相去甚远。过去认为西安地区的草叶纹麦穗形草叶的发展是由单层向多层发展，花叶由枝尖无花苞向枝尖有花苞发展，铭文由两字向多字发展，现在由发掘品共出的陶器和铜钱来看，单层草叶纹和双层草叶纹西汉早期均有发现，无花苞和有花苞的花叶纹二者并存于西汉早期，沿续到西汉中期和晚期，它们之间尚不能找到发展演变脉络，其发展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草叶纹镜的出土地点有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浙江、安徽、上海、四川、广州、甘肃、辽宁等地。其中见诸报道的以陕西西安最多，河南洛阳和山东次之。各地草叶纹镜形制比较近似，但又各具特点。
    河南与山东相距较近，所出铜镜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有学者通过对河南中小型汉墓出土铜镜的数量统计发现，河南省内铜镜分布重心存在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直接反映。同时，作者还把河南与山东地区的铜镜进行了比较，认为山东地区出土的汉镜主流与全国一致，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但胶东地区、鲁北地区、临沂地区、鲁西南地区又各有差异，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种差异性很可能与铜镜产地的不同有关，胶东鲁北、临沂和鲁西南三个地区有可能各有自己的铜镜制造地。有的镜类，如草叶纹镜、四螭纹镜，山东比河南更丰富，这说明山东拥有自己的铸镜中心，因而也显示出一定的地方特色。
研讨会上，日本和韩国学者还各自介绍了本国出土的铜镜，以及有关镜范和铜镜铸造技术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研讨会的内容。
五
    这次研讨会虽然时间不长，但主题突出，内容充实，学术研讨可以说是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物及人，取得了丰硕成果。所谓由点到面，即由临淄一地出土的镜范，带动了全国乃到东亚地区铜镜的研究；由表及里，即由过去对出土器物的表象观察推进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其结构、配比、成分以及烧成温度等微观世界，使研究成果更加科学真实，从而为复原汉代铸镜技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由物及人，即由镜范的研究，深入到汉代手工业、汉代社会及文化交流的研究。总之，这是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和社会生产研究的一个突破。由此，也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就汉代铜镜而言，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物质载体，其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须有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汉代铜镜，在时间上，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空间上，既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汉代铜镜的统一性，主要是当时政治统一、思想文化统一的结果和反映；而其地域性，既与各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有关，但更主要和更直接的是与当时铜镜的生产和流通相关。因此，从考古上考察汉代铜镜的统一性和地域性，最根本的是铜镜产地的寻找及其生产年代和产品类型的确认。如果根据汉代墓葬资料考察铜镜的统一性和地域性，则必须坚持“共时性”原则，不能把上下四百年的资料混为一谈。
    就汉代考古而言，由于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必须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其二，是主要任务和研究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关于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历史文献记载相当丰富，但对当时的社会生产记载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的各种手工业生产进行研究，就成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实际上，以研究各个时代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原料、生产工具与设施、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生产经营方式及其产品的传播和流通为主要内涵的“产业考古学”，不仅是整个近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而且对于考古学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对于人类历史的揭示及其发展规律的探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