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分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六位专家学者对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史前考古学、三代都城考古、秦汉至南北朝考古、科技考古、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的新进展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研究

    高星研究员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依次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研究热点、中国最早的人类、现代中国人起源、中国古人类演化的行为模式、中国古人类—旧石器研究的新进展。在第一部分中，高星研究员将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研究热点概括为人类远祖的起源、早期人类生计角色定位、现代人类（近祖）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其中，他阐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尤其对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理论进行了详细回顾。在第二部分中，高星研究员重点分析了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龙骨坡、广西么会洞、湖北建始、河北泥河湾出土的材料，并展示了近年来发现的其他相关遗存。随后，他指出，这些文化遗存补充了稀缺或缺失的人类化石材料，表明古人类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就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生存和繁衍，对古人类远祖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构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未来新的发现或将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人类来自非洲的假设还是有更多化石证据的支持。在第三部分中谈及“现代中国人类起源”时，高星研究员回顾了学术界关于“东亚古人类是否连续演进”的分歧，并以中国人类化石有一系列共同特征、中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中国与外界之间有基因交流为视角，解释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术假说。此外，他还从古环境、文化、考古学序列的角度探求了中国人类连续进化的证据，同时，从放大镜效应、年代测定问题方面解释了距今10－5万年考古遗存“少”的原因。在第四部分中，高星研究员透过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工具组合与形态、原料利用、居址选择、发展规律等特征推导中国远古人类的行为特点，认为中国古人类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文化连续性与稳定性、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高频迁徙性、务实性、灵活机动性、进取性。同时，从部分遗址出土的手斧、石叶的形态和加工技术角度透视了器物上的“外来”因素。在最后一部分中，高星研究员从田野工作的精细、信息提取的全方位、新方法的运用、新领域的开辟等方面回顾了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新变化。

 

    在报告中，李新伟副研究员首先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21—1949年、1949—1977年、1977至今，同时，他阐述了每一阶段中发掘的重要遗址，总结并概括了每一阶段的重要学术课题。他指出，1921—1949年中，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田野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目的即为追述古史；到了1949年—1977年这一阶段，田野发掘遍布全国的绝大部分省份，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同时，碳十四测年技术引入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史前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占据主流，此外，该阶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为区系类型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回顾了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李新伟副研究员重点总结了1977年至今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他认为，至1977年以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田野发掘的遗址不断增加、科技手段应用较多、考古学理论不断发展和引入。尤其在理论建设和应用上，区系类型理论应用广泛，在其指导下，早期史前文化得以发现、薄弱地区文化发展序列得到建立、史前考古的时空框架得到细化、探索到一些与文明进程有关的重大发现，同时，这些发现和研究引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三部曲”、“三模式”、得以提出，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认识不断深化。除了上述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也引入到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如聚落考古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研究层面也呈现出多样化，开始探讨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经济基础、运行机制和演变机制。最后，在上述回顾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徐良高研究员紧紧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持发掘的八处中心性城址，回顾了三十年来的研究思路及其成果：发现偃师商城、洹北商城、陶寺城址。同时，他用丰富、翔实的考古资料，总结了三十年三代城址考古思路轨迹，并认为，三十年以来，三代城址的考古研究由点到面，由单个遗迹现象的发掘、考证研究到系统发掘、考察和研究，将每个遗迹现象放在共存的遗存背景情境中去研究它们的关系、功能；由重在对遗址年代、古文献指导下的定性研究到更广泛内容的社会关系、文化特性等的研究；由重在单个遗迹的年代、性质研究到聚落概念下的整体研究，即对聚落布局、同一区域内的聚落间关系、聚落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以及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聚落和人口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求；由单个遗址的年代序列研究到夏商周三代各重要遗址贯通，进行三代年代学的整合研究；课题意识指导下的发掘和研究越来越重；由重发掘轻保护到发掘、保护并重，再到保护目标下的调查和发掘；由传统考古发掘和研究到重视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进行上述回顾和总结之后，他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三代城址考古应更加重视年代学、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遗址保护和课题意识、理论的研究。

 

    在报告中，朱泓教授首先讲述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指出骨骼的性别、年龄、个体鉴定、古人种学研究、古人口学研究、古病理学研究（包括疾病、创伤、发育畸形、功能压力等）、骨骼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分子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接着，依据出土的人骨资料，他对中国黄河流域、内蒙古长城地带、燕山南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和部分南方沿海地区的古代居民的人类学类型进行了阐述，进而，他指出，在先秦时期，这些地区的居民可划分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并对每一类型的分布区域及其演变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他还对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古西伯利亚类型进行了说明。同时，他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划分为古欧洲人类型（欧罗巴人种）、中亚两河类型（欧罗巴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欧罗巴人种）、南西伯利亚类型（中间类型人种）、古西北类型（蒙古人种）、其他蒙古人种成分。然后，朱泓教授介绍了近年来DNA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发展状况，以及古DNA的特性。最后，他阐述了古DNA研究的考古学意义，并通过解析古DNA技术在姜家梁新石器时代墓地、河南郑州西山、青海民和喇家等遗址出土的人骨样品上的研究状况，阐述该技术在人群、家族、个体水平上的应用。

 

    朱岩石研究员首先回顾了秦汉至南北朝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更多的是积累资料，关注的是构筑中国考古学宏观的时空框架，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考古也不例外，同时，针对该时期的考古研究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如专题的研究较少、汉代和十六国的研究深入程度差距较大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秦汉至南北朝考古的工作不仅包括了积累，还有了开拓，整个工作出现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良好局面，其中的一些超过30年考古工作的大遗址项目，直接推动了秦汉至南北朝考古学的研究；近十年来，除了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秦汉至南北朝考古发掘取得了成果外，抢救性考古项目也取得一些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接着，他通过相关案例的阐述，总结了近年来秦汉至南北朝考古工作涉及的主要学术课题，这些课题包括：秦汉至南北朝城市与聚落遗址研究、秦汉至北朝墓葬与遗物编年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考古遗迹遗物研究、秦汉至南北朝丝绸之路与民族融合遗迹遗物研究、秦汉至北朝手工业遗迹遗物研究。最后，在前述的基础上，朱岩石研究员对三秦汉至南北朝考古工作提出了几点反思：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思路怎样进一步明确、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如何强调考古学科的引领作用、基于汉晋制度（考古资料的多样性）流变的复杂性，如何加强多学科合作、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深化研究层次。

 

    袁靖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科技考古的研究内容、方式等方面，并从科技考古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开展科技考古综合课题研究、中外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的出版物等角度介绍了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概况。接着，他从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DNA分析、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方面阐述了科技考古的主要研究领域，动态解析了近年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斐然成就。最后，袁靖研究员以田野调查和发掘、队伍建设、知识结构更新、区系类型、考古学方法创新、中外交流等方面为视角，对科技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