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度青年论坛于2010年12月30日下午在考古所八楼会议厅举行，共有3位学者作了报告，汇报会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考古所全体人员和部分所外同行参加。

    首先岳占伟先生作了题为“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的报告。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主要关注青铜容器的垂直分范铸造，而对于水平分范的研究略显薄弱。近些年来，水平分范铸造才受到关注，开始明确提出殷墟时期青铜器范铸技术普遍存在水平分范现象。青铜容器类是研究分范铸造技术的重点。主要分方形器、圆形器、圈足器和附件等。器物的形状、大小、纹饰，直接影响铸造时的分范方式。分范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垂直分范，一类是垂直和水平分范兼用。根据器物形体、大小、纹饰繁简、外形弧度变化等，确定铸造铜器需要范块的数量。垂直分范一般沿器物的扉棱、兽头或鋬的中线进行分范，大部分是垂直等分，少数不等分。为了降低合范的难度，避开应力集中的部位，在进行垂直分范的同时，加以水平分范。安装1块顶范是殷墟时期普遍采用的铸造方式。浑铸法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分铸法也已普遍采用，主要用于附件、复杂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分范铸造技术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商代手工业生产提高了有力的证据。

 

 

岳占伟先生

 

    随后郭晓涛先生作了题为“从洛阳看日本古坟时代初发国家——以汉魏洛阳城、缠向遗迹、樱井茶臼山古坟的新发现为中心”的报告。报告者通过对阊阖门址的清理和解剖，证明北魏宫城正门的总体平面布局和基本规模形成于魏晋时期。除了考古证据之外，同时也得到了文献方面的证实。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已经形成了以宣阳门、铜驼街、阊阖门、太极殿为轴线的布局。日本的缠向遗迹的绝对年代是2世纪末至4世纪初，在该遗迹中，发现大量来自日本濑户内海沿岸地区、北陆、东海等地区的陶器。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其在古坟时代的日本具有核心的地位，可能是邪马台国有力的候补地。在缠向遗迹发现的4个单体建筑东西向排列，呈现出轴线布局方式，建筑规模也逐层递进，显示出逐步通向权利中枢的趋势。核心区的周围存在有大型祭祀坑，而且显示出王权的特性。缠向遗迹开始出现高等级建筑的时间在3世纪中叶，其建筑的轴线布局与之前的分散聚居地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建筑明显有来自中国魏晋时期的影响。因此，卑弥呼的邪马台国极有可能位于大和盆地，而王畿所在地可能就坐落在缠向，作为王畿中枢的王宫可能在三世纪中叶迅速形成。在樱井茶臼山古坟的发掘，发现日本与中国交流的新证据。同时证明该墓的高等级地位，极有可能是大王级的墓葬。另外，巨大的茶臼山古坟的建造，需要协调、调动多方面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因此，对于研究邪马台国向初期大和政权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缠向遗迹的轴线布局、巨大茶臼山古坟的建造，很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而且可能与难升米来洛阳的事件相关联。总之，本文对研究中日交流、日本早期初发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郭晓涛先生

 

    最后吕鹏博士作了题为“广西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的报告。报告是对距今10000—6000年的邕江流域河岸型贝丘遗址进行的系统和综合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首先对贝丘遗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国际和国内贝丘遗址发现和研究史进行回顾。其次，对于贝丘遗址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归纳，对研究思路和方法也进行了说明。第三，是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群出土动物遗骸鉴定和研究结果展示。内容主要包括动物种属、数量统计（包括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质量）、测量数据等，并对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原始居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否存在家畜驯化、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狩猎压和捕捞压等研究结果给予展示。最后，基于各遗址动物遗骸的鉴定和研究结果，对邕江流域贝丘遗址进行动物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报告者认为邕江流域贝丘遗址的整体特征：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均为狩猎、捕捞和渔捞，原始居民对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方面（肉食资源和骨器原料来源）基本相同，古环境复原的结果也表明这些遗址的环境条件相似且未有大的改观，这是共性；而各遗址在动物种属构成、获取动物资源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是各个遗址的特性，可能与微环境和人类行为有关。报告者并对广西贝丘遗址进行集中整合，广西贝丘遗址包括四种类型：洞穴贝丘遗址、岩厦贝丘遗址、河岸贝丘遗址和海滨贝丘遗址，在对各类型遗址中出土动物遗骸分析的基础上，与邕江流域的贝丘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以对广西贝丘遗址历时性观察结果为基础，认为其呈现出一种被动发展的模式。在报告的最后，通过将研究视野放诸于全国贝丘遗址，对各类型贝丘遗址、各地区存在的贝丘遗址类型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观察，对贝丘遗址人地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吕鹏博士

 

    王巍所长最后对每位发言者的报告进行点评、总结。在汇报期间，各位听众积极参与，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