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经济考古的新进展--“科技与中国史前经济考古”研讨会纪要

   

    通过多学科的技术手段，调查研究特定时空史前人类经济生活形态，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考古学实践的重要特点，也是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动向之一。
    2011年6月3日，由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汉学中心组织的“科技与中国史前经济考古”研讨会（“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conomy in Chinese Archaeology”Workshop）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大文博学院和美国、瑞士、法国等地的十多位学者，分别从经济考古方法、环境与史前文化变迁、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和淀粉粒研究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史前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中外学者展示了不同研究方法与角度，交流了不同个案的研究成果。

    美国Bishop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焦天龙博士以《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的多学科视野》为题，介绍了近年来在中国东南地区开展经济考古技术的新成果，他从阐明浙南、福建、粤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特性入手，通过“低水平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和“海洋适应”（maritime adaptation）等概念模式的理解，对我国东南新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田螺山、壳丘头、大帽山、昙石山、黄瓜山等经济生活进行了实证分析。2001年Bruce Smith提出“低水平食物生产”这一概念，他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经济这一过渡阶段单独划分为“低水平食物生产”类型，强调这是从主要以采集为主到主要以食物生产为主的过渡形态，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没有驯化动植物的生产经济和有驯化动植物的生产经济两种类别，这类社会既与完全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不同，也与完全依靠农业为生的社会不同。在这种社会类型中，生产性食物的热卡路里总量不超过一个社群年摄取热量的30-50%，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渔猎和采集的食物维持生存。在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经济的研究中，“低水平食物生产”是一有意义的描述性概念，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复杂的经济形式特点。将低水平食物生产与海洋适应相结合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中国东南的考古学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经济与低人口密度、社会复杂化的缓慢过程和前南岛语族扩散原因等问题上。他通过对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田螺山、壳丘头、大帽山、昙石山、黄瓜山等经济考古资料的再分析，提出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经济中食物生产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是次于采集为主的生计方式的，属于低水平食物生产类型。同时海洋经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某些海岛聚落中海洋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巴里•罗莱（Barry Rolett）教授演讲题目为《黄瓜山与昙石山：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渔猎、种植和航海文化》，他阐明新石器时代的黄瓜山和昙石山遗址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关系密切，结合近年来他在闽江下游地区通过地质钻孔资料中古生物遗存的分析，研究福州盆地地理环境变迁的最新成果，提出在距今6000-2000年海平面上升，相比现在海平面状况可能高出近2.4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黄瓜山所处地应是一个小岛。2002年在对黄瓜山遗址的发掘中，通过浮选法和水选法，获得了不同的动植物遗存，尤其是大量海洋生物遗存，就是史前海洋经济生活的证据。从遗址三米多的剖面中看到在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有大量贝类遗存。而距今5000-4300昙石山遗址也应是海湾内的海岛，当时的人们主要以渔猎、采集经济生存。他认为该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不同阶段的海侵刺激了该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早期航海术的兴起以及南岛语族向太平洋的扩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教授做了题为《稳定同位素分析与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以田螺山遗址为例》的演讲，她认为研究田螺山遗址可以用于解释同一年代区间的河姆渡文化，通过人、猪、鹿、狗和水牛材料的稳定同位素分析N15和C3、C4的标本数值分析比较，结果显示当时人们主要使用内陆资源，这点与贾湖遗址相似；硅藻的淡水型分析结果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猪和鹿的食物来源相同，但与新砦、吊桶环遗址进行比对研究N15值的结果却显示田螺山的猪已经受到人工干预，成为驯养种。另外，水牛标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它与田螺山人的食物结构无关，推测可能是用于农耕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是当前世界范围史前食谱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当然，这样的纯实验分析可能会出现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结果，这就需从动物性别和年龄、聚落人员组成性质、等级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志军研究员是我国最著名的植物考古学者，他演讲题目是《小麦东传到中国》，特别介绍了福建霞浦黄瓜山发现的距今4000年的小麦遗存。他介绍了在世界范围内，西亚、中南美、非洲和中国作为四大农业经济作物起源中心的总体背景，认为小麦是从西亚传入中国，并代替了中国原有的主体农作物而主导中国北方。他通过浮选法和年代测定分析研究方法的成果显示，在地理分布上小麦遗存主要呈带状分布于黄河流域，而加之年代先后的条件考虑，得到的结果是小麦越早越集中于东部，而越晚越集中于西部，这与小麦东传说显然是矛盾的。他的解释是小麦的传入有三种可能：一是北线——欧亚大草原通道，欧亚大草原分布的青铜文化与中国北方文化区紧密相关，小麦、绵羊，可能还有青铜冶铸技术，如同一个文化包裹，由西亚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文化区，最终抵达中原地区，这就是北方东部地区小麦遗存偏东的原因；二是西线——河西走廊通道，最终到达中原地区；三是南线——从印度洋沿海岸线传播，这种可能就使小麦传播到黄瓜山这个近海遗址在年代和地理分布上成为可能，但这种传播方式的跳跃性和可行性仍需进一步探讨。
    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部的Anna Linderholm博士的演讲题目是《古DNA方法在新石器时代动物驯化研究中的应用》（Ancient DNA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eolithic process of animal domestication）。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考古学界长期关注的动物驯养问题，她认为驯养是一种为了达到特定需要而进行的操纵行为，这一过程使不同的动物开始了不同的遗传模式，也使人类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极大地改变。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中，驯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人口激增和资源压力、宗教仪式、意识形态发展都成为了促发“革命”的催化剂。驯养动物被定义为受人类控制繁殖、为人类提供产品、驯化的、从野生种中挑选而来的动物，但它不是与其野生先祖分开的单独生物种，在遗传学上只是一种始祖效应。她介绍了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研究方法所反应亲缘关系，线粒体纪元易于研究，有利于种系遗传学和系统地理学，也容易获得大量的样本。同时生物变异也能反映驯养的过程和新石器时代的扩张。她的研究对象以猪为主，通过与现代猪的对比和对古代样本的基因分析得到猪驯养过程的DNA证据，确定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以此探索猪的驯化过程与南岛语族扩散的关系，她通过猪驯化的DNA分析，重新考虑太平洋南岛语族起源和分布模式，中国成为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区域。
    厦门大学历史系葛威博士报告了《淀粉粒分析和其在中国考古中的应用》，淀粉粒研究材料来源于各种陶器、加工工具中沉积，甚至是牙结质中。淀粉粒的分析过程简单可归纳为水洗遗存表面，从得到的水洗混合液中寻找淀粉粒，再在现代模拟实验的基础上进行鉴定。该方法主要是依据观察到的淀粉粒形态结构，提供独立的图像证据，从而对古文化中的植物进行重建，对研究人类生活和工具的功用有很大帮助，但他提出这种方法在区别野生和驯化种的研究方面还是存在困难的，有些植物，如大豆，是不能通过淀粉粒方法进行研究的。
    英国阿伯丁大学的Allowen Evin博士则是以《新石器时代的动物驯养：基于牙齿大小和形状研究的新研究方法》。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一般发展进程中，狩猎采集者逐渐过渡为农民，生活方式上发生了重要转变，经济方式从狩猎采集转为食物生产，人口转型明显，且在社会和精神上有深入改变。很多关于驯化驯养的考古学证据不仅数量少，而且常常模糊不清。所以调查早期驯化的最佳方法是研究考古发掘的骸骨遗存，因为骸骨遗存可以测年，数量也较多，保存状况较好，包含较多生物信息，更能提供与人类的关系。Allowen Evin的研究侧重于生物信息中的大小和形状方面，其主要研究方法为生物统计学（biometry）、传统生物形态测定（traditional morphometrics）和几何形态测定法（Geometric morphometrics）。其中生物形态测定运用于鉴别生物种类间的变异，但却在形状和大小方面的研究上有局限。而几何形态测定却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具有更高的数值特性，更易于分离大小和形状特点，物体的几何形状易于保留。在“猪，人类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进程”研究项目中，她通过GM方法区分野生与驯养、种类上的变异种类、年龄、性别和其原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表型变异性问题，并可以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在应用于中国的考古研究中，她涉及了兴隆洼、西水坡、贾湖和甑皮岩几个遗址的猪牙齿标本研究，结果显示兴隆洼和甑皮岩的猪是属于野生种，而西水坡和贾湖遗址的猪已经是人为驯养的。另外她认为关于驯养问题的研究，最好是综合基因方法和几何形态测定法两者，发挥两者优势以扩大对已有资料研究的可行性。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吴春明教授总结了此次研讨会取得的收获。首先，诚挚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焦天龙教授和巴里•罗莱（Barry Rolett）教授邀请了多位社科院考古所和北大文博学院以及国外的专家学者，研讨会内容丰富、多角度的演讲，提出了经济考古学的很多热点问题和新的研究方法。他希望将来厦门大学的考古实验中心可以参与到国内各相关科技考古研究中去，共同交流，共享资料，定期研讨等。

（作者：孙若昕  厦门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