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
编者按：9月16日至17日，由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宁省博物馆主办的“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等64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12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提交会议论文90篇。本报择选部分学者的论文及发言摘要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辽金考古的最新成果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初探》：为最近几年在辽祖陵发掘取得的最新成果，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祖陵黑龙门遗址，获得了重要收获。辽祖陵陵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城的东南向，有一个狭窄通道，筑有一个陵门，也就是《辽史》所记载的“黑龙门”。黑龙门由门道、墩台、陵墙、慢道、涵道等和高大的城楼建筑组成。城门主体应为一门三道建筑，即两个墩台分隔出三门道，城门两侧连有石头包砌的夯土陵墙，东端陵墙内侧有慢道，门道、墩台和陵墙上面均有高大的城楼建筑。门道基础做法是在规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这与汉唐宋的门柱模式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开启了辽代自身特色的建筑规制，不仅为中国古代陵门建筑模式增加了新的实例，而且也为古代门制考古研究和古建筑复原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辽祖陵黑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是第一次对辽代帝陵陵门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填补了目前辽代都城和帝陵门址发掘的学术空白；辽祖陵黑龙门址主体保存之完好，为国内所罕见，为研究和复原陵门上面高大的城楼建筑等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李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永平金代寺庙址一号房址发掘》：是近年来有关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吉林省白城永平金代寺庙遗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永平村东南约300米。发掘主要清理了早期遗迹大型台基6座、房址1个、甬路1条、排水沟1条及台基之间的铺砖；清理了晚期遗迹包含房址10个、灰坑17个、灶12个、墓葬3座、灰沟1条。永平遗址在金代属临潢府管辖，遗址面积大，采用中轴线布局，出土遗物造型优美，使用兽头、凤鸟等在宗教寺庙类高等级建筑中方可使用的建筑饰件，同时发现了红绿彩绘壁画和涂金的佛像饰件，结合两年度的发掘情况，判断遗址为一处金代寺庙址。其中六号台基相当于山门位置，五号台基规模最大，位于中轴线的中间位置，作用类似“大殿”，其南侧与六号台基有甬路相连接，北侧有月台通向三号台基。三号台基规模次于五号台基，作用类似“后殿”。其东西两侧分布有2座规模较小的台基，分别为相当于东配殿的一号台基和相当于西配殿的二号台基。除了三号台基和五号台基之间的四号台基破坏严重，基本不见台基原貌，其他几处基址的组合基本反映了金代寺庙建筑的大体面貌。
辽金佛教文化及寺庙碑塔的研究
吴梦麟、张永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人民日报出版社）《关于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碑的撰书者》：今存蓟县独乐寺内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碑（辽道宗咸雍八年刻），撰文者范阳王鼎，是辽代著名文人，载于《辽史·道宗纪》及《辽史·文学传》。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详细记录了辽道宗朝的宫廷悲剧——宣懿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件始末，并著《焚椒录》一书。从今存北京门头沟戒台寺的《法均大师遗行碑》可知其为密宗信徒。
书丹者为辽代沙门志延，据《全辽文》所载《为先师志延造经幢记》，志延是涞水县水东里人，生于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父高寿。自幼出家，年二十有四转提点为师。年二十七受具足戒，戒行孤高，通达小大之乘。乾统八年（1108）孟春正月，年五十有九寂灭。志延多次参与了《契丹藏》的雕造活动，名列“文英大德讲经论沙门”，主持大藏经的校勘和讲解活动。于咸雍四年（1068）撰写《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此碑是王昶乾隆年间在京西大觉寺榛莽中发现的，至今仍是关于《契丹藏》的重要石刻文献。
齐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契丹藏〉有关的二件刻石——辽咸雍四年残经幢及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介绍了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的残经幢一件以及《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
残经幢发现于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岐沟村，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岐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政府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九百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残经幢所刻《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还佐证了契丹藏 “重熙——咸雍本”的最后完成时间在辽道宗咸雍年间。
《旸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现存北京西山大觉寺院内，刊刻于辽道宗咸雍四年，是北京现存辽代石刻中规格最高的辽碑。此碑虽见于多种文献记载，但碑阴文字未见著录，幸大觉寺管理处存有碑阴拓片。此碑刊立宗旨是记述印刷大藏经并“刻内外藏”之事。从文献价值方面看，此碑的碑文间接地提供了一些有关刊印《契丹藏》的情况。从阳台山清水院（今大觉寺）刊印《大藏经》也反映了辽代佛教之盛、寺院之经济实力与建筑规模。
成叙永（韩国弘益大学研究院）《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辽人将当时普遍推崇的信仰对象直接移至佛塔上的浮雕，其中，八大灵塔是在大塔（指佛塔）上另外砖雕的八座小塔。是指为了纪念佛陀的所做所行，而建立于佛陀八处圣迹的八座塔。这些塔包括阿育王所建立的佛生处塔、菩提树塔、转法轮塔、盘涅槃塔和建立于佛陀大显神通之处的四座塔。辽代八大灵塔首次出现的确切时间虽不详，但北京、朝阳地区的八大灵塔大概为此类塔较早出现的时间（公元11世纪初）。
辽代八大灵塔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八大灵塔与金刚界四佛一同立有的佛塔；二是同时砖雕毘卢遮那佛、八大菩萨和八大灵塔的佛塔；三是八大灵塔与经幢一同砖雕的佛塔；四是唯独置有八大灵塔的佛塔。其图像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辽代八大灵塔是在一座佛塔上所置的八座小塔或经幢，它可以分为十三层密檐式小塔、经幢形小塔和经幢三大类；第二、辽代八大灵塔之旁，往往立有标上塔名的塔碑，或直接雕刻塔名，这是代表八大灵塔信仰属性的重要特征；第三、包括朝阳北塔在内的朝阳地区的辽代佛塔中，八大灵塔往往以塔身南面为起点，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
同八大灵塔一起刻入塔碑的八塔名,可以解释辽代八大灵塔影响深远的信仰背景，意义甚大，他不仅象征着佛陀一生，还具有破地狱的功德。辽代八大灵塔信仰作为一种密教陀罗尼信仰，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其密教特征一直传承至金元，最终作为一种墓幢砖雕于禅师墓塔上。
张国庆（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有辽一代，始终活跃着一批“德法双馨”的高僧，他们“杖锡”游方与“挂锡”住止，用多种形式和方法，传播并弘扬佛教文化。
辽代高僧们“杖锡”或“挂锡”之方式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者如：访友拜师，弘法问学；化缘布施；自主择地建佛寺或修复残破之庵庙；做佛事道场；刻造石经；觅清幽处而静止禅修。辽代高僧被动“杖锡”之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受邀“杖锡”至某寺任寺职，做“住持”； 二是受邀“杖锡”至某处设坛讲经，戒度信众；三是受邀而“杖锡”至某地修寺建塔；四是接受“诏命”，“杖锡”赴阙，到京城皇宫或捺钵地行宫设坛，为崇佛信教的契丹皇帝讲经说法。辽代高僧们无论世寿长短，不管其一生“杖锡”路线有多长，在圆寂荼毗后，其骨灰舍利都要回到出家寺院进行塔葬。
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们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多不专治佛教某一经论，故其亦非专属于佛门某一宗派，而是“显密圆通”，诸宗兼顾。因此，辽代高僧出家或“挂锡”之寺院亦多非专属某一宗派。换言之，辽代的很多寺院，即便是以佛教某宗而冠名者，其实质上亦非仅仅专此佛宗，而多半是与其他教派兼容之。往往显示辽代佛教文化发展的显密合一之趋势。
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耶律德光引进白衣观音辨析》：佛教中国化是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中以观音的变化最具代表性，辽太宗耶律德光引进白衣观音一事已经被公认为是辽代佛教发展的转折点，白衣观音是当时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这一过程淡化了观音的佛教属性。
“衣白衣”的佛像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的敦煌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末法时代的弥勒佛，代表佛的涅槃，它在北周之后就完全绝迹了。佛像中再次出现白衣的形象，就是这个白衣观音了。在中国人的文化中，白衣是与死亡相连的。直到唐代，僧人还禁着白衣。白衣既非佛制，又与中国旧俗不符。之所以出现白衣观音像，首先表现出的是受到中亚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一个特征是信徒“白衣白冠”。《佛祖统纪》及其所引《夷坚志》都有记载。近年在西域和东南沿海不断发现被确认为摩尼教的艺术品，可以看到摩尼教教士的形象，在吐鲁番发现的绢画，上面有相对而立的一男一女摩尼教士，皆着白色长袍，女性应该是先披一层白巾，上罩筒形白冠。辽代观音像的头上常见到这种冠形，而白衣观音的观音巾也可从中找到原型。
“会昌法难”后摩尼教之所以在不被朝廷承认的条件下，以秘密形式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本土化，特别是与佛教中弥勒净土思想的融合，而白衣观音的出现似乎也与末法时代的救世思想有关。正是观音“闻音声而救难”，在唐晚期始出现了观音、地藏、弥勒组合的造像模式。 更进一步出现了白衣观音与弥勒、地藏的组合。
辽金壁画墓研究
韦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赤峰宝山壁画墓浅谈辽早期的汉化状况》：宝山1号墓与2号墓壁画含有浓郁的唐文化因素。其中“寄锦图”、“颂经图”等与传世的部分唐朝绘画极为相似，或许是直接以唐代名家画作为粉本。不过，宝山二墓尚有多幅其他壁画，其中还有不少契丹人物形象，其生动细腻之处不减汉式人物，如此高水平的仕女画有横空出世之感，应是受到了唐文化的特殊影响，其赖以产生的技术、时间等基本条件值得关注。
就文献所记载的有关服饰、文字、官制以及儒、佛二教发展等各方面来看，契丹文化的基本状况与汉似已无大差别。契丹在文化上的进步甚至可以追溯得更远，观契丹与唐和亲情况，即可知契丹上层早已深受唐文化之浸染。从宝山1、2号墓、耶律羽之墓等墓葬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出土地点特殊以及契丹人物形象、金属尸络、面具等显著的特征外，将这些墓葬视为汉人墓葬大概也无不可。我们认为契丹特别是契丹上层，很早就接受了唐文化的有力影响，阿保机时代的汉化水平远超鲜卑、蒙古、满族等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完全具备绘制宝山墓室壁画的人才基础和时间条件。放眼更广阔的历史背景，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在东亚已取得主导地位，渤海、新罗、日本文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文化之变种，契丹久为蕃臣，因此也不能例外。
郑承燕、杨星宇（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代墓葬壁画的分期研究》：将北区辽代壁画墓分为早、中、晚三期五段。
早期从辽建国至穆宗时期（906 -969年），其中第一段906-947年，第二段947至969年。早期辽代契丹人和汉人的墓室壁画内容丰富，尤其是契丹上层墓葬壁画见有唐代遗韵，甚或是直接袭用唐代绘画粉本。当为唐末五代时期中原画家将较为成熟的绘画样式与风格传播开来。而契丹下层墓葬壁画，尤其是其中的葬具装饰多见契丹游牧生产题材的萌芽，更为贴近契丹人的生产生活。然这类契丹民族题材的萌芽，尚未在统治阶层的文化建设中形成自觉意识。
中期从景宗至兴宗时期（969-1055年），其中第三段969-1011年，第四段1012-1055年。以庆东陵为代表的辽墓壁画，反映了辽代帝王学唐比宋、称帝中原的政治理想。其四季捺钵的主题成为契丹统治者的身份标志，奠定了辽代中期以后契丹人墓葬壁画的主题内容，形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表达了在与汉文化融合过程中对于民族身份与民族自尊的持守。
晚期即第五段从道宗至天祚两朝（1101-1125年）。壁画体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大型人物画的成熟，画家自如地运用人马车驼群像的构成方式，将时代的视象结构与组合方式有效地结合，从而确立了绘画整体的起承转合关系。二是汉人与契丹人形象自由、自在、自然地并置于同一画面空间之上，不仅人物个体形象的特点表达清晰，而且群像的安排自然合理形成有机的结合。三是不同民族的题材元素在同一墓葬壁画中交相辉映，运用自如。
陈章龙（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宋、金雕砖壁画墓中心区位移探讨》：宋代雕砖壁画墓主要分布在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区域，金代雕砖壁画墓繁荣区主要集中于晋南地区。以此来看，雕砖壁画墓中心区，由北宋东京开封及其邻近区域位移至金代的晋南地区。导致这种位移的主要原因是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带来新的墓葬风尚。同时，晋南地区由于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旧有的人文传统仍然延续，雕砖壁画墓得以继续繁荣。
就开封地区而言：宋、金两国军队在东京地区长期的战争，导致开封地区原先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随之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形态、日常行为，包括本区人们的丧葬行为和方式，从而也影响到本区墓葬装饰内容；女真国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石椁、石函墓，基本不在墓内施加装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雕砖壁画墓的继续发展。相反，晋南地区的兴起则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古就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区”之称），远离宋、辽，宋、金之间的交战。在金朝统治时期，女真统治者采取了若干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得晋南地区社会经济在短暂的萧条后，很快得以恢复并继续发展，并真正成为著名的富庶地区。加上晋南地区墓葬采用雕砖进行装饰，历史较为久远。因此，金代这一地区墓葬不仅延续了北宋墓葬以雕砖壁画墓为主要装饰手段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在墓葬装饰上较之北宋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从而成为金代雕砖壁画墓的中心区。
辽代器物研究
贺利（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辽代陶瓷研究存疑——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谈起》：主要介绍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八件辽代陶瓷，并对其窑口做一重新的判断。通过与近年来在辽宁、内蒙古一带出土的考古发掘品的对照，把其中的绿釉罐、白釉执壶、绿釉单孔鸡冠壶、绿釉双孔鸡冠壶、三彩釉驯狮纹八方钵、三彩八瓣花口印花盘、划花牡丹纹罐重新定位为赤峰缸瓦窑的产品，另外一件白釉剔花虎形枕从艺术风格上分析，虎粗犷写实，与中原虎造型的柔和温弱大异其趣，应该是辽境产品，从材料的运用和处理上判断，此虎枕也接近赤峰缸瓦窑产品。做出如上判断，主要基于辽代陶瓷中，戳印圈纹和刻半弧纹并用的实例很少，分别归属为定州定窑、赤峰缸瓦窑产品，然而证明定窑烧造这类器物的考古资料不充足。辽境内及中原地区出土的白釉器，产地纷杂，窑口判断上存在问题。鸡冠壶种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化，尤其是内蒙古还出土少数特殊型的例子，窑口不明。辽三彩器的出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辽宁的交界区域。多数为缸瓦窑的产品。白釉划花施褐彩误作“剔地填彩”，是辽窑仿制磁州窑的“变异”品种。国内外收藏中有大量白釉剔花或划花器，窑口判定误差混杂。当然，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很期待对辽境窑场包括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烧造史的系统介绍，以及完整清楚的产品分期、演变和分析。除缸瓦窑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窑场烧造，期待全面考察。
王春燕（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辽代出土琥珀初步研究》：与国内陶瓷、金银器、玉器门类研究的深入相比，琥珀研究显得尤为薄弱，辽代墓葬和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琥珀器物，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琥珀工艺提供了契机。本文以科学发掘出土的辽代琥珀资料为依据，对琥珀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索。首先对辽代琥珀按发掘时间顺序进行了简要梳理；其次按功能将辽琥珀分为装饰用品、佛教用品、丧葬用品三类，其中着重对琥珀佩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对璎珞、握手等具体器物做了一些文献考证；再次就辽琥珀的题材、工艺特色、共出器物、使用者的情况等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探讨辽代琥珀的来源并对辽琥珀进行文化因素分析。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琥珀作为一种广泛产于并流行于异域的器物，在辽代的广泛流行，充分印证了中西贸易的畅通，并引发中西文化交流层面的深入思考，以及从琥珀的发展脉络中初步揭示辽琥珀重要的历史地位。
辛蔚（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契丹节度使印”的性质与年代问题》：河北省隆化县韩吉营西沟出土的著名的唐代“契丹节度使印”是唐朝中央政府赐予契丹先王的礼仪性印章，该印在中国古玺印学、辽金契丹女真史学和中古中国隋唐时代的边疆民族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契丹节度使印”的性质与年代问题学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或以为是辽朝中央政府统治奚人地区的节度使职官印；或以为是唐朝中央政府赐予契丹的节度使职官印。“契丹节度使印”的印文具有“复古”与“创新”两种倾向，符合中古中国隋唐时代处于“隶变”和“楷变”双重影响之下楷书汉字的基本特征，而与辽代的楷书汉字和汉文官印的印文相去甚远，明显属于唐代官印的风格。文献记载的“奉国契丹之印”和考古出土的“契丹节度使印”都是唐朝中央政府赐予契丹先王的礼仪性印章，旨在彰显中央政府对契丹的隶属关系。通过古玺印系统传入契丹的汉字文化在契丹的崛起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诸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唐朝中央政府曾经试图将契丹纳入自己的藩镇体系，用以协调帝国中晚期的天下秩序和东北亚政治格局。契丹亦凭籍隋唐帝国的国势迅速崛起，进而全面继承了其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和东北亚细亚的民族战略与正统意识。
彭善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渤海故地辽金遗存举隅》：渤海上京城址第2号宫殿基址正殿东北角出土两块陶器残片，经复原为一件陶壶。复杂的纹饰带由细密清晰的栉齿纹（或称篦纹）构成，栉齿纹带中贴有乳钉。腹部的主题纹饰，约略可以推见是某种大角、长腿的动物纹饰。1981年，巴林右旗辽怀州故城内西南隅清理了一处窖藏，出土的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壶，腹部主题纹饰为栉齿纹刻划的大角鹿2只，下腹部为4条栉齿纹带。略作比较，即可看出两者极为相似。上京壶腹部的主题纹饰，也应是大角的鹿。可断定为辽代遗物。渤海上京故址发现的契丹（辽）的陶器，除上述陶壶外，尚有其他诸多标本。可知，渤海上京城曾为辽代所沿用。
与以上形制、纹饰相近的标本，还见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扎鲁特旗荷叶哈达M1、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科左中旗新艾里等。1998年，俄罗斯学者在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城址内寺庙址的发掘过程中，于一井内清理出长颈壶及背壶，形制及下腹部所压印的栉齿纹带，都和前述上京二号宫殿出土者相近。
公元926年渤海灭亡，《辽史》卷七十二宗室记：“改其国（渤海）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辽对契丹故地的占领与统治，必然伴随契丹文化因素的东播，前文所述渤海上京、克拉斯基诺城（盐州）出土的契丹风格的陶器，可谓这一历史背景的形象诠释。
辽金史料的考证与梳理
景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辽代遗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辽朝人的文字作品，保留下来的极少，大部分都散失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辽宋是敌对之国，双方的心理戒备很深，都采取了文化统制政策，防止本国文字流入对方；其二，辽朝廷保存的图书文籍，多在战乱中散失。今日所能见到的辽代遗文，主要是地下出土或新发现的碑志。计有石刻、砖刻、墨书题记、金刻四大类。其中以石刻的数量最多，次为砖刻，再次为墨书题记，金刻数量比较少。整理辽代遗文应当注意如下几点：（一）整理辽代遗文之原则，是以保存辽代史料为宗旨。为此必须扩大辽代遗文之范围，各种辽代文字，即使是只言片语，也要加以整理著录。（二）就每一篇辽代遗文而言，在整理时必须全文录出，不能节录。目的是保存其完整性，使读者看到它的原貌。（三）整理辽代遗文，一定要保存其原有的体式，不能随便加以改变。这里所说的原文体式，包括了提行、空格、篆额、大小字、别字、避讳等等方面。（四）保留碑别字。（五）保留避讳用字。
总之，我们在搜集、整理、研究辽代遗文时，要把眼界放得宽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只言片语，也不能轻易放过。要集腋成裘，积石成山，凡是能够寻觅到的文字材料，统统搜集、整理、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辽史研究资料不足的局面，将辽史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道路上来，在二十一世纪做出更大贡献。
任文彪（北京大学历史系）《〈辽史〉复文续考》：元修《辽史》，仓促成书，疏漏之处甚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傅乐焕先生曾作《辽史复文举例》，指出《辽史》的一大缺失为多有重文，即因同一人或同一事物有异名，而导致乍一看似为两人两事，实为一人一事的情况，并且推论其致误的原因是由于史源不一，其考证甚当。然而近日看来，《辽史》还有另外一种不同情况的复文，傅乐焕先生尚没有道及，即因两人同名，而导致张冠李戴，同一件事在两人的名下都有记载。通过对《辽史》中两个《耶律挞不也传》可以看出，两人虽然同名耶律挞不也，然一字胡独堇，为仁先之子，一字撒班，为季父房高家之子；仁先子为阻卜所杀，据《道宗纪》知其事在大安九年（1093），而高家子于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已为耶律乙辛党诬死。可以确定并非一人两传。然而两人均于清宁年间为永兴宫使，均参与平定清宁九年（1063）重元之乱，又均以立功授殿前点检司之长官，赐功臣号，其仕履如此一致，不免令人生疑。通过其他材料尤其是近年所出墓志资料的比勘发现，参与平定重元之乱的为仁先子耶律挞不也。元修《辽史》不足一年即告成书，其时原始材料已多散佚，故多因袭耶律俨、陈大任旧史，此误盖旧史已然。耶律俨《实录》实成于乾统六年。此时上距昭怀太子之诬不过二十九年，距重元之乱亦不过四十三年，相关材料当俱在，似不应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唯金修辽史时材料尚较丰富，历时亦较长，而修史官员又多次变换，对辽道宗时事也已经失去了亲切的认识。官修史书的一大弊病即是书成众手，常常自相矛盾，缺少照应，盖此误即出自金朝史臣之手，乃因两挞不也传为不同史臣所修，而总其成者又未能裁断，故贻误至今。
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松漠记闻〉版本源流考》：系统梳理了《松漠记闻》一书的著录情况及其现存版本，对该书版本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笔者认为该书最早的版本是刊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的歙县本，最早的足本是刊于乾道九年（1173）的建康本。现存最早的足本是刊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的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本。清朝《四库全书》的修订，对《松漠记闻》一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关于《松漠记闻》的作者洪皓，学界目前对其姓名等问题尚有争议，至今仍无定论。一般史籍均将其姓名写作“洪皓”，然而洪皓的裔孙洪汝奎却认为《宋史》等史籍记载有误，“洪皓”应当写作“洪晧”。关于《松漠记闻》一书的书名问题，由于“纪”、“记”二字混通，人们往往将二者混用。笔者认为自明朝中后期开始，《松漠记闻》与《松漠纪闻》两种书名才普遍被人们混用，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从南宋初到明中期该书的书名大多是《松漠记闻》，因此《文献通考》作《松漠记闻》的记载应当准确无误。
刘凤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契丹小字〈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为赝品说》：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购买了一盒契丹小字墓志铭，墓志主人的契丹语全名为“徽哩辇·汗德”，被设计为萧奋勿腻·图古辞哥哥胡覩堇·迪里钵的第三子，亦即被设计为内蒙古大学收藏的赝品《萧敌鲁墓志铭》主人萧敌鲁的三叔。然而，此墓志的真伪却存在很大疑问。主要的根据如下：1.采用移花接木以及埋地雷的方式，即在墓志上刻上见于历史记载的人和事，让专家去研究；2.虚拟的《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家族与萧奋勿腻·图古辞不是一个家族；3.《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主人被说成既姓萧又姓耶律，令人坠入五里雾中；4.《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错字连篇；5.语句不通顺；6.《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缺乏墓主人出生年月日和生平，不符合墓志一般格式；7.以入葬年款冒充铭文；8.《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墓志盖做旧做过了分；9.作伪者设下的诱人圈套。
《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前八行多半是东抄西凑来的现有成果，凡能通顺解读者均能找到其抄袭的出处。其题目也是把《萧奋勿腻·图古辞墓志铭》的题目加以变换而来，即使未被解读的新词也通过前言后语暗示了解读方向，故按着作伪者设计的思路解读起来很容易。但只要抓住其中几个诸如在墓志盖中把“国舅”与“横帐”并提的硬伤一眼就能断定其为赝品。我认为《萧徽哩辇·汗德墓志铭》和现藏内蒙古大学的《萧敌鲁墓志铭》以及杜撰的他们家族中人员中的其他墓志有一些共同的错误，均能互相证明皆为赝品。
金适、凯和（中国农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近年来女真文石刻的新发现》：《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铭文和《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的新发现，使迄今出土的女真大字碑刻总数增至十二件，对于研究金代历史、女真文字具有重要的价值。
《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它是镌刻在一件石函前壁上纵书5行21字的铭文。石函现收藏于哈尔滨黑龙江博物馆，是迄今为止金墓出土的唯一一件带文字石函。经过乌拉熙春教授的释读,可知石函文字所表达的完整内容是:“希里札剌谋克孛堇毕黑里、移里闵卫将军黑肯之家族”。
《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约20年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出土，该地南距金上京遗址约40公里，东至城子村金代古城约400米。这里是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墓的所在地。石碑正面为文字，背面为图案。经过乌拉熙春教授的释读，女真大字译成汉语就是“文字之道,夙夜无懈”。 据考证，该石碑是块“劝学碑”，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石碑是金代兴办女真字学的设施所立，用意在于敦促女真字学员不舍昼夜勤奋学习，填补了《金史》记述上京地区民间兴办女真字学的空白。女真大字石碑译文的问世反映出当时女真族民间的生活和教学活动，而石碑的发现地金上京是金朝开国后最初的国都，首次在女真文的诞生地发现女真大字石碑，再次证明了阿城是金代历史文化发源地。此碑保存的女真文字也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辽金历史研究
高福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有关辽朝科举史料的几个问题》：《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之《神童部》所载辽朝“经童科”记事，是当时撰史者发生史料“窜改”之误造成的结果。圣宗太平九年十一月丙寅条有关皇城进士张人纪等“赐第”记载之涵义并非是“赐进士第”，而应是“赐宅第”之义。兴宗景福元年刘贞等进士及第与重熙元年刘师贞等进士及第之记事实为重出，当为一科，而此科放进士所系时间的表述并不准确，此次科举取士应在圣宗太平十一年六月己卯前。出现以上疏漏，皆缘于元末史家因史料系年之误所致。元末史家修撰《辽史》时，虽然注意到不同史料记事之差别，但因《辽史》撰修时间局促，无暇细察，误以为两次科举取士，故依时间均列置于《兴宗本纪》中，从而给研究者带来困惑。由此而不得不感叹，辽朝科举史料不仅阙漏甚重，而且可征者也存在诸多问题。
肖爱民（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试析辽人意识中的国家政治中心——以辽代的石刻文为中心》：由于辽朝呈现出“行国”和“城国”兼具的复杂社会面貌，导致对其政治中心的认识产生分歧。从面世的辽代石刻文中可以反映出，在辽朝人的意识中，辽虽然先后兴建了五个京城，但契丹皇帝却不住在其中，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巡幸，而是过着一年四时捺钵“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以契丹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朝廷并不设在五京中的任何一京，担任上京、中京、燕（南）京、东京、西京的留守和府尹等官职，属于外任，称“出”，被寄予方面之任，受诏赴朝或行在、阙任官才属于“入”。因此出土的汉文墓志反映了在辽朝人的意识中，五京并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四时捺钵就其性质而言是契丹皇帝遵循草原轮牧习惯法则而从事的一种游牧渔猎生产生活方式，是按照季节四时迁徙的营盘、营地。由于“行宫部落”是指捺钵中跟随契丹皇帝四季迁徙的游牧集团，行宫是指皇帝直辖的特殊集团组织斡鲁朵，所以二者都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辽朝的“行朝”所指与历史上北方草原行国的单于庭、汗庭、龙庭、虏庭之意是相同的，就其内涵而言，此词在辽朝的特殊情况下，已经如行宫一样，词义有所扩大和延伸。最为恰当地体现了辽朝的行国特点和时人的认识，故辽朝的政治中心应该是“行朝”，即跟随契丹皇帝四时迁徙移动的朝廷、汗庭。
陈德洋（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试论铁木真建国前金朝对蒙古高原诸部的控制》：金朝建国后，并未对原来辽朝所统辖下的北方众多游牧部族建立有效的统治。在熙宗和海陵王时，为控制蒙古高原诸部，稳定金朝的北部边疆，金朝通过对蒙古诸部战争的方式。世宗、章宗时，金朝国力强盛，采取包括减丁、征伐、招抚、设置榷场、赐宴、修筑界壕等多种措施，来控制蒙古诸部。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蒙古诸部，稳定金朝北部边疆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金朝的屡次讨伐，造成蒙古诸部对金朝怨恨。金章宗时期三次北伐有力地打击了东蒙古草原上强悍部落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撒勒只兀惕诸部，使北方得到暂时的安宁。但是同时却替正在兴起的成吉思汗削弱了他东邻的劲敌，为其统一蒙古诸部减少了不少阻力。征伐和界壕的修筑，耗费了金朝大量物力、国力，使金朝负担沉重。设置榷场，贸易使得金朝大量生铁外流，使蒙古诸部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加速了蒙古诸部的统一。在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前，金朝并没有找到控制蒙古诸部的合理措施，其采用的征伐、修筑界壕的手段，一方面造成了蒙古诸部对金朝的怨恨，另外一方面也耗费大量的国力、物力。可以说金朝对蒙古诸部的控制是失败的。
金渭显 （韩国明知大学）《辽代自然灾害与虫害》：契丹一代之产业，还是原始形态的牧、农为主。农业方面言之，契丹皇家较早认识农业之利，建国后也奖励农桑，虽牧区也可垦地，但没有垄平田地与施肥的概念，极为粗放。耕作物有黍、稷、瓜、豆等。畜牧业方面言之，原生的草原上，以放牧羊马为主，没有水库、水洑、堤堰等大土木工事，所以不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只发生自然灾害，其中包括旱灾、水灾、风灾、霜灾、地震、虫害等。自然灾害对于农耕与畜牧的影响甚大，契丹历代皇帝也相当注意到天象及自然灾害。在早期，灾害只限于草原地带，大部分发生旱灾与风灾及霜雪，到了漠南地区，则多了水灾及虫灾等。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旱灾，旱灾的影响无论对于畜牧业还是农业都是致命的，整个《辽史》上多有射柳祈雨之记载，并伴随着对老百姓振恤之事。水灾也很频繁，常见人命被害，伤稼，漂失村舍，流失道路等记载，辽廷的对策，只免岁租，租赋而振恤，或出钱粟振恤。风灾的影响也很大，夏秋之际刮大风则伤穗，冬春吹风雪则变为酷寒，有时刮大风，行人飞旋空中，堕数里外。霜灾与雪灾也很多，每年早霜，年谷不登，大雪酷寒，牛马多死，人们无可奈何。地震之灾，并不频发，被害也不重，有时震度较强，民舍多坏。其他之灾害有蝗、蝻、蝝等，但被害程度不太大。
契丹皇帝对天灾地变的认识，与唐宋皇帝不一样。旱灾时，祷天祈雨以外没有谨身之作为，只免岁租及出粟振恤而已。以此看来契丹皇帝的灾害观念，看不到天子之面貌，可以看出人君之态度。
辽金典制及萧氏后族的新认识
毛春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圻《〈续文献通考〉与辽金典制》：明代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是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又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典制体史书，辽金典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文献传承的深刻认识和对辽金典制的重视，是王圻记载辽金典制的主要原因，而这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解和历史文化认同观念上的倾向。依据《文献通考》的分类设置，并在相关正史史料的基础上，王圻将辽金典制纳入了贯通的典制史的编纂范围，对后人撰述和研究辽金典制的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续文献通考》继承了王圻的做法，续补了辽金典制并载于宋末。同时纂修的《续通典》和《续通志》的辽金部分，也多处采用了王书的内容。此外，清代李有棠的《金史纪事本末》和《辽史纪事本末》、厉鹗的《辽史拾遗》、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等书，对王书也有不同程度的参考。当然，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载辽金典制也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有的是承袭自《辽史》《金史》而来，有的是刊刻中的错误，此书的校对和考订工作显得不够充分，在参考时需要加以辨别。总之，王圻《续文献通考》所续补的辽金典制，对后人认识辽金两代典章制度在历史传承中的作用及其特殊性，有一定的贡献。而其中具体的价值和存在的局限，还需要深入发掘。
向南（辽宁社会科学院）《契丹萧罕家族——兼说平原公主》：阜新西北乌兰木图山麓先后发现了萧仅、萧旻和平原公主墓，同时还有墓志出土。对我们认识、研究另一个不见《辽史》记载的萧氏家族提供了宝贵资料。从现有墓志资料可以看出，萧罕家族是萧敌鲁后人。根据《辽史》记载，萧敌鲁是阿保机建国后亲授的第一相，是皇帝亲封的真相。萧仅的高祖名字，不称敌鲁而称撒剌，《耶律斜涅赤传》说：“辽言酒樽曰撒剌。”正寓意萧敌鲁是阿保机酒器，盛满美酒供其享用，可见，萧敌鲁在阿保机心中的地位。萧罕家族与萧思温家族关系密切，两个家族都是胡母里、萧敌鲁后人。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周围地区是萧思温家族居住地、游牧场所及墓地所在，辽宁阜新乌兰木图山周围是萧罕家族居住地、游牧场所及墓地所在，两地相距很近。正是由于上面所言之因，萧罕家族虽然不是很强盛，但背靠萧思温家族而得到一定发展。
在阜新西北乌兰木图山麓发现了平原公主墓，其实这是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墓志中对平原公主只是一些溢美之词，而大部是书写驸马萧忠及其兄弟、子女，任职等详细情况。公主到死封号没变，更没像其他公主进封为国字号公主。兴宗时也未按常规进封长公主。元人修史时也没将其列入公主表，怀疑在辽金时平原公主就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圣宗钟爱的公主，终生没得进封，实在令人不解，其背后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总之，平原公主是一个时运不佳的公主，其地位和待遇与隆裕孙女永清公主形成极大反差。
乌拉熙春(日本立命馆亚细亚太平洋大学)《萧挞凛与国舅夷离毕帐》：笔者根据最新释读的数件记述国舅夷离毕帐的契丹文墓志,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萧挞凛出身族帐问题上的重重疑雾。同时,对《辽史》和《契丹国志》相关记述的遗漏和讹误做出了大量的增补和订正。自国舅夷离毕帐始祖胡母里北只、至萧挞凛五世孙为止,共11代人在辽代史料中留下了名字。全文对从胡母里北只至萧挞凛六代人为对象做了一番细致深入的研究。一是匡正了《辽史》记载胡母里为萧敌鲁五世祖这一舛误；二则论证了拔里国舅大翁帐和拔里国舅小翁帐都出自拔里谐里一系,国舅夷离毕帐则出自拔里谐里的兄弟或从兄弟铎斡里一系,而这三个国舅帐皆出自同一始祖——胡母里北只；三是对驼宁挞里么历任官职作一综合研究的同时予以订正；四是重新釐定驼宁与萧排押(排亚)之关系。
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金代“宗室”称呼考辩》：金朝宗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是金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金朝，宗室还有“皇族”、“内族”的称呼。学界多认为金朝“郎君”是对“宗室”、“皇族”、“金朝完颜氏男性皇族”的称呼。前辈学者如陈述、李锡厚、景爱等皆持此观点。这种误解最早源自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该书卷三有一篇记述女真由来的文字，崔文印将其收入《大金国志校证·附录》，文中即称女真“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役使如奴隶。”《北风扬沙录》、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杨循吉《金小史》、清人阿桂在《满洲源流考》、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等书一仍其误，遂致世人以为金代“郎君”一词为宗室专称。然而，据《大金国志》“国人”（金人）称兀室（希尹）为“郎君”，1979年在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三墓区（完颜守道墓区）发现一块“阿里郎君墓”碣石和一些碣石碎片，在第一墓区（完颜守贞墓区）采集到“吵看郎君之墓”石碑一块。说明金人不仅称完颜希尹为“郎君”，也称完颜希尹的孙子完颜守道、完颜守贞为郎君，而完颜希尹家族并非金代宗室。可见，无论是宋人还是金人，他们都是既称金朝宗室中的一些贵族为“郎君”，又称非宗室中的一些贵族为“郎君”。充分说明，金朝的“郎君”并非是宗室的专称，而是对贵族青年男子的称呼。
地域文化的研究与总结
任仲书（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医巫闾山与辽文化研究》：医巫闾山，古称于微闾，无虑山，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山。按照古代九山与九州相对应的传统观念，医无闾山为幽州之山，宋初又确立了医巫闾山为天下“五镇”之“北镇”的地位。辽政权建立后，医巫闾山也留下了契丹辽文化的深深印记。契丹人在医巫闾山的活动，首先是围绕读书而展开的。望海堂的修建，应该是医巫闾山上最早的建筑。耶律倍把万卷藏书带到医巫闾山的同时，也把契丹辽文化融入了这块有着浓厚中原文化气息的土地上。辽代帝后先后葬于此的有耶律倍、世宗、景宗皇帝与承天太后。除此之外，皇族成员、朝廷官员等也有不少安葬在医巫闾山。据《辽史》记载，辽自世宗天禄元年（947）到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年），历朝皇帝到医巫闾山祭山、谒陵，狩猎、巡幸达30人次之多。所到之处既是行在之所，又是政治中心。契丹人的文化、礼俗、宗教信仰等因素随着皇家祭祀活动得以传播。因而，医巫闾山凝结着中原文化的诸多内容，也反映了契丹辽文化重要特征。辽朝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以及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在医巫闾山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辽代地理考证
冯永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史地理志东京道建置厘正》：《辽史》粗疏，已为研究者所共识。而于《地理志》尤甚！在辽朝五京中，东京道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它地域辽阔，建置最多，情况复杂，因而不仅漏载失书，而且错乱不堪，远较其他各道建置难于求索，因此至今仍有许多空白，并且在已考证的州县中，有的也非准确，甚至被认为是定论的意见，也仍需探讨。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兵事”隶属关系是考证建置所在的一个重要途径，基于地缘建立起来的组织，必然相互邻近，才便于“军事”领导和指挥，因而同一“兵事”隶属州县，一定地域毗连，若是远离了，一定是错的。过去由于没有理清它们的关系，常出现跨地域现象，明显看出不合理，但也无法解决，使考证陷入困境。因此，笔者考证的结果，多与成说不同。如属于“东京留守司”的“定州”，前此考证皆定点在今“鸭绿江南义州附近”，但其地不是东京留守司管辖范围，与其同属一个司的辰州、渌州等，俱位于今营口、鞍山地区，则定州亦不能远离此范围，故将其考为今盖州市境。又如“衍州”，按《地理志》将其列入“东京统军司”中，但考东京统军司所有辖州，俱分布在今丹东、大连地区，即辽宁东、南沿海地带，无一深入辽宁“内地”者，但衍州却在辽阳西部，脱离该司的管辖地区，可证《地理志》当误，衍州应属处于辽宁中南部今营口、鞍山地区的东京留守司。又如“宁江州”，属“东北统军司”，但同属该司的还有“泰州”和“长春州”，而后二州不属东京道，而是上京道辖州，但由于“地缘”关系，而使两道的辖州却隶属一个统军司，可见“兵事”在“地域”关系上表现多么强烈！
吉本道雅(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小考─—10～14世纪辽东历史地理的认识》：在《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中,有将古朝鲜、乐浪郡、高句丽平壤城、渤海忽汗城比作辽阳的记述。笔者在确认了该记述的原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该记述乃源自11世纪中叶契丹人的传说,特别是其中未言及高句丽与渤海的关系,这是出于渤海、女真人具有的高句丽崇拜以及同自称高句丽后裔的高丽之间的对立为背景而生成的政治性传说。辽阳府条保存了11世纪中叶契丹史官的记述。《辽史》历来只是被强调了杜撰的一面,但元朝史官仓促的编纂却很有可能保存了原资料。作为史实,即使是荒唐无稽的记述也反映了作为其背景的历史认识。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将其用作有益的历史资料。就辽阳府条而言,主张与古朝鲜有关的记述的确是反映了契丹某一部分的汉化。但在言及渤海时极力淡抹与高句丽的关系这点,则显示出围绕统治渤海、女真的正统性问题上契丹与高丽之间的抗衡。（《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11日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