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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绫缫丝 绸连丝路——“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学术报告会纪要(二)

发布时间:2015-11-1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中国丝绸博物馆
  主题4: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以《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文书发现与研究》为题,从五个方面对犍陀罗语文书中有关丝绸的记载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发言
 
  一、发现与研究

  20世纪初以来,丝绸之路南道鄯善国古城相继发现数以百计的佉卢文犍陀罗语(Gāndhārī)文书。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记录了大批公元3-4世纪的东西方纺织物。1936年,柏林大学吕德斯(H. Lüders)教授发表《古代突厥斯坦纺织物》一文,揭开了西域纺织史研究之序幕。丝绸之路流行的古代纺织物最直接的记录莫过于犍陀罗语文书,可惜尚为引起学术界充分重视。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和薛爱华的《撒玛尔干的金桃》对西域纺织物作过深入考证,但是他们都没有利用犍陀罗语材料。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犍陀罗语文书所记丝织物作全面调查,以期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

  二、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词汇

  斯坦因早年提出第697号文书的sirka当释“丝绸”,建议和拉丁语sericum(丝绸)作语言学比较。经法国学者拉普逊等人验证,这个词的正确转写实际是 yirka 。犍陀罗语文书常用/y/来表示伊朗语的/z/,如中亚塞王Azes的名字在贵霜碑铭中写作Ayasa。所以犍陀罗语的yirka仍可读作zirka。不过,据我们研究,这个字大概是伊朗语借词,相当于于阗塞语的ssīrka(优良的)。尽管在于阗史诗《赞巴斯塔书》(Z2: 63),它也用来形容丝绸服装,但是该词本身和希腊-罗马人对丝绸的称谓没有词源关系。
 
  敦煌汉长城出土4世纪顷粟特古信札称长安城为Khumdan(源于汉语“咸阳”),称洛阳为Srγ(东周首都之名,希腊人译作Seres “塞里斯”)
 
  三、有关丝绸的四件佉卢文书 
 
  这件文书涉及许多纺织物方面的专有名词,令人无所适从。巴罗的《中国突厥斯坦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根本没收这件文书。1946年,贝利在讨论犍陀罗语的一篇论文中初步解读了这件文书。  他的重要贡献是解读了若干表示纺织品颜色的词,可惜他把这件文书提到纺织品全当作中国丝绸处理,还把rayaga pat.a误释为“黄色绸缎”。其实,这个词相当于梵语的rāja pat.a,《翻译名义大集》第5921号译作“青[绸缎]”。我们的贡献是破译了varnaga(波斯锦)和nutam.na(毛锦)两个关键词,从而发现palaga varna nutam.na是一种波斯彩色丝毛混纺织锦,最终使这件文书变得完全可以通读。
 
尼雅出土149号佉卢文书
 
  四、楼兰LB墓地出土东汉佉卢文织锦
 
  这是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出自斯坦因编号LB墓地一座东汉墓中,编号MB2:37。此锦边幅写有佉卢文墨迹一行,可读作:bimva srihrtasa cita panaya 100。
 
  楼兰新发现的佉卢文墨书织锦在许多方面有重要价值,最重要的莫过于它的年代。据报道,佉卢文残木牍与楼兰城内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共出,那么,它们与以前楼兰出土佉卢文一样,不早于公元3世纪。“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上的佉卢文则不同。据报道,此锦出自楼兰城郊东汉墓 。一同出土的遗物有东汉铜镜、五珠钱和漆器。铜镜背面图案为连弧柿蒂纹。同样的锦在尼雅河流域一座东汉合葬墓中曾大量出土,共存遗物中也有连弧柿蒂铜镜。这种铜镜是东汉和帝至顺帝年纪检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典型铜镜。它在楼兰至尼雅一带流行的时间晚于中原地区,或在东汉桓帝、灵帝年间。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1983年测定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1880±85年。换言之,楼兰新发现的这座东汉墓不晚于188年(1983-2880-85)。
 
  五、欧亚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腊史残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亚民族统称为“斯基泰人”。显然,福罗鲁斯所谓“斯基泰人”指粟特人。这些赛里斯人并非中国政府派遣的使者,应该是随粟特商团到罗马经商的商人。
 
1894年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汉代菱格纹锦残片
 
  1894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菱格纹汉绮残片。类似的汉绮残片在新疆孔雀河畔营盘东汉古墓亦有发现。凡此表明,中国商人是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到罗马宫廷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的以《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为题,对“丝绸之路”命名的来源、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发言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给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起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古代的贸易以丝绸为主。以后这一路线不断延长、拓宽,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路,已经无可非议。但是,是用什么来冠名这些道路,学者之间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说法。从整体上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取代“丝绸之路”。其实,这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习惯的说法,还因为丝绸之路的确是一条与“丝绸”有着密切联系的通路。
  
      敦煌出土的丝绸
 
  通过吐鲁番发现的447年前后的《高昌计赀出献丝帐》和《高昌计口出丝帐》文字资料,可以展示大凉高昌时代丝绸充任货币及纺织品的本位政策。在7世纪20年代,当玄奘离开高昌国向西天取经时,佞佛的高昌王麹文泰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法服三十套,防寒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十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和绢等丝织物五百匹,作为法师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马三十匹,仆役二十五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国让玄奘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观察这份物品单,也可以看出高昌王国所囤积的丝织品之多,这500匹的高档丝织品随着玄奘的西行,而消费在丝绸之路的某些段落当中;而送给西突厥可汗的另外500匹高档丝织品,可能会被帮助可汗经营商业的粟特人倒卖到更西的伊朗、甚至拜占庭地区。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丝绸的重要作用。
  
       撒马尔干壁画上的唐朝使者
 
  吐鲁番出土的盛唐时期高昌(当时称作交河郡)市场上各行出售商品的预估物价表《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等更进一步证实丝绸在丝绸之路地区的区别于其他货物的重要角色。
 
  他认为:丝绸之路的名称并非仅仅是一种习惯或是延续,它的出现是以丝绸确实在这一区域具有广泛的交易并兼具着其他货物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基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段晴以《于阗故地的絁紬》为题,对历史上于阗地区丝绸的生产工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段晴发言
 
  人们都说,现在的和田地区,古称于阗之故地,是玉的故乡。然而和田地区尤其在古代还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从于阗语经济类文书所见丝绸生产,丝绸生产留下的丝绸文化和特殊的生产工艺三个侧面,向我们再现了古代于阗作为丝绸之故乡的风貌。
 
  于阗曾经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丝绸生产与贸易,曾经是古代于阗王国的支柱型产业。因此,凡现存于世的、来自和田地区的古代于阗语世俗文书,其中涉及丝绸生产、税收者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些经济类文书古代于阗人的视角,反映了古代于阗社会,反映了当时的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古代于阗人蓬勃的生活画面。
 
和田地区博物馆藏桑树租赁契约(公元785年前后)
 
  于阗作为丝绸织造地,敦煌与于阗,如果来往畅通,于阗故地生产的丝绸,足以供应敦煌。丝绸织造业,不仅仅是古代于阗社会的支柱型产业,而且也为文学、艺术领域贡献了丰富的素材。
 
  这幅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画板,其实不仅仅可用来证明传说,更多体现了于阗故人的艺术天赋,艺术表现力。这幅画上出现了蚕神,人物皆有背光,应与于阗故地本土的宗教信仰相关联,值得深入探究。一般说来,传说配合绘画,反映了某种宗教仪式。至少在目前,这幅木板画充分显示出,丝绸生产在古代于阗具有神圣的意义。
 
  古代于阗语中的丝、茧、蚕、桑、锦、织户等涉及丝绸生产的语汇,几乎全部是段晴破译的。她生长在丝绸文化之中,儿时养蚕,桑科树是最早能识别的树种。并且,她在报告中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词语是日本学者吉田豐破译。这个词语的破译,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揭示了于阗丝绸的特殊生产工艺。为了说明于阗曾经拥有的特殊生产工艺,还是要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起。关于古代于阗王国的特产,玄奘是这样描述的: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毺、细毡,工纺绩絁紬。又产白玉、黳玉。”
 
  涉及到工业部分,玄奘眼中于阗故地的特产顺序是“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紬”。“氍毹”,即栽绒毯类。这就是说,玄奘对于于阗所出产的地毯印象深刻,所以把“氍毹”排列在“玉石”之前。
 
  上面这几幅栽绒毯,色彩非常鲜亮。上面有于阗文字,根据于阗字,可以断定这几件毛毯织成于 6 世纪末、七世纪初。上面的故事非常震撼、非常神奇,大量准确记载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又将这些故事嵌入在祆教的信仰之中。这些栽绒毯,充分体现了于阗故地玄奘眼中的特产。 
 
  主题5:海上丝路与外销绸

  在该主题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Judith Cameron对越南地区新发现的直接、间接、或存疑的丝绸考古证据、日本京都市立芸術大学准教授吉田雅子对16-18世纪的中国外销绸及其影响、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Maria Menshikova对俄罗斯所藏中国外销绸、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Claudio Zanier对18-19世纪欧洲所藏的中国耕织图壁纸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主题6:人类学所见丝路之绸

  泰国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的策展人Sarttarat Muddin和Suttirat (Jo) Kaewaporn两位学者泰国的丝绸生产及其历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泰国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的策展人Sarttarat Muddin和Suttirat (Jo) Kaewaporn发言
 
  纺织生产在泰国历史悠久,但能确凿证明其历史以及泰国养蚕业发展的考古学证据很少,在一些史前考古遗址中确有一些当地纺织生产的证据。比如,在泰国东北乌隆府班清的一处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纺锤锭盘和纺织品的碎片。不幸的是,这些物品毁坏严重,无法判断其具体是何种纤维,其中一些像是树的韧皮,可能是大麻纤维。
   
  曾经的素可泰王朝(1238-1351)位于泰国中部以北,有着庞大的贸易网络,包括大量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丝绸。周达观在1296-1297年之间担任元朝驻柬埔寨的大使,他在他15年后写的《真腊风土记》提到,暹罗人懂得养蚕与编织的技术,但他们不愿意外传自己的技术。
     
  大城王朝(14至18世纪)位于泰国的中心,曾是亚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泰国王室非常想要彩色的印度棉以及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丝线和布。1901年,在拉玛五世统治时期,他鼓励发展养蚕业,从日本雇佣专家来曼谷与泰国王室一起促进丝绸生产的发展。近期,政府又鼓励乌汶府和武里南府的养蚕业发展。
   
  1955年,普密蓬国王和诗丽吉王后到泰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提高泰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密蓬国王希望在水资源利用和农业上有所革新,而诗丽吉王后认为养蚕业和丝织业会成为女性重要的收入来源。
    
  诗丽吉王后还收集关于织物的书籍,并在为泰国纺织工人提供训练、材料以及奖励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用现代方式鼓励泰国丝织品的发展,最终使泰国的丝绸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LEE Chor Lin (李楚琳)对南海丝路之绸进行了研究。
 
新加坡前国家博物馆馆长LEE Chor Lin (李楚琳)发言
 
  她认为,在延续一千余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丝绸是原动力之一。然而由于丝绸的脆性,加上东南亚地区缺乏丝绸的现存证据,中国和该地区之间丝绸贸易的变迁发展和实际状况不能得以完全证实和描绘。多数信息隐现于笔记形式的简略记录中,记录者最初为丝绸贸易的直接观察者、官派航海者和冒险家。他们的观察后来被人仿写并流传后世,形成我们关于可能在南太平洋地区留下了痕迹的丝制品的基本知识体系。

  在东南太平洋地区有长期进口纺织品的传统,各地的品种通过海上贸易在此地交融。这里的纺织技术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不管是织锦还是蜡染,都在这儿得到了发展。
              
 柬埔寨染纬丝织 

爪哇蜡染
 
  不管是19世纪苏门答腊族长主持庆典还是20世纪初印尼东部Flores岛的葬礼,纺织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1990年6月中爪哇梭罗宫廷盛典上,Susuhunan穿着一件略旧的欧洲印花布制成的夹克衫,可以说,外国纺织品的穿着增强了传统统治者的神秘力量。
  
  丝织品在历史中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极其重要,来自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藏的两幅照片,形象的展示了17世纪初西爪哇万丹城集市盛况和19世纪中叶华籍布贩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挨家逐户兜售丝料的场景。从留存在博物馆中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丝绸在南太平洋地区出现的范围,并对该地区的纺织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研究员Sibel Alpaslan Arça以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丝绸藏品为例介绍了土耳其的丝织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研究员Sibel Alpaslan Arça
 
  奥斯曼帝国可以从伊朗获得其丝织业所需的原材料。在伊朗,位于里海南部的Cürcan、Amul、马赞达兰省、吉兰省、塞姆南省和Şirvan都出产生丝。伊朗人把生丝放到大不里士的市场去卖,然后从土耳其阿马西亚省来的商人经过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托卡特的路线,把丝绸运到这里,之后经过卡斯塔莫努-博卢或乔鲁姆-安卡拉的路线,最终到达布尔萨。
 
  布尔萨市场中,来自吉兰省和马赞达兰省的加捻丝线和被意大利人称作setta stravai 的Esterâbâdî质量都很高。14世纪末期,布尔萨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到15世纪末,布尔萨不仅是一个国际丝织品仓库,而且还是高质量丝织品中心。
 
穆罕默德长袍(苏丹II,TSM,13 / 6)
 
  奥斯曼宫是高质量的布尔萨织物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奥斯曼丝绸在托卡比皇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是属于编织的。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提到的天鹅绒短袖长袍是布尔萨丝绸面料织物,其天鹅绒的地色为黄色,属于植物染色。
 
  众所周知,各种织造丝绸织物的商店都和宫殿很近,比如在伊斯坦布尔的tavuk pazarı。织物的类型、色彩、图案和每个月运输织物的费用都会记录在商店里的织物列表单上。从这个列表上,可以得到宫殿对织物需要的信息。有一些丝绸面料如serâser (a cloth of gold and silver woven in a taquete structure) , velvet, çatma (voided velvet), müzehheb (黄金线), serenk (silk lampas), kemha (锦缎丝绸), satin, dîbâ (锦缎丝绸), dârâ, abani等都是在宫殿里的工厂织造的。
 
长袖衣服,kemha(锦缎丝绸),第十六世纪上半叶,TSM。46 / 13
 
  这些商店里的面料织物很常用。奥斯曼皇室成员的衣服也是用这些纺织品制作的。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个纵向条纹和小植物装饰条的例子。在宫廷收藏品中,也有类似图案和标记的纺织品用的相同的织造方式。许多宽大的长袍也是由这些纺织品缝制。虽不可能从纺织品标签上获取信息,但据了解,他们是在同一个车间一起织造的。
 
  在苏丹时期,一个由50个棉花织机和25个丝绸织机组成的纺织厂于1843建于海雷凯。在这个厂里,真丝塔夫绸,家具和装饰织物被编织用于宫殿纪念。1850年,纺织厂被扩建,是因为kemha(锦缎丝绸)车间增加和奥斯曼锦缎丝绸更加为人所知,dolabî, gülüstanî, gülgûnî, Bursa kemha, Eğin kemha, marahurî都被织造了出来。布尔萨和欧洲的丝线被用在该织机上编织围巾和织物,klabdan使用本身的模式。在海雷凯,亚特玛的天鹅绒在家具和装饰织物中非常重要。海雷凯厂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工厂,和今天的国家宫殿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厂仍坚持在织机上织造经典的宫殿结构风格。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纺织品保护与艺术史硕士 Tatiana Zhdanova对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纺织品收藏进行了介绍。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纺织品保护与艺术史硕士 Tatiana Zhdanova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1月22日起正式对外开放。它是由享誉全球的91岁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贝聿铭也是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新加坡来福士购物中心和中国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走廊部分是由建筑师吉恩-米歇尔•威尔莫蒂的团队设计的。现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有各种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是卡塔尔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是卡塔尔的标志。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展品的收藏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博物馆内现在藏有世界上最多的伊斯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来自西班牙、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和中亚地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还藏有7到20世纪来自三个大洲的600余件纺织品,包括地毯、服饰和其它各种各样的纺织品。最著名的是其中超过150件东方地毯,他们的产地是16至18世纪的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中国。
 
长袍 CO.159, MIA
 
  上图这件长袍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早期,是由深蓝色金锦缎丝绸、镀金的平带绕丝芯并饰以五彩缂丝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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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绫缫丝 绸连丝路——“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流”学术报告会纪要(二)

发布时间:2015-11-13

  主题4:语言学所见丝路之绸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以《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文书发现与研究》为题,从五个方面对犍陀罗语文书中有关丝绸的记载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发言
 
  一、发现与研究

  20世纪初以来,丝绸之路南道鄯善国古城相继发现数以百计的佉卢文犍陀罗语(Gāndhārī)文书。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记录了大批公元3-4世纪的东西方纺织物。1936年,柏林大学吕德斯(H. Lüders)教授发表《古代突厥斯坦纺织物》一文,揭开了西域纺织史研究之序幕。丝绸之路流行的古代纺织物最直接的记录莫过于犍陀罗语文书,可惜尚为引起学术界充分重视。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和薛爱华的《撒玛尔干的金桃》对西域纺织物作过深入考证,但是他们都没有利用犍陀罗语材料。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犍陀罗语文书所记丝织物作全面调查,以期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

  二、有关丝绸的犍陀罗语词汇

  斯坦因早年提出第697号文书的sirka当释“丝绸”,建议和拉丁语sericum(丝绸)作语言学比较。经法国学者拉普逊等人验证,这个词的正确转写实际是 yirka 。犍陀罗语文书常用/y/来表示伊朗语的/z/,如中亚塞王Azes的名字在贵霜碑铭中写作Ayasa。所以犍陀罗语的yirka仍可读作zirka。不过,据我们研究,这个字大概是伊朗语借词,相当于于阗塞语的ssīrka(优良的)。尽管在于阗史诗《赞巴斯塔书》(Z2: 63),它也用来形容丝绸服装,但是该词本身和希腊-罗马人对丝绸的称谓没有词源关系。
 
  敦煌汉长城出土4世纪顷粟特古信札称长安城为Khumdan(源于汉语“咸阳”),称洛阳为Srγ(东周首都之名,希腊人译作Seres “塞里斯”)
 
  三、有关丝绸的四件佉卢文书 
 
  这件文书涉及许多纺织物方面的专有名词,令人无所适从。巴罗的《中国突厥斯坦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根本没收这件文书。1946年,贝利在讨论犍陀罗语的一篇论文中初步解读了这件文书。  他的重要贡献是解读了若干表示纺织品颜色的词,可惜他把这件文书提到纺织品全当作中国丝绸处理,还把rayaga pat.a误释为“黄色绸缎”。其实,这个词相当于梵语的rāja pat.a,《翻译名义大集》第5921号译作“青[绸缎]”。我们的贡献是破译了varnaga(波斯锦)和nutam.na(毛锦)两个关键词,从而发现palaga varna nutam.na是一种波斯彩色丝毛混纺织锦,最终使这件文书变得完全可以通读。
 
尼雅出土149号佉卢文书
 
  四、楼兰LB墓地出土东汉佉卢文织锦
 
  这是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出自斯坦因编号LB墓地一座东汉墓中,编号MB2:37。此锦边幅写有佉卢文墨迹一行,可读作:bimva srihrtasa cita panaya 100。
 
  楼兰新发现的佉卢文墨书织锦在许多方面有重要价值,最重要的莫过于它的年代。据报道,佉卢文残木牍与楼兰城内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共出,那么,它们与以前楼兰出土佉卢文一样,不早于公元3世纪。“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上的佉卢文则不同。据报道,此锦出自楼兰城郊东汉墓 。一同出土的遗物有东汉铜镜、五珠钱和漆器。铜镜背面图案为连弧柿蒂纹。同样的锦在尼雅河流域一座东汉合葬墓中曾大量出土,共存遗物中也有连弧柿蒂铜镜。这种铜镜是东汉和帝至顺帝年纪检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典型铜镜。它在楼兰至尼雅一带流行的时间晚于中原地区,或在东汉桓帝、灵帝年间。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1983年测定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1880±85年。换言之,楼兰新发现的这座东汉墓不晚于188年(1983-2880-85)。
 
  五、欧亚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腊史残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亚民族统称为“斯基泰人”。显然,福罗鲁斯所谓“斯基泰人”指粟特人。这些赛里斯人并非中国政府派遣的使者,应该是随粟特商团到罗马经商的商人。
 
1894年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汉代菱格纹锦残片
 
  1894年,在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墓发现菱格纹汉绮残片。类似的汉绮残片在新疆孔雀河畔营盘东汉古墓亦有发现。凡此表明,中国商人是从欧亚草原之路,经克里米亚半岛,随粟特商队到罗马宫廷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的以《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为题,对“丝绸之路”命名的来源、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发言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给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起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古代的贸易以丝绸为主。以后这一路线不断延长、拓宽,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路,已经无可非议。但是,是用什么来冠名这些道路,学者之间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说法。从整体上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取代“丝绸之路”。其实,这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习惯的说法,还因为丝绸之路的确是一条与“丝绸”有着密切联系的通路。
  
      敦煌出土的丝绸
 
  通过吐鲁番发现的447年前后的《高昌计赀出献丝帐》和《高昌计口出丝帐》文字资料,可以展示大凉高昌时代丝绸充任货币及纺织品的本位政策。在7世纪20年代,当玄奘离开高昌国向西天取经时,佞佛的高昌王麹文泰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法服三十套,防寒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十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和绢等丝织物五百匹,作为法师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马三十匹,仆役二十五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国让玄奘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观察这份物品单,也可以看出高昌王国所囤积的丝织品之多,这500匹的高档丝织品随着玄奘的西行,而消费在丝绸之路的某些段落当中;而送给西突厥可汗的另外500匹高档丝织品,可能会被帮助可汗经营商业的粟特人倒卖到更西的伊朗、甚至拜占庭地区。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丝绸的重要作用。
  
       撒马尔干壁画上的唐朝使者
 
  吐鲁番出土的盛唐时期高昌(当时称作交河郡)市场上各行出售商品的预估物价表《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等更进一步证实丝绸在丝绸之路地区的区别于其他货物的重要角色。
 
  他认为:丝绸之路的名称并非仅仅是一种习惯或是延续,它的出现是以丝绸确实在这一区域具有广泛的交易并兼具着其他货物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基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段晴以《于阗故地的絁紬》为题,对历史上于阗地区丝绸的生产工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段晴发言
 
  人们都说,现在的和田地区,古称于阗之故地,是玉的故乡。然而和田地区尤其在古代还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从于阗语经济类文书所见丝绸生产,丝绸生产留下的丝绸文化和特殊的生产工艺三个侧面,向我们再现了古代于阗作为丝绸之故乡的风貌。
 
  于阗曾经是丝绸生产的重镇。丝绸生产与贸易,曾经是古代于阗王国的支柱型产业。因此,凡现存于世的、来自和田地区的古代于阗语世俗文书,其中涉及丝绸生产、税收者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些经济类文书古代于阗人的视角,反映了古代于阗社会,反映了当时的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古代于阗人蓬勃的生活画面。
 
和田地区博物馆藏桑树租赁契约(公元785年前后)
 
  于阗作为丝绸织造地,敦煌与于阗,如果来往畅通,于阗故地生产的丝绸,足以供应敦煌。丝绸织造业,不仅仅是古代于阗社会的支柱型产业,而且也为文学、艺术领域贡献了丰富的素材。
 
  这幅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画板,其实不仅仅可用来证明传说,更多体现了于阗故人的艺术天赋,艺术表现力。这幅画上出现了蚕神,人物皆有背光,应与于阗故地本土的宗教信仰相关联,值得深入探究。一般说来,传说配合绘画,反映了某种宗教仪式。至少在目前,这幅木板画充分显示出,丝绸生产在古代于阗具有神圣的意义。
 
  古代于阗语中的丝、茧、蚕、桑、锦、织户等涉及丝绸生产的语汇,几乎全部是段晴破译的。她生长在丝绸文化之中,儿时养蚕,桑科树是最早能识别的树种。并且,她在报告中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词语是日本学者吉田豐破译。这个词语的破译,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揭示了于阗丝绸的特殊生产工艺。为了说明于阗曾经拥有的特殊生产工艺,还是要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起。关于古代于阗王国的特产,玄奘是这样描述的: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毺、细毡,工纺绩絁紬。又产白玉、黳玉。”
 
  涉及到工业部分,玄奘眼中于阗故地的特产顺序是“氍毹”、“细毡”、“工纺绩絁紬”。“氍毹”,即栽绒毯类。这就是说,玄奘对于于阗所出产的地毯印象深刻,所以把“氍毹”排列在“玉石”之前。
 
  上面这几幅栽绒毯,色彩非常鲜亮。上面有于阗文字,根据于阗字,可以断定这几件毛毯织成于 6 世纪末、七世纪初。上面的故事非常震撼、非常神奇,大量准确记载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又将这些故事嵌入在祆教的信仰之中。这些栽绒毯,充分体现了于阗故地玄奘眼中的特产。 
 
  主题5:海上丝路与外销绸

  在该主题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Judith Cameron对越南地区新发现的直接、间接、或存疑的丝绸考古证据、日本京都市立芸術大学准教授吉田雅子对16-18世纪的中国外销绸及其影响、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Maria Menshikova对俄罗斯所藏中国外销绸、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Claudio Zanier对18-19世纪欧洲所藏的中国耕织图壁纸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主题6:人类学所见丝路之绸

  泰国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的策展人Sarttarat Muddin和Suttirat (Jo) Kaewaporn两位学者泰国的丝绸生产及其历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泰国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的策展人Sarttarat Muddin和Suttirat (Jo) Kaewaporn发言
 
  纺织生产在泰国历史悠久,但能确凿证明其历史以及泰国养蚕业发展的考古学证据很少,在一些史前考古遗址中确有一些当地纺织生产的证据。比如,在泰国东北乌隆府班清的一处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纺锤锭盘和纺织品的碎片。不幸的是,这些物品毁坏严重,无法判断其具体是何种纤维,其中一些像是树的韧皮,可能是大麻纤维。
   
  曾经的素可泰王朝(1238-1351)位于泰国中部以北,有着庞大的贸易网络,包括大量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和丝绸。周达观在1296-1297年之间担任元朝驻柬埔寨的大使,他在他15年后写的《真腊风土记》提到,暹罗人懂得养蚕与编织的技术,但他们不愿意外传自己的技术。
     
  大城王朝(14至18世纪)位于泰国的中心,曾是亚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泰国王室非常想要彩色的印度棉以及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丝线和布。1901年,在拉玛五世统治时期,他鼓励发展养蚕业,从日本雇佣专家来曼谷与泰国王室一起促进丝绸生产的发展。近期,政府又鼓励乌汶府和武里南府的养蚕业发展。
   
  1955年,普密蓬国王和诗丽吉王后到泰国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提高泰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密蓬国王希望在水资源利用和农业上有所革新,而诗丽吉王后认为养蚕业和丝织业会成为女性重要的收入来源。
    
  诗丽吉王后还收集关于织物的书籍,并在为泰国纺织工人提供训练、材料以及奖励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用现代方式鼓励泰国丝织品的发展,最终使泰国的丝绸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LEE Chor Lin (李楚琳)对南海丝路之绸进行了研究。
 
新加坡前国家博物馆馆长LEE Chor Lin (李楚琳)发言
 
  她认为,在延续一千余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丝绸是原动力之一。然而由于丝绸的脆性,加上东南亚地区缺乏丝绸的现存证据,中国和该地区之间丝绸贸易的变迁发展和实际状况不能得以完全证实和描绘。多数信息隐现于笔记形式的简略记录中,记录者最初为丝绸贸易的直接观察者、官派航海者和冒险家。他们的观察后来被人仿写并流传后世,形成我们关于可能在南太平洋地区留下了痕迹的丝制品的基本知识体系。

  在东南太平洋地区有长期进口纺织品的传统,各地的品种通过海上贸易在此地交融。这里的纺织技术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不管是织锦还是蜡染,都在这儿得到了发展。
              
 柬埔寨染纬丝织 

爪哇蜡染
 
  不管是19世纪苏门答腊族长主持庆典还是20世纪初印尼东部Flores岛的葬礼,纺织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1990年6月中爪哇梭罗宫廷盛典上,Susuhunan穿着一件略旧的欧洲印花布制成的夹克衫,可以说,外国纺织品的穿着增强了传统统治者的神秘力量。
  
  丝织品在历史中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极其重要,来自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藏的两幅照片,形象的展示了17世纪初西爪哇万丹城集市盛况和19世纪中叶华籍布贩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挨家逐户兜售丝料的场景。从留存在博物馆中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丝绸在南太平洋地区出现的范围,并对该地区的纺织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研究员Sibel Alpaslan Arça以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丝绸藏品为例介绍了土耳其的丝织业。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研究员Sibel Alpaslan Arça
 
  奥斯曼帝国可以从伊朗获得其丝织业所需的原材料。在伊朗,位于里海南部的Cürcan、Amul、马赞达兰省、吉兰省、塞姆南省和Şirvan都出产生丝。伊朗人把生丝放到大不里士的市场去卖,然后从土耳其阿马西亚省来的商人经过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托卡特的路线,把丝绸运到这里,之后经过卡斯塔莫努-博卢或乔鲁姆-安卡拉的路线,最终到达布尔萨。
 
  布尔萨市场中,来自吉兰省和马赞达兰省的加捻丝线和被意大利人称作setta stravai 的Esterâbâdî质量都很高。14世纪末期,布尔萨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到15世纪末,布尔萨不仅是一个国际丝织品仓库,而且还是高质量丝织品中心。
 
穆罕默德长袍(苏丹II,TSM,13 / 6)
 
  奥斯曼宫是高质量的布尔萨织物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奥斯曼丝绸在托卡比皇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是属于编织的。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提到的天鹅绒短袖长袍是布尔萨丝绸面料织物,其天鹅绒的地色为黄色,属于植物染色。
 
  众所周知,各种织造丝绸织物的商店都和宫殿很近,比如在伊斯坦布尔的tavuk pazarı。织物的类型、色彩、图案和每个月运输织物的费用都会记录在商店里的织物列表单上。从这个列表上,可以得到宫殿对织物需要的信息。有一些丝绸面料如serâser (a cloth of gold and silver woven in a taquete structure) , velvet, çatma (voided velvet), müzehheb (黄金线), serenk (silk lampas), kemha (锦缎丝绸), satin, dîbâ (锦缎丝绸), dârâ, abani等都是在宫殿里的工厂织造的。
 
长袖衣服,kemha(锦缎丝绸),第十六世纪上半叶,TSM。46 / 13
 
  这些商店里的面料织物很常用。奥斯曼皇室成员的衣服也是用这些纺织品制作的。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个纵向条纹和小植物装饰条的例子。在宫廷收藏品中,也有类似图案和标记的纺织品用的相同的织造方式。许多宽大的长袍也是由这些纺织品缝制。虽不可能从纺织品标签上获取信息,但据了解,他们是在同一个车间一起织造的。
 
  在苏丹时期,一个由50个棉花织机和25个丝绸织机组成的纺织厂于1843建于海雷凯。在这个厂里,真丝塔夫绸,家具和装饰织物被编织用于宫殿纪念。1850年,纺织厂被扩建,是因为kemha(锦缎丝绸)车间增加和奥斯曼锦缎丝绸更加为人所知,dolabî, gülüstanî, gülgûnî, Bursa kemha, Eğin kemha, marahurî都被织造了出来。布尔萨和欧洲的丝线被用在该织机上编织围巾和织物,klabdan使用本身的模式。在海雷凯,亚特玛的天鹅绒在家具和装饰织物中非常重要。海雷凯厂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工厂,和今天的国家宫殿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厂仍坚持在织机上织造经典的宫殿结构风格。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纺织品保护与艺术史硕士 Tatiana Zhdanova对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纺织品收藏进行了介绍。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纺织品保护与艺术史硕士 Tatiana Zhdanova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1月22日起正式对外开放。它是由享誉全球的91岁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贝聿铭也是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新加坡来福士购物中心和中国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走廊部分是由建筑师吉恩-米歇尔•威尔莫蒂的团队设计的。现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有各种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是卡塔尔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是卡塔尔的标志。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展品的收藏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博物馆内现在藏有世界上最多的伊斯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来自西班牙、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和中亚地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还藏有7到20世纪来自三个大洲的600余件纺织品,包括地毯、服饰和其它各种各样的纺织品。最著名的是其中超过150件东方地毯,他们的产地是16至18世纪的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中国。
 
长袍 CO.159, MIA
 
  上图这件长袍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早期,是由深蓝色金锦缎丝绸、镀金的平带绕丝芯并饰以五彩缂丝织成。


 

作者:中国丝绸博物馆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