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共同主办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7月18日至19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馆、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约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童明康和四川省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门领导分别致辞。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夏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共同策划编制的文创动漫故事片《神树的传说》首次在开幕式上与参会嘉宾见面，这是中国第一部同类题材短片，从形式设计到内容阐释，既突出了学术性，又兼顾了趣味性和观赏性，是用新媒体深度解读镇馆之宝的新尝试，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新探索，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典型案例，受到大家一致高度评价，认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创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导编写的报道中国首次出国发掘的越南义立遗址的考古综合报告《越南义立》以及主持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者之一的陈显丹编著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也在开幕式上首发。2天的学术讨论较之30年、5000年仅是弹指一瞬，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参会学者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类观点层出不穷、高潮迭起，使得这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直以来，三星堆祭祀坑代表的文化面貌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区域有很大区别，因此有学者将其与域外文明联系起来，本次会议的一大议题就是探讨同时期国外古文明的文化面貌及其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WillekeWendrich教授揭示了古埃及文明中的“再”现象，如再现、再利用、再生、再收集、再展示、再解释、传统再发明等等；美国密歇根大学Geoff Emberling教授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为私有经济和市场主导型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也造成了都市经济的转变；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Nguyen GiaDoi教授认为越南北部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T型交叉手镯、玉璧、石戈、戟及牙璋等表明其与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具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互动。通过对上述域外同时期文明的介绍和讨论，可以看出它们与三星堆遗址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相似性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给三星堆遗址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

　　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本次会议涉及这方面的论述较多，成果最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化面貌研究。长期工作于三星堆遗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副研究员介绍了祭祀坑发现后30年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收获。经过三十年的工作，遗址分布范围、年代序列、文化内涵等基本清楚，城圈结构、营建过程和区域聚落形态大致清晰，遗址第一期和第四期遗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研究员则从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维度对三星堆遗址古文明进行精彩阐述，认为三星堆遗址完整呈现了一个文明从孕育、诞生、发展、辉煌、衰落至消亡的全过程，前后延续2000余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均较为罕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研究员认为三星堆遗址一至三期文化面貌的变化可能与夏、商势力先后进入成都平原有关，第四期文化的出现则可能和鳖灵（巴人）入蜀治水成功取得政权相关，开明氏政治中心向成都转移可能是因为西周“伐蜀”事件。此外，他认为月亮湾城墙为宫城城墙，北城墙年代与月亮湾城墙相当，晚于已发现的郭城墙，应属宫城北墙而非郭城北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冉宏林先生从第四期陶器的形制分析入手讨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关系，以往认为的第四期可细分为四期、五期，其中四期属三星堆文化，五期才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即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分界应向后推迟，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之际遗存，其出现标志着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功能的结束，与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从分期年代上正好吻合；美国哈佛大学Rowan Flad教授从技术角度分析三星堆遗址的都市化，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在规模、差异性、集中性和过程等方面都具有初步的都市化特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重申三星堆遗址三期划分的合理性，并对三星堆城址的结构和布局进行详细论证和推测，他认为新发现的北城墙并非遗址外北城墙，只是宫城北墙，遗址的主出口应朝向东方而非一般所认为的南方。

　　（2）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及其反映的三星堆遗址祭祀行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在详细梳理晚商时期国内各地区出土祭祀用铜器的基础上，认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与殷墟的祭祀器物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祭祀思想和方式的不同。三星堆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却在祭祀模式和祭祀程式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铜器上，也在金器、象牙、玉器等器物上有所表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殿增研究员认为三星堆城墙是三个分离的祭台，青关山大型建筑是用于祭祀的神殿，加上祭祀坑共同构成三星堆遗址“台”、“殿”和“坑”三位一体的三星堆古国祭祀仪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万娇副研究员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多件器物的纹饰、形制对比，认为所谓祭祀坑出土器物均来自同一个祭祀场所，所谓祭祀坑本身与祭祀活动并无关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研究员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部分器物上的特殊纹饰应具有记事的功能，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具有同样的性质，即早期蜀文明的“图语”或“文字符号”；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许杰博士则重在通过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细部特征观察讨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余健先生则详细分析了三星堆祭祀坑编号为K2③205的青铜尊的铸造工艺，他认为其是由商代南方青铜铸造工艺铸造，盖钮和鸟饰采用铸铆式后铸成形，因圏足壁厚较小，为便于设浇道而在浇道处实施了加厚处理，这也可以看作是南方青铜工艺的一个特色。

　　（3）古蜀文明遗址、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与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左志强副研究员从考古学文化及农业生产变迁角度入手考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分别从西、东进入成都平原，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并兴起稻作农业，由此逐渐出现城址。宝墩文化早期的并未出现社会分化，晚期阶段则开始出现社会复杂化现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林圭桢女士通过对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遗址陶器切片分析，探讨这一时期陶质制作传统和聚落型态的改变与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的关联；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章泽研究员介绍了什邡市新近发现的箭台村遗址，该遗址中较为丰富的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遗存是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的首次发现，此外他认为临近箭台村的桂圆桥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桂圆桥文化很可能从茂县直接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而不是以往学者所认为的沿着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郭明女士对成都羊子山土台进行重新考察，通过对比历年测绘数据，结合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尚五”的文献记载，将羊子山土台复原为五级台阶，并结合出土陶器、土台制作技术等方面将羊子山土台的始建年代和废弃年代分别定为金沙时期和战国晚期。

　　（4）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研究。英国牛津大学Anke Hein教授对四川西部山地的相当于三星堆、金沙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对出土陶器、青铜器、墓葬等遗存进行分类，探讨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从铜器、玉器、陶器等各方面论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对早期蜀文化的影响，并认为成都平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早就了古蜀文明较强的独特性和文化多元性，尤其在玉器上体现更为明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黄凤春研究员对新出曾国铜罍与四川竹瓦街出土铜罍从形制、纹饰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应该是同一地生产，并推测它们均被周王室控制，很有可能是在洛阳北窑铸铜作坊中铸造。

　　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是早期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期其他区域的古文明的特征及其发展情况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本次会议在这方面也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Jade D'AlpoimGuedes教授对青藏高原史前时期农业进行探讨，她认为随着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之末温度降低，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早期农民放弃小米而引入两大抗霜作物——小麦和大麦，小冰河期很可能对西藏农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郑州大学张莉副教授基于近年来在中国发现的公元前三千纪和两千纪的相关考古材料，尤其是冶金方面的突破，结合景观考古的理论，全面梳理了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史前丝绸之路的情况，探讨古代中国不同地区在参与交流中时间和原因的差别，尝试从社会机制内部分析史前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寒先生从墓葬角度对陶寺社会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陶寺遗址墓葬反映出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小城内中期大型墓与中型城内的早期大型墓在各方面多有差异，墓主人很可能属外来者。晚期的暴力毁墓等行为表明人群间对抗激烈，社会趋于动荡衰落。陶寺社会的兴衰变革与当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融合与碰撞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将妇好墓随葬有领玉璧分为四型，其中三型与二里头文化相关，一型的年代可晚至晚商时期，并且认为刻纹有领玉璧的制作年代要晚于素面有领玉璧。有领玉璧的用途或可能是戴在手臂用于防卫。

　　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从二里头遗址VM4:3玉璋出发，探讨玉璋在南中国地区尤其是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波及，指出尺寸巨大化、纹饰繁缛、扉牙龙形化是二里头玉璋与之前玉璋的显著区别，并根据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不同形制玉璋的比例论证一号祭祀坑早于二号祭祀坑；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研究所柳扬博士通过对比殷墟出土晚商时期鸮尊，从而凸显出同时期长江流域的动物形容器的造型相较写实、风格简洁、轻盈的特征，并从铸造方法上进行论证。

　　美国纽约大学Roderick Cambell教授通过对比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骨器与河南关帝庙遗址出土骨器在器类、制作技术等方面的对比，对晚商时期的经济进行初步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对洹北商城2014年至2016年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介绍，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更为丰富，发掘对象应是作坊区的局部或边缘，对于了解洹北商城时期的都城布局及手工业生产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时铸铜、制骨工艺技术很好地把商代早、晚期生产技术很好地串连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论述了从早商到晚商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向中国南方的传播及其在长江下游、中游上游所表现出的地方特征，并指出南方青铜器接受了中原青铜铸造技术、器用制度，学习并改造尊、罍的形制和纹饰，并进行技术创新，创造自身特有器类。

　　湖南省文化厅熊建华研究员揭示出湖南省商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即青铜器和玉器共存现象，并对这种现象的发现情况及青铜器、玉器的特征进行细致梳理，并指出资江上游地区对于湖南商周时期考古的重要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盛伟研究员对芷江四方园遗址的遗存进行分期和文化面貌考察，认为其中部分陶器特征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较为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文化交流。此外，他认为倒塘湾出土的铜鸟形器从形制和纹饰上看，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鸟都具有相似之处，二者年代应较为接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万泉先生介绍了宣汉罗家坝遗址近些年来的收获，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对于补充和完善川东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作用，其对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除此以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幸晓峰研究员认为三星堆遗址所出的列石璧很可能并非简单作为礼器使用，很有可能是乐器或者定律之器，进而对古代中国“同律度量衡”改革的历史、意义等进行深入探讨；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Irina Podgorny教授指出19世纪晚期常见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现象，即早期的青铜工具被当作医疗用具，由此逐渐被欧洲学者熟知，最终影响和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时代。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但在与会学者的观点激烈碰撞过程中，“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上述各方面研究中均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此次会议中尚有一些问题并未深入，一方面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还不充分，资料发表的进度也较缓慢，另一方面学者讨论的重点也以祭祀坑为主，对于承载祭祀坑的遗址本身缺乏足够的关注。我们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同仁的努力下，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发现和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纪要乃根据会议报告、发言记录综合整理完成，其中的学术观点由于时间仓促未经作者本人审定，不妥之处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