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考古杂志社编辑出版，1936年创刊，现为季刊，为面向国内外的中国考古学权威性学术刊物，主要刊发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专题论文，以及考古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论作，是考古学专业学术性刊物。《考古学报》前身为1936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1947年至1949年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定名为现名。八十年来，《考古学报》刊登了许多重要的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学术研讨会开幕

 

　　今年恰逢《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在此之际，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考古学报》编辑部主办的“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20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文物报社、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在京新闻媒体记者约80人齐聚一堂，回顾《考古学报》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学科的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建言献策。

 

　　研讨会由考古杂志社洪石社长主持。
 

考古杂志社洪石社长主持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首先致辞。《考古学报》历任主编都是考古学大家，包括李济先生、夏鼐先生、王仲殊先生、徐苹芳先生等，可以说，《考古学报》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在各位学人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第一刊物，其学术含量、内容含量都很重要，这是几代考古人共同培育的刊物。刊物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严谨、务实、求真的风格，无论时代变迁，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都始终坚持以学术为导向，始终坚持把追求学问放在唯一的位置上。在刊物风格的形成和学术定位上，夏鼐所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几位副主编和几代考古编辑室的同仁们为刊物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里向为《考古学报》发展壮大做出贡献的主编、副主编、责编及全国学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新时期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我们要创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走向世界，建设文化大国、考古强国，在此背景下，怎样发挥学术刊物的引导作用，怎样支持全国的考古研究，这是大家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表示：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更好地服务与繁荣学术，促进对历史学的研究，并寄希望于《考古学报》编辑部的各位同志、各位学人能更好、更大地支持这本刊物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考古学报》冯时副主编在致辞中回顾了《考古学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考古学报》的创办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密切相关。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为客观发表殷墟发掘资料，创办了《安阳发掘报告》，之后又于1936年创办了《田野考古报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刊物。可以说，《考古学报》是和中国考古学相伴成长的，《考古学报》的历史也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它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这个刊物之所以经久不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学术界同仁的支持，从创刊之初，很多学者将毕生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最得意的研究成果贡献给《考古学报》。第二是单位领导的支持，历任所领导无不对刊物投入巨大精力与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社科基金也对刊物给予了极大关怀。第三，几代学人对刊物创办和发展的贡献。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考古学报》的主编，对刊物的学术标准、学术体例一手规划，呕心沥血，之后的历任主编王仲殊先生、徐苹芳先生、任式楠先生、刘庆柱先生都对刊物的发展做出了精心筹谋。在发言中，冯时先生对支持刊物发展的各位学界同仁、院所领导及学界前辈表示由衷的感谢。李济先生在为《田野考古报告》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这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冯时先生表示，李济先生的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主办了此次研讨会，他期待在座嘉宾贡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随后，研讨会进行了十二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就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国家和文明的概念、东西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主编刘庆柱研究员以《考古学与历史科学》为题做了报告。刘庆柱先生提到，如果没有考古学，就没有现代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就是研究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只有自然史和人类史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现代考古学取得的学术成果，充实了历史科学的内容。他以中国古代都邑的宫殿和宗庙的关系变化，阐述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不变的文明基因。中国都城中宫殿和宗庙并列存在于都城之中，反映了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结合的国家统治权力的组成特色，这从夏商周时期都城布局中宫殿和宗庙并用体现出来。当大朝正殿居中，宗庙与社稷分列其东西两侧之时，则反应了国家政治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国家统治集团的权力组成特色。这在秦汉至明清各代的都城布局中有着显著的体现。这一现象在考古学上得到了证实。同时，我们要强调在考古学上的国家认同感等问题。最后他指出考古学研究要通过一滴水见海洋、以小见大，不能处于描述科学阶段，要从研究是什么到研究为什么，从已知探讨未知。历史学存在的不足之处，要用考古学来弥补，使历史学更丰满、更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主编刘庆柱研究员作报告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文明起源相关问题刍议》，以良渚古城为例探讨了文明形成的标志问题，并阐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过程。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及完整的水坝系统反映了当时大规模人力的调动和组织能力，证明良渚已经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按照传统的文明三要素，良渚既没有发现文字，也没有发现金属器，能称之为文明吗？对此，王巍先生认为当时文明形成的标准可从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遗存中寻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农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部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一些重要经济资源，如盐、铜等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权贵控制；人口显著集中，出现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邑，如良渚、石峁、陶寺等等；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出现了掌握军权与祭祀权力的贵族阶层及其最高统治者——王；反应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大规模公共设施；形成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及大型墓葬；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整体——早期国家，这些是不是可以成为文明形成的标志？随后简单阐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距今7000年到6000年，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文化交流；距今5500年，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包括生产技术、礼仪制度等概念；距今4500年以来，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开始向中原地区汇聚；距今3800年，中原地区逐渐在各文化区中居于优势地位，可以说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从夏商-秦汉-宋元明清逐步形成的，各个区域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作报告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做了题为《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的报告。《考古学报》是中国考古学界历史最长、档次最高的刊物。从1946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间的《考古学报》都是由夏鼐先生参与编辑和主编的。总的来说，夏鼐先生的治学特点是：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随后，王世民先生回顾了《夏鼐文集》的出版历程，并以其中所收录的夏鼐先生的稿件为例，讲述了夏鼐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经过四年的编辑，目前新版《夏鼐文集》已经交付出版社，预计今年10月份正式出版。新版《夏鼐文集》将由原来的上中下三册，扩充到五册，可全面反映夏鼐先生的学术风彩。新版《夏鼐文集》第四册主要收录了夏鼐先生的考古漫记和书评，第五册是历史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这些都进一步展示了夏鼐先生博学谨严的治学特点。通过新收录文稿，我们可以体会到夏鼐先生在古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扎实功底，感受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文理兼备的学术特点，以及先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前瞻性和敏锐性。从夏鼐先生的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出先生在历史学上具有坚实的根底，而且其文章论证严密，有较深的逻辑学功夫。夏鼐先生对待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决不允许信口开河；在研究古代科技问题时，要求从中国古代实际出发；在担任主编之职时，不当甩手掌柜，亲自审阅稿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且用字谨慎。王世民先生表示：我们应继承夏鼐先生实事求是的学风，把《考古学报》办得更好，使我们的考古学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跻身于世界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员作报告

 

　　4.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教授做了题为《考古学的历史重建》的报告，主要从历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主流杂志要引领潮流四大方面阐述了考古学重建的问题。陈淳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除了将器物和遗迹的研究来补充文献以外，也应该注意大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且民族学和人类学无论在解读史前物质遗存还是社会形态上为考古学阐释提供了重要的蓝图，因而，我们熟知各种习俗制度，更有助于考古学者复原古代习俗和制度，对各种器物和图像提出新的解释。陈淳先生指出：考古学必须重视考古学理论的建设，理论是研究的向导及感官识别的判断基础，它指导田野发掘、采样和分析程序，并做可行的研究设计，所以带有理论思考和研究目的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好的解决考古学问题，将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最后，陈淳先生提出：考古学界主流杂志应该发表理论方法的创新、突破性的探索成果和综述性阐释等研究成果，从对发掘材料的粗加工转向信息的提炼，整合及对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引领考古学发展潮流。
 

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教授作报告

 

　　5.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当代使命》，主要阐述了考古学古史重建的历程以及考古学转型期古史重建的两个维度。中国考古学史重建的历程大致为：一、20世纪前半叶，古史重建与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理论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和早期考古发掘是古史重建的历史背景。二、20世纪50-80年代，是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学说建立时期。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转型期古史重建工作，一方面转向王朝史的重建，另一方向区域化转变，探讨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即聚落考古，两者的指向是一致的，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最后，方辉先生以鲁东南沿海地区的聚落考古调查为例，论述了这一地区从龙山文化时期的繁荣、龙山文化之后的衰落、周代初步复兴、东周更加繁荣，一直到汉代帝国下的聚落形态演变，这一研究验证了聚落考古运用在历史时期，是可以揭示出等级和基层组织，这是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理论的贡献，聚落考古是可以研究社会的。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作报告
 

　　6.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研究馆员戴向明先生的报告题目为《漫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长时段与大视野》，他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考古学阶段性发展情况。一、从史学的角度看考古的阶段性，目的从全局把握学科的发展，更好地把握现在、发展未来。考古学分成几大类，史前考古对应的是传说时代历史，上古史的重建等同于史前考古学。夏商周考古需要依赖考古学、古文字和古文献多方面的研究。历史考古学：秦汉以后，古文献记载已经非常详细，历史学的研究在整个时期起到主导作用，然考古学在专题性和物质研究方面仍占主导。二、从考古学史角度回顾学科的发展。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兴起，是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开始的，老一辈考古人将考古学定位于追溯早期历史，重建中国上古史。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立年代学的时空框架。随着资料的增加、研究的深入和系统的梳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90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史前城址的发展，开始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加强了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聚落考古系统开展；进入本世纪之后，多学科手段更加普遍运用，中国考古逐渐融入了世界考古的趋势。三、考古学的现状。一方面，考古学越来越精细，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理论没有大的突破，目前考古学处于学科发展的瓶颈时期，我们需要反思历史。四、考古学的未来。考古学最擅长的是观察长时段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未来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研究馆员戴向明先生作报告

 

　　7.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瀚教授以《中国的原史考古学与夏文化的探索》为题做了学术报告，他主要从以下九个方面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夏文化探索的各方面进行了简单阐述。1.考古学的“历史学视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历史学问题，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历史考古学阶段和狭义历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考古学对发掘资料的阐述需要历史学的高度和视野。2.考古学相对于历史学的分支。3.关于“夏文化”的概念：狭义的概念是夏王朝时期夏人创造的文化，广义的概念是指夏人的文化，夏人不是血缘性的概念，而是多族群的集合，因此其文化也不是一个族群的概念。夏文化是原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部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应该在夏文化的探讨上多下功夫。4.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夏”是否为虚构？5.史书上讲到的夏商周王朝是否各对应一种考古学文化？夏商周的建立是由各自不同的族团建立的，其综合文化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6.二里头文化性质的归属需要讨论，二里头遗址属于商都的新说值得商榷。7.二里头文化的溯源。8.夏文化与晋南。9.文献所见夏王朝与东夷。朱凤瀚教授最后提出：中国文明探源宜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夏文化的探索。
 

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瀚教授作报告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论国家的定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中国材料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与地点及过程上。这就首先需要弄清楚文明或者国家的概念。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国家”和“文明”还没有严格的定义。通常，国内考古学家将“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易建平先生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等文字中的演变，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文明”基本等同于“国家”。在国际学术界，现在研究者讨论得越来越多的是“国家起源”，而不是“文明起源”。当然，研究国家起源，也就是研究文明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作报告

 

　　9.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杨建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研究的互证——戎狄与胡的考古研究个案分析》。以戎狄为例，一、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课题。司马迁把中国北方汉代以前的民族都放入到《史记·匈奴列传》中，王国维先生将这系列细化了，这就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误解：1.认为从鬼方到匈奴是一脉相承的；2.认为后来匈奴的活动区域也就是戎狄活动的区域；3.胡和匈奴都是游牧民族。后来林沄先生发表文章论述了“戎狄非胡”，他认为戎狄和胡不是一个系列，戎狄主要在春秋时期，当时北方的主要人种是古华北类型，而胡主要在战国时期，这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古华北类型和北亚人种，后来就发展成东胡、鲜卑、契丹，这些都是北亚人种。在春秋战国时期，人种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呢？二、寻找文献与考古的契合点——中山国。文献记载中山国是白狄建立的国家。其文化遗存中有不少狄文化因素，如花格剑、削刀、鍑、动物纹带扣等，进而向前追溯，在原平-冀北-陕北-关中地区均可找到这些文化因素。同文献记载相互考证后可知，冀北地区应该为赵襄子伐代中的代，陕北地区应该是穆王霸西戎之后，将部分西戎赶到这一地区的河西白狄，关中地区毛家坪B组应该是与秦作战的戎的遗存，甘肃宇村应该是平王东迁之前的犬戎的遗存且狄应该是戎的一个分支。杨建华女士对这一研究方法做了总结：课题的研究问题来自于文献，用考古学来解决，考古学和文献学各自独立进行，最后是文献和考古的互证。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杨建华教授作报告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做了题为《世界体系下的边际效应：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的族群迁移与文化交互》的报告，以欧亚草原东部-西南西伯利亚、中国西北地区、新疆地区出土的众多典型遗存来印证族群迁徙以及相互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例，从考古学遗存分析来看，在4000BC-3000BC，分布在甘肃东部的仰韶文化的部分族群开始向中国西北地区迁徙；3500BC-3000BC，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向西迁徙到渭河上游、洮河流域、川西北及河湟地区；至马家窑文化晚期，其分布西界已达河西走廊西部；2500BC-2000BC，马家窑文化演变为半山-马厂文化。马厂文化晚期，部分向西迁徙至新疆哈密地区；到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二次向西北迁徙的浪潮，分布在陕西的客省庄文化中的部分族群向西迁入甘青地区逐渐演变为齐家文化，进而又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将马厂文化挤压至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2千纪初，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马厂文化演变为四坝文化。这一过程中，齐家文化在早期东西交互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可以说整个中国西北的青铜文化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作报告

 

　　11.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曹兵武先生的报告题目为《谈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几个热点问题》，他就目前中国考古学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一、新考古学在中国。首先，新考古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考古学具有整体性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包括研究目标、方法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迭代。其次，新考古学不是否定传统考古学，而是在传统考古学上推陈出新。这种出新是建立在精确的时空框架基础上的。新考古学的全面表述：以考古学遗存研究人类行为和文化适应。演变过程，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找文化的动力学原则。强调调查、发掘等资料获取和论证过程的严密性和逻辑性。二、关于公共考古学。首先应该明确公共考古不等于公众考古。考古资源是公共性资源，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只是发挥资源价值的其中一环，公众考古也是一环，还应该形成包括考古学家和公众在内对考古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科学的社会性可持续发展的闭环。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文明探源需要更精确的时空框架、要素标准、发展谱系、过程机制、跨文明研究等。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是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后新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等各种理论方法的交汇地带和试验田。中国文明探源在被新材料、新发现牵着鼻子走的同时，要加强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曹兵武先生作报告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做了题为《考古现场的多视角三维重建》的报告。随着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深入发展，考古工作中全方位空间信息的获取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考古研究中引进了数字近景摄影测量和三维激光扫描等系统，用于对考古遗址、发掘区域、石刻、造像乃至器物进行三维信息提取，生成地面或石刻、造像、古建筑立面的各种线画图、等值线图、正射影像图等图像，满足各种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他举例说明了三维重建在墓葬、石窟寺、陶窑等遗迹上的具体应用。如对墓葬三维模型的建立，相当于把整个墓葬搬到了室内，在三维模型上，我们可以获取墓葬的诸多信息，如纵剖图、横剖图等，操作不仅方便且数据十分精确。同样对考古现场出土的小件标本的三维重建工作，精度可以控制在0.1毫米左右，并可生成线画图。据此，刘建国先生建议：以后的考古现场可以少绘一些图，这样就会大大简化了考古现场工作，同时考古报告可以直接发表数据更精确的正射影像图。另外，刘建国先生还介绍了以三维数字化技术提供支持的虚拟展示，通过虚拟展示，能给观众提供更自由的观察点和更加逼真的感受。这一方式将会成为未来博物馆、考古现场文物展示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作报告
 

　　研讨会最后由《考古学报》副主编冯时先生做总结发言。冯时先生认为此次研讨会上的每位专家的报告都是一场学术盛宴，报告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对学术史的回顾，也有对考古学理论的探索、基本概念的分析、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研讨、考古学使命的展望、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国家定义的研究、更宏大的早期东西文明的交流、新技术的展示等。演讲的内容真正实现了李济先生在发刊词中提到的：考古学是有哲学的基础、史学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他还提到此次研讨会中有的学者的发言是极具反思和批判性的，这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本次研讨会将会对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作者：李连娣   审稿：洪石）
 

《考古学报》副主编冯时先生做总结发言


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