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长期以来，青花瓷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备受国际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探讨青花瓷相关科研问题，同时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2017年12月4日至7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古代青花瓷材料及其文化内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学者参会，重点针对“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青花瓷考古学研究”“中国青花瓷以及其他瓷器制瓷技术对外国制瓷业的影响”“海外发现的中国青花瓷瓷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

 

　　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RLAHA) Mark Pollard教授做了题为“深蓝色:蓝色钴料简史”的报告，展望了未来钴颜料研究的重点方向，包括釉层测试时，通过XRF等技术测算出的各元素比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硼元素的测试及其钴料产地的指示意义；尽管Kashan的矿物自十二世纪起被大规模开发，但在这之前的伊斯兰釉陶和中国青花瓷钴料似乎另有来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以“青花瓷与14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为题，指出青花瓷在14世纪已形成广泛的贸易网络和跨区域的产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融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朱铁权副教授做了题为“钴料产地与呈色机理研究”的报告，选用典型的元、明青花瓷标本，采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得出元代景德镇青花蓝彩钴料不具备典型国产钴料的特征，同时指出青花蓝彩中的微量元素与所形成的新晶相物质均取决于原钴料特征、原料处理以及烧制工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姜晓晨阳以“宣德青花钴料的显微分析研究”为题，回顾了青花科技考古研究现状，展示了运用显微分析技术（FIB-TEM）所取得的成果，得出宣德青花混合两种不同地质结构的钴矿，分别为高砷进口青料和高锰国产料的结论。

 

　　青花瓷及其他外销瓷的考古学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禚振西在“古代青花瓷绘画工艺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对比了唐代低温铅釉的蓝瓷、唐青花瓷、明代釉上青花瓷以及清末民国陈炉窑青花瓷绘制工艺，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福建省考古研究所栗建安研究员介绍了福建东溪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将东溪窑青花瓷分为三个阶段，并以漳州岱山院、“泰兴号”沉船遗址等国内外遗址为例介绍其青花瓷产品的流通；最后，就东溪窑的命名问题及其与漳州窑及其周边窑业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孙健研究员做了题为“南澳Ⅰ号出水青花瓷考古研究”的报告，介绍了南澳Ⅰ号沉船与出水器物的基本情况，并就万历中期沉船的归属问题以及沉船隔舱排列密度问题进行了研究。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以“克拉克瓷的生产机制”为题，根据对景德镇观音阁的考古发掘成果，从出土瓷器标本中的克拉克瓷器入手，以克拉克瓷从出现到发展、克拉克瓷器在该窑场产品中所占比例，并结合文献和图像资料，论述克拉克瓷器的产销机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冠宇博士以“早期来华葡人与中葡贸易：由一组1552年明青花玉壶春谈起”为题，旨在以一组葡商于1552年订制的青花玉壶春瓶为研究个案，探讨早期在华葡萄牙人的活动细节及其对中葡贸易发展的巨大作用。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郑建明以“北宋越窑的扩张与对外运输”为题，指出越窑在北宋中期以后核心分布区由上林湖一带开始向周边地区大规模扩张，产品的面貌和内容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并出现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尤其东部沿海的产品及其生产达到鼎盛，提出北宋时期越窑的大发展应该与海外市场的开拓直接相关。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研究员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为题，从海路输入的国外物品、吸收外国纹饰与母题和海外发现大量中国产品三个方面介绍了公元前3-公元3世纪中国海路交通贸易的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民间文物研究中心主任王建保以泰国18世纪以来的宾乍隆瓷和乃南通瓷为基础，提出中泰两国在人缘、地缘、物缘及其加工与贸易形式方面均有紧密联系。

 

　　中国制瓷技术对外国的影响

 

　　韩国民族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Han Sunguk（韩盛旭）研究员，做了题为“唐瓷传入朝鲜半岛与高丽青瓷的产生”的报告，介绍了韩国出土的唐代陶瓷的现状以及流入过程，从朝鲜半岛南部与中西部两个地区介绍了高丽青瓷的产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Chhay Rachna论述了9-15世纪吴哥龙窑的烧造技术、瓷器制作工艺和产品形态，综合以上等研究成果分析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该时期吴哥龙窑的瓷器制作群组。

 

　　中国瓷器在外国的分布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副馆长Purity Kiura博士以“古代肯尼亚与中国的联系”为题，从考古发掘、水下考古调查等方面介绍了肯尼亚沿海所发现的三处沉船遗址，重点讲述了近10年，中国与肯尼亚在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新发现。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Jayasingha Arachchige Priyantha（贾兴和）做了题为“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文化联系”的报告，指出大量的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斯里兰卡有强大和完整的历史联系，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出于宗教、政治、贸易和商业。印度尼西亚水下考古中心研究员Nia Naelul Hasanah Ridwan做了题为“印度尼西亚:中国制作工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报告，介绍了在印尼出土的多处沉船遗址，如以长沙窑产品为主的 “黑石号”沉船、以德化窑产品为主的“泰兴号”沉船等，这些考古证据表明中印两国的贸易联系由来已久。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研究员Bobby C. Orillaneda在“十五世纪菲律宾沉船里的中国青花瓷研究”的报告中，提出潘丹安沉船遗址（十五世纪中期）含有少于1%的中国陶瓷，而莱娜滩和圣克鲁斯沉船遗址（十五世纪末）含有压倒性的数量（超过90%）的中国陶瓷，这一现象可能与早期明朝的海上贸易禁令有关。

 

　　此外，本次学术研讨会还专门邀请了三位特邀学者的报告，以色列海法大学海事研究所Michal Artzy教授发表了题为“古老的运输船：一艘地中海东部具有暗示性的例子”的报告，以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公元前十三世纪的Uluburun沉船遗址为例，就货物的转运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科研思考。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杨军昌教授在报告“唐李倕墓出土捻金线：材料与工艺”中，介绍了李倕冠所使用的材料有金、银、铜、铁、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红宝石、琥珀、象牙及不同颜色的玻璃等；制作工艺包括铸造、锤揲、金珠、掐丝、镶嵌、雕刻等。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在报告“在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中对经济价值的思考”中，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与强化文化自信的双重背景下，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城市建筑遗产，提出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通过探讨与遗产保护相关的主要经济问题，对政府和民间力量介入遗产保护的不同方式进行分析，并以国内外典型文化遗产保护案例为例，根据其普遍性和独特性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考。（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青花瓷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长期以来，青花瓷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备受国际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探讨青花瓷相关科研问题，同时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2017年12月4日至7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古代青花瓷材料及其文化内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30多位学者参会，重点针对“青花瓷原料与制作工艺”“青花瓷考古学研究”“中国青花瓷以及其他瓷器制瓷技术对外国制瓷业的影响”“海外发现的中国青花瓷瓷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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