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发现长安”考古论坛纪要

　　2018年3月30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办的第三期“发现长安”考古论坛在西安研究室标本楼二层会议室举行，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作了题为“唐王朝中的汉王朝——汉长安城与隋唐长安城”的学术讲座，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作了题为“从东北亚的视角看古代制瓦技术和砖瓦窑”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刘振东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30多名研究人员和学生参与了此次论坛。


　　一、唐王朝中的汉王朝——汉长安城与隋唐长安城

　　妹尾达彦教授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汉长安城对隋唐长安城规划以及军事、政治、文化上的影响。

　　隋大兴城的建造与大兴苑

　　隋大兴城始建于文帝开皇二年6月，至开皇三年3月完成，其规划布局以主宫殿为核心，其他建筑物沿南北向延伸，轴线东西对称排列。受阴阳思想影响，象征阳的建筑置于东、南，象征阴的建筑置于西、北。

　　关于兴建大兴城的原因，妹尾达彦教授认为主要是为了克服长安城东北隅宫殿防卫上的弱点。隋初继承西魏、北周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宫殿区，虽有渭水作为自然屏障，但面对突厥屡屡进犯的严峻形势，新兴的隋王朝不得不放弃长安城东北角的宫殿区，转而在其东南的丘陵地带修建新的都城。

　　公元4世纪以来，随着游牧民族南下建立政权，形成了由禁军驻屯在与宫城相邻接的皇家苑囿来守卫宫城并在此进行军事训练的体制，如北魏平城的鹿苑及东魏、北齐邺城，隋王朝继承这种体制，在宫殿北部建造了广阔的皇家苑囿——大兴苑，并将汉长安故城作为苑囿的防御据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构建起在地势较高的宫城北门北侧常驻禁卫军的体制。

　　唐继承隋大兴苑并改称禁苑，与大明宫的东内苑、太极宫的西内苑构成唐三苑。唐初最强的禁军驻扎在太极宫的西内苑，8世纪后随着皇帝的居住地移至大明宫，禁军的驻地也移向大明宫东西二门的外侧。

　　隋唐长安城的特征

　　从军事防卫上来看，隋大兴城是以皇帝居住的宫城为重点守卫对象的要塞城市，其北侧有皇家苑囿及汉以来长安城的城墙，南侧有常驻卫兵的皇城，从而构筑起防御以突厥为首的骑兵袭击的防卫结构。

　　从象征性上来看，隋唐长安城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井然有序的空间布局。将汉长安城以南的上林苑纳入隋唐长安城北部禁苑的范围，则是其继承汉王朝正统性的体现。

　　从宗教和文化上来看，隋唐长安城是6～7世纪代表世界宗教圈东部的都城，是一座集聚外部文化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城市。

　　隋唐长安城中的汉长安城

　　宋代吕大防的《长安图》中绘制有唐代尚存的汉长安故城的建筑物及文物，体现了唐代人对始于汉王朝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憧憬与继承。

　　汉朝灭亡后，汉长安城城郭建筑被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作为都城断续使用了100年以上。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前赵至隋初的宫殿位于汉长安故城的东北隅，采用东西二宫制，西宫被称为“长安小城”，其太极前殿到唐代新建了楼阁。

　　汉长安故城内的部分建筑，经过隋代增修沿用到唐末，从《长安志》的记载来看，咸宜宫、未央宫、武库、通光殿、西北角亭、南昌国亭、北昌国亭、流杯亭、明水园、旧宅监都属于唐总管禁苑的四面监之一的北面旧宅监管辖。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则比较详细地标识了唐长安城禁苑里的汉长安城。结合《长安图》，妹尾达彦教授对汉安定馆、汉高帝庙、汉未央宫在唐代的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妹尾达彦教授认为，隋唐长安城是汇集了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变动的都城，隋文帝在营造大兴城时，为了防御突厥的入侵、克服大兴城宫殿位于低地的缺陷，在大兴城北部修建大兴苑，派禁卫军驻守，将汉长安城作为守卫大兴城的据点纳入大兴苑的范围，由此，汉长安城被隋唐长安城所继承利用并对隋唐的军事、政治、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隋唐长安城宫城选址于低地、隋唐长安城庙坛分布图的绘制、禁苑的防卫功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规划对比、自然环境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二、从东北亚的视角看古代制瓦技术和砖瓦窑

　　佐川正敏教授通过对蒙古国护丝挺•布拉谷第2和第3遗址匈奴砖瓦窑址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南北朝至元代制瓦技术及窑址的梳理，从东北亚的视角探讨了古代制瓦技术和砖瓦窑。

　　蒙古国护丝挺・布拉谷遗址群位于乌拉巴托以东150公里，这里曾发掘青铜时代的积石墓、匈奴时期的制铁遗址及积石墓。

　　2014年至2015年对第2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遗留有白灰面和铺地土坯的六角形半地穴砖瓦作坊址。在K3地点灰坑中出土外饰划线纹和附加堆纹的板瓦，这种纹饰与匈奴时期陶器的纹饰较为相似。由于工匠没有用内模而直接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圆筒，因此板瓦的内面没有布纹。经碳十四测年，这批瓦的年代约为距今2000年左右。此外，在第2遗址还采集到大量外面有平行纹拍打痕迹、内面用刮削法修整的当沟瓦、花纹砖。

　　2015年至2017年对第3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窑址，由窑室、火膛、窑门构成，出土有云纹瓦当、筒瓦、内外面有平行纹拍打痕迹的板瓦、当沟瓦、条砖、方砖等遗物，其中方砖的纹饰与汉长安城出土的方砖局部纹饰相似。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盘状器、陶壶等遗物。

　　综合近几年对该遗址的发掘情况，其窑址与秦代和西汉初期的窑址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目前所做发掘工作较少，资料不足，因此需要对窑址和作坊分布范围、瓦当纹样和城址的关系进一步开展工作。

　　此外，对比匈奴时期与秦汉时期的瓦当纹样，佐川正敏教授认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存在较大差别。在制作技术方面，匈奴时期采用泥条盘筑法，没有内模和布纹痕迹，这和长安附近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瓦当制作技术接近，下一步需要同陕北、内蒙等地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

　　中国古•中世纪（南北朝至元代）制瓦技术和窑址与东北亚的对比研究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莲花纹代替云纹成为瓦当当面纹饰的主体，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南北方的莲花纹瓦当制作技术存在差别，表现在瓦当背面的修理方面，北方用手直接修理当背，南方则采用轮子修理，当背留下同心圆痕迹。中国北方及北亚筒瓦瓦舌的纵剖面及其内模的形状与啤酒瓶相似，南方唐代中期以前将筒瓦筒部和瓦舌部分分开制作后接上，直接影响了百济和日本的筒瓦制作。

　　宋辽金时期，牡丹纹等吉祥纹、兽面纹和龙纹代替莲花纹成为瓦当的主体纹样。北魏至唐的花头板瓦都没有明显的下颌部，纹样都是在粘土圆筒板瓦瓦尾上施加波浪重唇纹。辽和北宋开始在花头板瓦的瓦头部分设置了下颌部从而扩大了纹样面，促使波浪重唇纹以外的多种纹样和模子压印法的产生。

　　北宋制作花头板瓦时首先使用了“扇形模子压印法”，即在粘土圆筒瓦尾端面用扇形模子分别压印四次，然后切断为四份。金从北宋学习了板瓦折弯技术和“扇形模子压印法”，进而在与高丽的交流中开始用“放下模子压印法”和板瓦瓦尾连接技术制造扇形滴水瓦并改良为尖底滴水瓦，这也是中国滴水瓦的开始。其后西夏发展了尖底滴水瓦，至元代扩大其纹样面，瓦与瓦当的连接角度改为钝角，并对高丽末期和朝鲜时期的板瓦制作产生影响。

　　从瓦的制作和使用来看，宋辽金元的瓦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共同之处在于一般等级建筑都使用施加波浪重唇纹花头灰板瓦。

　　北魏开始使用青掍瓦装饰宫殿和佛寺等高等级建筑，至宋代继续使用并出现鸱吻、嫔伽、脊兽等装饰。辽初仍使用青掍瓦，最高等级的绿釉瓦至中期开始全面装饰宗教建筑屋顶。金代青掍瓦可能已经消失，开始使用绿釉瓦全面装饰宫殿的屋顶并使用各种脊饰，绿釉龙纹滴水瓦是最高等级的瓦。西夏不使用青掍瓦，绿釉兽面纹等尖底滴水瓦是最高等级的瓦，其次为贵族墓葬碑亭使用的不带釉的尖底滴水瓦。元代改良尖底滴水瓦，最高等级建筑使用带绿、黄釉的龙纹花头板瓦。

　　从制作技法来看，中国北方北宋和金代以前的制瓦制度是以泥条盘筑为主，而江南地区南朝晚期以后已经逐渐普及泥板围筑法，并影响到华南、朝鲜半岛和日本，随着元灭南宋，大量工匠迁往北方，泥板围筑法在华北和北亚地区完全替代了泥条盘筑法。

　　此外，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瓦当纹饰由莲花纹变为同心圆纹、梵字纹、龙凤纹，从中国学习鸱吻、陶人、陶兽等脊饰。日本镰仓时期，瓦当纹饰由莲花纹变为巴纹。

　　在瓦窑的结构方面，中国华北地区和北亚多用窑床平坦的地下和半地下、地上式馒头窑烧造瓦和陶瓷器。在华南地区用馒头窑烧瓦，用龙窑烧陶瓷器。朝鲜半岛新罗末至高丽时期以后，统一用龙窑烧瓦和陶瓷器。日本从唐或统一新罗接受平窑后，7世纪起采用带有隔墙和分火道的新型平窑，镰仓时期以后用馒头窑烧瓦，用龙窑烧陶瓷器。

　　综合以上方面的对比，佐川正敏教授认为，从中世纪的东北亚视角看，制瓦技术和瓦窑在中国南北方、朝鲜半岛、日本，既有因传播交流而显示出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匈奴时期瓦当的纹饰、鸱吻的产生与沿革，砖瓦制作技术传播的途径、瓦的规格变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刘振东研究员再次向两位日本教授表示感谢，并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的两场报告视角广阔、内容丰富，对比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希望以后能在相关领域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 （审稿：刘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