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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座谈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发布时间:2018-10-08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鲍杰瑞 张莞沁

会场 图片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

  近年来,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公众,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是沟通古今的重要一手资料,是研究和展示历史不可替代的直接物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数珍贵的文物不断涌现。针对这些发掘出土的文物,如何做好研究、保护、展示和传承,目前在诸多方面尚存在不健全之处。

  有鉴于此,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公众考古学中心合作,于2018年9月20日举行“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历史学院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发起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基地副主任蒋璐老师主持座谈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公众考古学中心执行主任王涛老师首先介绍了组织此次会议的缘起。他指出,公众考古学旨在探讨考古学和当代社会之间关系,其中,考古学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博物馆是考古学成果展示的重要输出端,考古发掘品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来源。如何处理好考古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合作共赢,一起为公共文化服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公共考古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从发掘出土物的定义入题,提出“考古文化遗产”的概念,他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着重指出:相较于出土文物的归属权问题,或许更应重视这批资源如何利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近期,博物馆可加强与地方考古所、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和发挥好文物的价值;与此同时,建议国家加大对各地国有文物保护收藏单位的资金、设备投入力度。中长期目标,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文物保存管理机构,对考古发掘所获遗存进行统一保存、保护和统筹工作,服务更多研究者和公众。

  结合近些年北京地区高强度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白岩所长在对比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工作内容之后指出,两者的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不同,承担的压力和风险也不同,造成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决方案的差异。当前,各地考古所面临着库房保存和保护条件不足、工作量迅速增长、管理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激化了科研工作的难度和压力。面对这样的现状,博物馆方或可加强与高校、考古所以及馆际之间的沟通和工作联系,同时要加大对各地中小型博物馆的政策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博物馆对藏品的利用率,此外还要重视近现代文物,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

  河南省文物局楚小龙副处长和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筹建办主任曹龙分别从两个文物大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梳理了近年来考古工作开展的状况和存在困难。楚小龙指出,目前地方考古所的文物保存环境和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而博物馆本身的研究力量稍弱,导致了考古文博整体发展缓慢。曹龙接着指出,以往博物馆库房管理工作的疏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物保护环境的问题和文物信息的缺失,加大了展示和研究工作的难度。虽然考古所和博物馆双方的工作方式有所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并利用好文物资源。在此共识基础上,可以尝试将文物的归属权和使用权分开,将文博行业纳入到统一的系统中进行规划。陕西正在尝试建设专门的考古博物馆,拓展以往“库房——基地”的职能,在开展考古整理的同时,力图系统展示室内整理、研究分析等考古工作全过程,让公众对考古学有更为深入立体的认识,实现与传统综合类博物馆的错位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博物馆馆长袁广阔认为,前述各类现象的出现其实是文化繁荣的表现,但应当注意分析各类现象背后的问题。考古工作任务重、工期紧、科研压力大,虽然博物馆已经展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物,但仍有大量的出土物(一般文物)有待整理。相较于综合类博物馆,依托于各地考古所建立的考古博物馆应当承担更重要的保存、保护和科研基地的重要作用。此外,除了可移动文物,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问题也应当尽快提上议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益汇则从博物馆当前实践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考古博物馆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博物馆工作对考古文化展示的多种做法、尝试和重要作用,分别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会议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教授做总结发言。 他指出,目前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立法、体制、机制”三个方面,“国家、地方”两个层次,立法的梳理应该符合当前国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讨形成具体提议,为国家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智库型文化研究服务平台和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直针对首都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国内外专家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进而为首都和国家文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服务。此次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围绕考古发掘品管理与保护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展开专题座谈会进行研讨,希望藉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共同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贡献。(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硕士生)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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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座谈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发布时间:2018-10-08

会场 图片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

  近年来,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公众,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是沟通古今的重要一手资料,是研究和展示历史不可替代的直接物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数珍贵的文物不断涌现。针对这些发掘出土的文物,如何做好研究、保护、展示和传承,目前在诸多方面尚存在不健全之处。

  有鉴于此,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公众考古学中心合作,于2018年9月20日举行“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历史学院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发起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基地副主任蒋璐老师主持座谈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公众考古学中心执行主任王涛老师首先介绍了组织此次会议的缘起。他指出,公众考古学旨在探讨考古学和当代社会之间关系,其中,考古学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博物馆是考古学成果展示的重要输出端,考古发掘品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来源。如何处理好考古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合作共赢,一起为公共文化服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公共考古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从发掘出土物的定义入题,提出“考古文化遗产”的概念,他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着重指出:相较于出土文物的归属权问题,或许更应重视这批资源如何利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近期,博物馆可加强与地方考古所、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和发挥好文物的价值;与此同时,建议国家加大对各地国有文物保护收藏单位的资金、设备投入力度。中长期目标,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文物保存管理机构,对考古发掘所获遗存进行统一保存、保护和统筹工作,服务更多研究者和公众。

  结合近些年北京地区高强度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白岩所长在对比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工作内容之后指出,两者的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不同,承担的压力和风险也不同,造成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决方案的差异。当前,各地考古所面临着库房保存和保护条件不足、工作量迅速增长、管理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激化了科研工作的难度和压力。面对这样的现状,博物馆方或可加强与高校、考古所以及馆际之间的沟通和工作联系,同时要加大对各地中小型博物馆的政策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博物馆对藏品的利用率,此外还要重视近现代文物,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

  河南省文物局楚小龙副处长和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筹建办主任曹龙分别从两个文物大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梳理了近年来考古工作开展的状况和存在困难。楚小龙指出,目前地方考古所的文物保存环境和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而博物馆本身的研究力量稍弱,导致了考古文博整体发展缓慢。曹龙接着指出,以往博物馆库房管理工作的疏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物保护环境的问题和文物信息的缺失,加大了展示和研究工作的难度。虽然考古所和博物馆双方的工作方式有所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并利用好文物资源。在此共识基础上,可以尝试将文物的归属权和使用权分开,将文博行业纳入到统一的系统中进行规划。陕西正在尝试建设专门的考古博物馆,拓展以往“库房——基地”的职能,在开展考古整理的同时,力图系统展示室内整理、研究分析等考古工作全过程,让公众对考古学有更为深入立体的认识,实现与传统综合类博物馆的错位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博物馆馆长袁广阔认为,前述各类现象的出现其实是文化繁荣的表现,但应当注意分析各类现象背后的问题。考古工作任务重、工期紧、科研压力大,虽然博物馆已经展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物,但仍有大量的出土物(一般文物)有待整理。相较于综合类博物馆,依托于各地考古所建立的考古博物馆应当承担更重要的保存、保护和科研基地的重要作用。此外,除了可移动文物,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问题也应当尽快提上议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益汇则从博物馆当前实践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考古博物馆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博物馆工作对考古文化展示的多种做法、尝试和重要作用,分别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会议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教授做总结发言。 他指出,目前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立法、体制、机制”三个方面,“国家、地方”两个层次,立法的梳理应该符合当前国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讨形成具体提议,为国家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智库型文化研究服务平台和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直针对首都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国内外专家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进而为首都和国家文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服务。此次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围绕考古发掘品管理与保护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展开专题座谈会进行研讨,希望藉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共同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贡献。(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硕士生)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鲍杰瑞 张莞沁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