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进入发言与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天津市博物馆、安阳市博物馆、南阳府衙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16位学者在研讨会上进行汇报，与会者分别围绕近年铸钱遗址考古新发现、铸造工艺、钱币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学者发言

　　上林三官今何在？

　　户县兆伦铸钱遗址系汉代上林三官之一的锺官铸钱作坊，作为汉代的“中央银行”，是目前唯一确知的上林三官铸币场所。研讨会上，社科院考古所张建峰介绍了兆伦铸钱遗址自2015年11月起至2018年11月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收获。考古队复探了钱范分布范围，推断此区域主要为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废料堆积区，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已确认发现南墙和西墙。张建峰表示，通过对兆伦村北侧窑址、村内窑址、南城墙、钱范堆积区壕沟的试掘，增加了对钱范分布的了解，并对窑址、城墙、壕沟的年代有了初步判断，此外发现的古城或许为锺官城。随后，与会学者就钱范均出土于城外、城内不见，以及寻找东墙北墙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窝头寨遗址是目前第一个四至清晰、布局略明的大型秦汉铸钱遗址，这丰富了我们对秦汉钱币铸造工厂的既有认识，其可能当属汉武帝时专铸五铢的上林三官之一。”社科院考古所刘瑞在汇报中说道。据介绍，2012年6月起窝头寨汉代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小五铢以及大量五铢钱背范和少量范母，其中个别范头模印文字，如存在越年现象的“地节五年三月丙子作”。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不仅未见在西安多数铸钱遗址常见的半两、新莽钱币陶范，同时也未出土相关钱币，由此可见2012年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时代单纯的汉代铸钱遗址。随后，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王艳朋介绍了最新窝头寨遗址的发掘收获。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期，发掘区域可能为遗址边缘地带，未发现墙址，遗址内发现45个柱洞、出土五角形对接管道和圆形套接管道、1件范母残块、大量背范等遗物。对于上述梳理的窝头寨遗址考古发现和初步认识，与会学者均表示要加强对建筑遗迹的解剖和研究，搞清建筑性质、注意建筑布局，从而梳理遗址内部空间关系。

学者发言

　　《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这便是史料记载的国家造币机构“上林三官”。上林三官今何在？社科院考古所徐龙国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对上林三官进行探讨。他认为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六厩。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建章宫营建后，技巧铸钱移到相家巷；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社科院考古所刘振东首先以“汉长安城铸钱遗址”为题，对遗址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未央宫石渠阁、桂宫二号建筑等城内出土钱范，以及东郊清明门外、南郊13号遗址等城郊出土钱范做详细梳理。随后，他对上林三官设立于何时、是否一官仅一处作坊、专营还是兼营铸钱以及新莽铸钱与上林三官的传承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会议现场

　　“和汉长安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分离，城内只设一处生产区的情况不同，秦咸阳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混杂，并存在两处职能不同的生产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杨力争梳理了咸阳窑店镇1、2、3号地点铸钱遗物的考古新发现，其中3号地点位于秦府库建筑遗址范围内，在叠压秦代建筑的汉代地层内发现有大泉五十铁钱范1件，陶背范3件。1号地点出土铁铸范1件，具备秦代器物特征。2号地点出土残陶范模25件。张杨力争强调，1号、2号地点出土遗物反映出工艺的进步性，但仍落后于叠铸法，出土铸币遗物地点位于都城核心区，应属“官营”作坊内的生产品。　　

　　周边地区铸币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

　　除了上述陕西地区秦汉时期铸钱相关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南阳府衙博物馆刘绍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济桥、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闫麟则分别对河南、河北、青海等地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进行归纳梳理与总结。

学者发言

　　侯秀敏详细梳理了半两钱范、五铢钱范在洛阳地区的出土情况。在谈到对洛阳秦汉铸钱遗存的认识时，她表示首先洛阳地区铸钱遗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唯一没有发现的只有武帝的三铢半两钱范；第二，洛阳发现了西汉文景时期铸钱范窑址，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代铸钱范窑址；第三，钱范形制多样；第四洛阳出土了少见的珍品钱范，如文信钱范、文帝四铢半两陶目范等均为珍品；第五，带小三角符号的郡国五铢钱范仅见于洛阳。刘绍明介绍了南阳府衙汉代铸钱作坊考古新发现，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发现较多“大泉五十”钱范和少量“小泉直一”钱范，两种钱范均为母范正面和子范背面，不见母范背面和子范正面，也未见其他钱文。刘绍明指出该遗址与此前以宛城为中心的皇冠商场、新华东路卧龙区等出土地位置接近，应属于同一铸钱作坊遗址且沿用时间较长。据郭济桥介绍，石家庄战-汉石邑城为冶铜、制、烧陶、铸币的手工业作坊区，结合文献记载，中山国、魏、赵、秦在石邑城铸造了大量武器、钱币等。遗址中出土了蔺氏圆肩圆足布、安阳平足布、1枚面文“赤鞞”残三孔布。西海郡的设立是第一次将王朝统治扩大到青海湖沿岸，闫麟介绍了西海郡故城出土的３件“小泉直一”钱范和１件“大泉五十”陶母范、１件“大泉五十”背范等文物，并梳理了新莽钱币在西海郡和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

　　技术的催生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姜宝莲以锺管铸钱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为例，结合同时期其他材料对锺官铸币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铸币流程进行探讨。中国钱币博物馆孟祥伟首先对西汉铸钱遗址的空间布局进行概述，随后就铸钱业与郡国制、商业城市、军费、河东郡铜矿的相关问题提出看法。

学者发言

　　是什么催生着铸造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创新？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和天津市博物馆黄娟两位学者在发言中均对工艺技术背后的动因及背景进行了探讨。“民间铸钱因陋就简，由于范模制作技术要求较高，很可能采用真钱实物代替范模，为适应母钱翻范的需求，调整泥沙比例、从而派生出母钱砂型铸造，可以说古代翻砂工艺可能是在政策宽松的北朝由民间发明的。”周卫荣在梳理从叠铸工艺到翻砂工艺时说道。他还指出，中国古代铸钱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社会需求的外在条件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部动力。叠铸和翻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精华的继承，同时也不断推动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黄娟概述了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发展与变化。在保证钱币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下，铸币工艺不断进步，西汉中后期竖式合范工艺发展至巅峰、新莽后期叠铸工艺被普遍推广。她指出，铸造工艺的进步除了技术本身发展的积累外，还要满足控制金融命脉、军事活动、社会经济的需要。

　　安阳市博物馆谢世平和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两位学者的汇报分别涉及对新莽“大泉五十”和萧梁“天监五铢”的相关研究成果。杨君从陶范的角度入手，详细分析了出土“五铢”陶范的形制特征和其所反映的铸造钱币信息，并对“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的学术史进行回顾，他表示，期待随着“公式女钱”的出土，能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发现“天监五铢”。 

　　钱币铸造业考古的启示与思考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本次会议上共有16位学者进行发言，内容涉及田野考古中钱币和铸钱遗址的新发现、钱币类型、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等多各方面。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

　　从田野考古的新发现来看共有四方面的启示。

　　第一，铸钱遗址在发掘中不仅要关注遗物，更要关注遗迹现象，重视共存遗物关系的考量和共时性问题，这对判定遗址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是单纯的制范遗址还是制范与铸造钱币同时进行的；再比如，同时出土标准五铢钱和小五铢的遗址，要关注共存遗物的堆积和埋藏过程。第二，铸钱作坊是手工业的一种，不同于聚落、城址、墓葬，田野工作要做到按照铸钱遗址的实际出发，关注其布局结构及演变。基于整体观、演变观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梳理，从而事半功倍。第三，作为考古工作者，发掘前要对钱币、青铜冶炼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储备，强化对铸钱工艺流程、工艺内涵的认识。第四，要把铸钱遗址放到更大的空间和视野中来考量。把具体遗迹放到遗址、城址和聚落中来思考。

　　从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方面出发仍有四点值得思考。

　　首先，钱币的类型划分和断代要依靠地层学为基础。不重视地层学的依据，就无从解决其他问题。其次，钱币铸造所涉及的专业术语较多，但目前各领域研究者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要从铸造学术语的角度将专业词汇科学化、统一化。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要关注铸钱技术演变和其他手工业制造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的关联，及其演变背后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动因，并在详实的科学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上进行研究。再次，手工业的发生和演变离不开环境资源、产品流通和应用，因此要拓宽学术视野。最后，由于课题的特殊性，必须要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集钱币、考古、科技等多个领域。以钱范为例，可以说离开了科技检测，就无法进行深入解读，因此要强化多学科合作和交叉融合，以此提升学术研究的发展空间。

　　图／文：张小筑

　　审　稿：白云翔

　　责　编　：张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