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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笃定前行——2019湖南考古工作总结辑要

发布时间:2020-01-08文章出处:湖南考古作者:乔卓俊

  转眼又是一年。新年伊始,对于湖南考古人来说,最为翘首企盼的就是一年一度召开的“湖南考古汇报会”,全省上下业务人员集聚长沙共襄盛会,这是湖南考古人心目中一个新旧年交接、继往开来的标志,也是湖南考古工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节点。在这场盛会中,专业的考古一线工作者和湖湘考古志愿者朋友共聚一堂,听考古人回顾、总结、分享过去一年中考古勘探、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一系列工作与收获,许多精彩而富有价值的发掘项目和文保成果都将首次与公众见面。今年省考古所特邀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博士,他将作题为《远古人类的生存之火》的主旨演讲,主要阐述用火对人类演化的作用与意义,通过中外史前考古的具体案例加以介绍,将带给听者一场学术的盛宴和知识的享受。

  2019年的湖南考古工作项目众多、成果卓著。 

  对于湖南民众来说,探索湖南地区最早的人类和文明是大家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是湖南考古同仁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课题。2019年,湖南旧石器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伞顶盖遗址出土大量以优质燧石为原料制作的石器,考古队对燧石原料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遗址附近存在大量优质燧石原料。通过对这批石器标本的分析,能够为解决原料与石器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证据。同时,根据初步地层对比结果,伞顶盖遗址年代可能处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阶段,从旧石器技术发展轨迹来看,刚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是早期现代人在欧亚大陆出现和扩散的关键时期,伞顶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能够为我们了解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演化历史提供重要材料。本次考古工作采用了精细化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集中体现了当今考古工作的科技化水准。

图一  伞顶盖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从2017年国家文物局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围绕“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这个子课题,在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澧县鸡叫城、石门宝塔等遗址连续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七星墩遗址从2018年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作为湖南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其内外两圈的双重城壕结构在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史前城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其城墙始建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使用时间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2019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阐明了以下几点:一、2018年钻探显示七星墩遗址内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共有四处缺口,今年补充钻探后,认为这四处缺口并不存在,内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是连为一体的;二、七星墩内外两圈城垣的始建年代相当,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三、外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有一次扩建行为,到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即废弃;四、石家河文化早期,外城仍有人居住,但城垣已废弃。石家河文化晚期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外城已无人居住;五、发掘区北部探方发现该时期的疑似水稻田遗迹,外城可能成为稻田种植区。

图二  七星墩遗址2019年发掘现场

  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时隔多年后再次重启。2018年秋至2019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对鸡叫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钻探,基本弄清了鸡叫城城墙、护城河、早期环壕的位置,并对整个遗址的堆积状况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北城墙和早期环壕的解剖,全面了解遗址的文化面貌,在 1998年和 2006 年发掘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遗址的文化序列,为以后鸡叫城聚落结构的探索构建时间框架。同时通过城墙内坡和早期环壕内包含的丰富遗物,了解当时的环境和生业状况。通过发掘,已揭露出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包括城墙、灰坑、沟、房址、墓葬等的遗迹 70 余处,出土一批丰富的遗物,包括有陶器、玉器、石器等。该发掘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图三  鸡叫城遗址城墙出露照片

  2019年,我们对南县卢保山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卢保山遗址位于一处比周围高出约1~4米的台地上,经钻探,四周均发现城墙遗迹,城墙外侧往北还见有壕沟。根据调查勘探情况,可初步断定卢保山遗址是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不晚于石家河时期的史前城址,其主体时代是石家河文化时期。已有考古成果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共发现有17座城址,史前文明达到顶峰,文化影响辐射一度北进中原。这一时期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是湖北天门山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虽然卢保山遗址的城址面积仅10万平方米左右,相对而言,其面积和规模均较小,但该城址是目前为止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中位置最南的一座。卢保山遗址的发现将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的研究增添新的材料。

图四  卢保山遗址勘探成果示意图

  自2015年起,省考古所对孙家岗遗址进行了连续多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其中2019年的主要收获是:一是基本完成了对墓地南区现存墓葬的完全揭露,确认该墓区的墓葬分布,可区分为南北两个墓群;二是辨析出孙家岗遗址墓地各土坑墓中普遍存在一种“垫器葬”的独特葬式,即:先在墓底垫放破碎陶器(多为罐、盆类、打碎放入,或放入后敲碎),之后放入葬具,葬具上或其边缘再放置盘、杯、壶等日常宴饮用器,玉器则随尸体置于葬具之内的特殊葬式;三是获取了一批随葬品,有陶器和玉器两类,其中玉器40余件,较完整器有笄、鹰首笄、鸟首璜、璜、圆牌等,并见1獠牙神面牌饰。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多年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总结出“孙家岗类型遗存”概念的提出,并指出它是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之后新发展起来的肖家屋脊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1800年间,其年代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早期,填补了湖南考古在石家河文化与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800年空白期的前半段,同时也为了解洞庭湖区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与早期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图五  孙家岗遗址2018、2019年出土玉器

  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项目众多、工作扎实。发掘包括石门宝塔遗址、汨罗螺丝山遗址、益阳潭溪口遗址、溆浦马田坪墓群、保靖四方城王堡墓群与洞庭墓群、蓝山牛承村与刘家古墓葬、平江福寿山大湖坪遗址、老司城遗址等一大批遗址与墓葬。湖南考古人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考古来揭示湖南华夏化形成的过程和湖湘文化形成的过程,从而复原湖南的历史。 

  汨罗螺丝山遗址性质属于费家河文化,是商代晚期分布于洞庭湖东岸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发掘意义首先是增加了洞庭湖东部地区商时期考古资料的积累,对于推进对洞庭湖东西两地商周时期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大帮助;第二是螺丝遗址出土的可复原的完整器数量较多,可丰富关于费家河文化陶器群特征的认识;第三,此次发掘出土数量较多、形制多样的制陶工具,对于研究费家河文化的制陶手工业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六  螺丝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四方城王堡墓群是四方城从战国晚期至秦、再到西汉早中期的历史见证,这一时期正是四方城悠久历史的精华浓缩,体现了四方城城址经历了战国晚期的楚秦战争、秦人入境、再到西汉政权建立这段历史。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在四方城先民生活上的投影,也是秦人最早进入湖南的历史见证。我们可以从王堡墓群的墓葬形制变化、随葬器物时代特征的变化,观察到秦人伐楚这段历史对四方城的影响。而洞庭墓群时代自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时间上没有缺环,完整再现了四方城先民在汉代的丧葬习俗和生活状态,对于了解汉代四方城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龙山里耶秦简出有“迁陵以邮行洞庭”简牍,指将公文或信函从“迁陵”送到“洞庭”。曾有专家因地名推测,秦洞庭郡郡治或在保靖四方城对岸的洞庭村。此次考古发掘在附近未发现秦代建筑基址及同时期人类活动遗迹,基本否定了该说法。

  2019年,湖南考古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工程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 

  我所与孟加拉国联合考古队通过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佛教遗址的五次大规模发掘,获得了重大成果,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揭露出大量红砖砌筑的佛塔、佛殿、寺庙、道路等遗迹,并发现铜器、陶器、石器、金器等大量遗物,其阶段性发掘成果《纳提什瓦: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2013-2017年发掘报告》已于2019年3月正式出版。2019年,援孟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开展系统性的城址考古调查,探明了毗诃罗普尔古城的范围、城内文化遗存的分布及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布局等情况,取得了重大的收获;通过对纳提什瓦遗址神殿2北墙的发掘,进一步厘清了寺庙早期垫土、建筑填土、生活堆积之间的区别及对应关系,对于遗址的地层堆积有了更加精确的认识;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北墙与西墙的转角,证实了神殿2为正方形建筑的推测。

图七  纳提什瓦遗址神殿2的北墙发掘现场

  2019年,我所还参与越南羸䣚遗址的考古工作。羸䣚遗址由羸䣚城址以及周边的墓葬组成。通过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认为羸䣚城址应由外城、中城和内城三重城组成。基本可知内城位于遗址北面中部,年代较早,为东汉至三国时期,外城年代大体为六朝时期,中城位于遗址西北,其沿北城墙和西城墙沿用了原有的城墙,年代大体为唐代。此次勘探与发掘为进一步认识羸䣚遗址的布局提供了依据,也为深入认识红河三角洲古代城市建设、文化面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图八  羸䣚城址现状图(由北向南45°航拍)

  2019年,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以及公众考古等工作同样做得有声有色。考古工作不仅是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基本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就是一种文物保护。各类规划和方案的编制、科技考古工作的实施也都是本着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原则来做的。同时,我们不断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行动贯穿于整个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公众考古工作即是一个体现。任何一处遗存的发现必然反映当地的一段历史和文明,这完全应该也有必要让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唤醒他们对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保护。基于这个目的,我们推出了各类公众考古活动:联合长沙博物馆推出了“发现湖南”十场系列讲座;在九嶷山首次开展了“湖南考古研学游”项目;将考古课堂搬进小学的“考古进校园”活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公众考古活动;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众多、贴近大众的考古活动,让普通市民和孩子能够正确理解考古的意义和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图九  九嶷山研学游

  新的一年,新的时代,也是新的征程。作为湖南考古人,我们必将不辱使命、扬帆起航、为湖南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事业贡献青春与力量!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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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笃定前行——2019湖南考古工作总结辑要

发布时间:2020-01-08

  转眼又是一年。新年伊始,对于湖南考古人来说,最为翘首企盼的就是一年一度召开的“湖南考古汇报会”,全省上下业务人员集聚长沙共襄盛会,这是湖南考古人心目中一个新旧年交接、继往开来的标志,也是湖南考古工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节点。在这场盛会中,专业的考古一线工作者和湖湘考古志愿者朋友共聚一堂,听考古人回顾、总结、分享过去一年中考古勘探、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一系列工作与收获,许多精彩而富有价值的发掘项目和文保成果都将首次与公众见面。今年省考古所特邀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博士,他将作题为《远古人类的生存之火》的主旨演讲,主要阐述用火对人类演化的作用与意义,通过中外史前考古的具体案例加以介绍,将带给听者一场学术的盛宴和知识的享受。

  2019年的湖南考古工作项目众多、成果卓著。 

  对于湖南民众来说,探索湖南地区最早的人类和文明是大家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是湖南考古同仁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课题。2019年,湖南旧石器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伞顶盖遗址出土大量以优质燧石为原料制作的石器,考古队对燧石原料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遗址附近存在大量优质燧石原料。通过对这批石器标本的分析,能够为解决原料与石器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证据。同时,根据初步地层对比结果,伞顶盖遗址年代可能处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阶段,从旧石器技术发展轨迹来看,刚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是早期现代人在欧亚大陆出现和扩散的关键时期,伞顶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能够为我们了解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演化历史提供重要材料。本次考古工作采用了精细化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集中体现了当今考古工作的科技化水准。

图一  伞顶盖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从2017年国家文物局设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围绕“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这个子课题,在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澧县鸡叫城、石门宝塔等遗址连续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七星墩遗址从2018年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作为湖南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其内外两圈的双重城壕结构在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史前城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其城墙始建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使用时间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2019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阐明了以下几点:一、2018年钻探显示七星墩遗址内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共有四处缺口,今年补充钻探后,认为这四处缺口并不存在,内圈城垣的西段和北段是连为一体的;二、七星墩内外两圈城垣的始建年代相当,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三、外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早段有一次扩建行为,到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即废弃;四、石家河文化早期,外城仍有人居住,但城垣已废弃。石家河文化晚期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外城已无人居住;五、发掘区北部探方发现该时期的疑似水稻田遗迹,外城可能成为稻田种植区。

图二  七星墩遗址2019年发掘现场

  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时隔多年后再次重启。2018年秋至2019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对鸡叫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钻探,基本弄清了鸡叫城城墙、护城河、早期环壕的位置,并对整个遗址的堆积状况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北城墙和早期环壕的解剖,全面了解遗址的文化面貌,在 1998年和 2006 年发掘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遗址的文化序列,为以后鸡叫城聚落结构的探索构建时间框架。同时通过城墙内坡和早期环壕内包含的丰富遗物,了解当时的环境和生业状况。通过发掘,已揭露出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包括城墙、灰坑、沟、房址、墓葬等的遗迹 70 余处,出土一批丰富的遗物,包括有陶器、玉器、石器等。该发掘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图三  鸡叫城遗址城墙出露照片

  2019年,我们对南县卢保山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卢保山遗址位于一处比周围高出约1~4米的台地上,经钻探,四周均发现城墙遗迹,城墙外侧往北还见有壕沟。根据调查勘探情况,可初步断定卢保山遗址是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不晚于石家河时期的史前城址,其主体时代是石家河文化时期。已有考古成果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共发现有17座城址,史前文明达到顶峰,文化影响辐射一度北进中原。这一时期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是湖北天门山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虽然卢保山遗址的城址面积仅10万平方米左右,相对而言,其面积和规模均较小,但该城址是目前为止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中位置最南的一座。卢保山遗址的发现将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的研究增添新的材料。

图四  卢保山遗址勘探成果示意图

  自2015年起,省考古所对孙家岗遗址进行了连续多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其中2019年的主要收获是:一是基本完成了对墓地南区现存墓葬的完全揭露,确认该墓区的墓葬分布,可区分为南北两个墓群;二是辨析出孙家岗遗址墓地各土坑墓中普遍存在一种“垫器葬”的独特葬式,即:先在墓底垫放破碎陶器(多为罐、盆类、打碎放入,或放入后敲碎),之后放入葬具,葬具上或其边缘再放置盘、杯、壶等日常宴饮用器,玉器则随尸体置于葬具之内的特殊葬式;三是获取了一批随葬品,有陶器和玉器两类,其中玉器40余件,较完整器有笄、鹰首笄、鸟首璜、璜、圆牌等,并见1獠牙神面牌饰。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多年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总结出“孙家岗类型遗存”概念的提出,并指出它是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之后新发展起来的肖家屋脊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1800年间,其年代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早期,填补了湖南考古在石家河文化与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800年空白期的前半段,同时也为了解洞庭湖区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与早期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图五  孙家岗遗址2018、2019年出土玉器

  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项目众多、工作扎实。发掘包括石门宝塔遗址、汨罗螺丝山遗址、益阳潭溪口遗址、溆浦马田坪墓群、保靖四方城王堡墓群与洞庭墓群、蓝山牛承村与刘家古墓葬、平江福寿山大湖坪遗址、老司城遗址等一大批遗址与墓葬。湖南考古人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考古来揭示湖南华夏化形成的过程和湖湘文化形成的过程,从而复原湖南的历史。 

  汨罗螺丝山遗址性质属于费家河文化,是商代晚期分布于洞庭湖东岸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发掘意义首先是增加了洞庭湖东部地区商时期考古资料的积累,对于推进对洞庭湖东西两地商周时期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较大帮助;第二是螺丝遗址出土的可复原的完整器数量较多,可丰富关于费家河文化陶器群特征的认识;第三,此次发掘出土数量较多、形制多样的制陶工具,对于研究费家河文化的制陶手工业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六  螺丝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四方城王堡墓群是四方城从战国晚期至秦、再到西汉早中期的历史见证,这一时期正是四方城悠久历史的精华浓缩,体现了四方城城址经历了战国晚期的楚秦战争、秦人入境、再到西汉政权建立这段历史。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在四方城先民生活上的投影,也是秦人最早进入湖南的历史见证。我们可以从王堡墓群的墓葬形制变化、随葬器物时代特征的变化,观察到秦人伐楚这段历史对四方城的影响。而洞庭墓群时代自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时间上没有缺环,完整再现了四方城先民在汉代的丧葬习俗和生活状态,对于了解汉代四方城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龙山里耶秦简出有“迁陵以邮行洞庭”简牍,指将公文或信函从“迁陵”送到“洞庭”。曾有专家因地名推测,秦洞庭郡郡治或在保靖四方城对岸的洞庭村。此次考古发掘在附近未发现秦代建筑基址及同时期人类活动遗迹,基本否定了该说法。

  2019年,湖南考古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工程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 

  我所与孟加拉国联合考古队通过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佛教遗址的五次大规模发掘,获得了重大成果,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揭露出大量红砖砌筑的佛塔、佛殿、寺庙、道路等遗迹,并发现铜器、陶器、石器、金器等大量遗物,其阶段性发掘成果《纳提什瓦: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2013-2017年发掘报告》已于2019年3月正式出版。2019年,援孟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开展系统性的城址考古调查,探明了毗诃罗普尔古城的范围、城内文化遗存的分布及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布局等情况,取得了重大的收获;通过对纳提什瓦遗址神殿2北墙的发掘,进一步厘清了寺庙早期垫土、建筑填土、生活堆积之间的区别及对应关系,对于遗址的地层堆积有了更加精确的认识;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北墙与西墙的转角,证实了神殿2为正方形建筑的推测。

图七  纳提什瓦遗址神殿2的北墙发掘现场

  2019年,我所还参与越南羸䣚遗址的考古工作。羸䣚遗址由羸䣚城址以及周边的墓葬组成。通过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认为羸䣚城址应由外城、中城和内城三重城组成。基本可知内城位于遗址北面中部,年代较早,为东汉至三国时期,外城年代大体为六朝时期,中城位于遗址西北,其沿北城墙和西城墙沿用了原有的城墙,年代大体为唐代。此次勘探与发掘为进一步认识羸䣚遗址的布局提供了依据,也为深入认识红河三角洲古代城市建设、文化面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图八  羸䣚城址现状图(由北向南45°航拍)

  2019年,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以及公众考古等工作同样做得有声有色。考古工作不仅是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基本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就是一种文物保护。各类规划和方案的编制、科技考古工作的实施也都是本着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原则来做的。同时,我们不断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行动贯穿于整个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公众考古工作即是一个体现。任何一处遗存的发现必然反映当地的一段历史和文明,这完全应该也有必要让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唤醒他们对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保护。基于这个目的,我们推出了各类公众考古活动:联合长沙博物馆推出了“发现湖南”十场系列讲座;在九嶷山首次开展了“湖南考古研学游”项目;将考古课堂搬进小学的“考古进校园”活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公众考古活动;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众多、贴近大众的考古活动,让普通市民和孩子能够正确理解考古的意义和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图九  九嶷山研学游

  新的一年,新的时代,也是新的征程。作为湖南考古人,我们必将不辱使命、扬帆起航、为湖南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事业贡献青春与力量!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