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8日，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老师进行了第八期活动：“欧亚草原考古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讲座于晚19:00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1304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老师、黄益飞老师及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师生参与了讨论与交流。

　　王鹏老师讲座的内容分为欧亚草原考古发展史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两部分。对欧亚草原考古史的回顾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的背景。王老师首先介绍了欧亚草原的范围和位置，指出广义的欧亚草原西到东欧平原，东到大兴安岭，地理范围广阔，在讨论具体的文化现象时，应尽量避免使用“中亚”、“欧亚草原”、“欧亚大陆”这样宽泛的概念，代之以具体的地理空间。或者在必要时，对“欧亚草原”和“中亚”进行严格的定义。之后王老师对欧亚草原考古的兴起、发展及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欧亚草原考古发展史

　　中国学者对欧亚草原考古的了解始自С. В.吉谢列夫，他于1950年和1959年先后两次访华，应邀讲学。其中题为《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的演讲影响巨大，经翻译整理后发表。1960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政治影响，中苏考古学界的交往中断。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考古学参考资料》中介绍了大量苏联考古的内容。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便翻译完成的С. В.吉谢列夫所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迄今为止这本书仍是中国学者了解欧亚草原考古的重要参考书之一。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也包含了涉及苏联考古学的词条数十条。但当时中国对苏联考古的认识仅限于上述内容。

С. В.吉谢列夫(1905—1962 )

　　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С. В.吉谢列夫建立了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其中，阿凡纳谢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这一序列，至今仍是确认南西伯利亚乃至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性质和年代的一把标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С. В.吉谢列夫的这一成就是建立在С. А. 捷普娄霍夫工作基础之上的。

　　С. А.捷普娄霍夫通过研究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地、但是非常准确地建立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类系统和发展序列，这一研究开启了西伯利亚考古学新的时代。他所建立的文化序列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单线条的进化，没有讨论各个文化之间的更加复杂的关系，而且没有区分出奥库涅夫文化，而是将其混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当中。

С. А. 捷普娄霍夫 (1888-1934)

　　从193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西伯利亚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中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研究机构进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С. В.吉谢列夫和А. П.奥克拉德尼科夫在南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工作。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考古学家陆续恢复工作，С. И.鲁登科在阿尔泰地区恢复对巴泽雷克墓葬的发掘，М. П.格里亚兹诺夫初步建立了鄂毕河上游从青铜时代到中世纪的文化序列，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性研究机构也恢复了学术活动。

С. И. 鲁登科( 1885-1969 )

　　60年代初期在新西伯利亚市南郊的森林中建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城，1966年成立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言与哲学研究所。该所编写了5卷本的《西伯利亚史》，其中第1卷《古西伯利亚》主要利用考古学材料概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历史，是1960年代中期以前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学的最高成就。

　　1973年，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组建了北亚探险队，其西西伯利亚分队在В. И.莫罗金院士的领导下至今仍在西西伯利亚地区工作。В. И.莫罗金出版了《鄂毕-额尔齐斯河流域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首次建立了鄂毕河上游以及巴拉巴拉草原新石器及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В. И. 莫罗金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十分迅速，除新工作以外，之前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的重要材料也得到整理和出版。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促进了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多的考古学问题。

　　王老师指出，熟悉掌握该地区文化发展序列是认识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基础。随后，王老师提供了近年经过再次断定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四个考古学文化的大体的年代范围：

　　阿凡纳谢沃文化（3200-2500 BC）

　　奥库涅夫文化（2500-1800 BC）

　　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得罗沃文化（1800-1400 BC）

　　卡拉苏克文化（1400-800 BC）

　　2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　　

　　随后，关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王老师从新疆地区和殷墟的发现出发，选取了较为明确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王老师将视野置于新疆地区。目前新疆地区已发现明确的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如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新疆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来源有可能是东欧平原的竖穴墓文化，一群人向东迁徙，经阿尔泰地区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这一看法已得到器物、葬俗、人种学DNA鉴定等方面的验证。而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即位于东迁途中的阿尔泰地区。

　　有关切木尔切克文化，王老师指出，这一文化由瓦列诺夫首先提出，他将整个阿尔泰地区、包括蒙古西部和哈萨克东部同时期一些不太确定属性的文化都称作切木尔切克文化。其共同特征即具有石制容器、石人（仅新疆地区有所发现，不见于蒙古和哈萨克地区）等，其它方面差别较大。因此王老师认为仅能将其认定为是青铜时期这一地区较为特殊的一批遗存，是否可称为文化仍需斟酌。

　　有关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如近年来发掘的温泉阿敦乔鲁、呼斯塔遗址，以及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等均较为典型。这些遗存是否可以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概念下命名为新的考古学文化，可另作讨论。与之相关的较为特殊还有小河文化和古墓沟文化，因其不出陶器，葬俗也不见于其他地区，具体来源尚难以确定，可能与中亚地区的古代文化有关。

　　此外，有学者指出新疆存在卡拉苏克文化，王老师认为严格来讲，这些应称为卡拉苏克时期的文化遗存，而非卡拉苏克文化。此外，王老师还指出河西走廊的家畜、小麦、冶金遗存等也应当是西来，但具体时期以及来源尚不明确。

　　随后，视野转向殷墟，王老师详细介绍了其研究思路及方法。殷墟二期左右突然出现大量马车，当前一般认为马车为西来，但具体的来源、传入时间、如何传入仍待研究。首先，马车本身应当是最直接有利的着眼点，但草原地区的发掘环境与俄罗斯考古学家早期的发掘技术都对马车本身的发现造成限制，当前资料大都为复原图，故不能直接将殷墟发现的马车与草原地区的相比较。同时，由于草原地区多使用有机质车马器，保存困难，青铜的使用较少，因此可直接对比的车马器亦不多。但草原地区马镳多为骨角质，保存情况较好，是少有的可供进行对比研究的器物。

　　研究对象选定后，王老师讨论了草原地区马镳的年代序列，并对比了两个区域马镳及钉齿器的形态和结构。经对比发现，阿拉库文化阶段（1900-1450BC）的马镳与殷墟的马镳较为相似，因此可以判断马镳东传的年代大致在阿拉库文化时期。关于传入的线路问题，王鹏老师又将草原地区发现的与殷墟相似的马镳的出土位置标记于地图上，可见其大致范围与位置，但因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费德罗沃类型基本不随葬马车，故中间地带尚不能定论。

草原地区与殷墟马镳对比

　　大约在马车传入的同时，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纹饰风格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出现较多的三角纹等几何形纹饰，这些纹饰于草原地区也是突然大量出现，其很有可能是和马车一起由草原地区传入。王老师由此推测可能短时间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事件。

殷墟与草原地区器物纹饰对比

　　如果我们考察大的文化背景，会发现，以往考古学家常会提到殷墟与卡拉苏克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三钮环首刀、兽首刀等。但宏观来看，卡拉苏克文化周边还有其他多支考古学文化，它们均在此时出现大三角纹、菱格乳钉纹、网格纹等，因此，当时的文化交流可能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一假设的一个线索为弓形器。弓形器目前仅见于中国北方和米努辛斯克盆地，但两地弓形器的形态在弓身的曲直和弓臂的长短上有明显差异。通过分析，王老师认为二者可能有共同的祖源。

殷墟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弓形器对比

　　近年来石峁遗址的诸多重要发现，为我们讨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另一线索。石峁遗址发现的诸多兽面纹石雕，与商文化兽面纹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米努辛斯克盆地与石峁遗址大体同时的为奥库涅夫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殷墟之间的关系。2016年奥库涅夫文化墓葬出土的一件香炉上的人像，确认了以往被认为可能是奥库涅夫文化的诸多大型石雕，文化归属确实为奥库涅夫文化。而香炉的形象也出现在南西伯利亚诸多艺术形象中，常见位置为人像的头顶和两鸟之间，类似的符号也见于商周青铜器上同样的位置。因此，石峁的最新发现说明米奴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地区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与商周文化纹饰的对比

　　最后，王老师进行了总结，认为讨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忽视草原、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

　　讲座后，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与王老师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内容涉及到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冶金的起源、石峁遗址冶铸遗存的性质等多个议题。本次活动从研究史的回顾开始，以具体问题的分析结束，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和背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