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至15日，由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与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慈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承办的“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两宋（宋金）之际的中国制瓷业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慈溪召开。来自国内外多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13位与会代表围绕有关两宋（宋金）之际陶瓷考古的新发现、新研究和新进展先后报告。

　　1考古发现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郑建明教授对两宋之际的龙泉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他结合窑址及纪年墓出土的材料，分别对北宋晚期、南宋早期的龙泉窑产品进行了系统梳理。除了提及两宋之际龙泉窑的影响范围，他还对其技术来源进行了探讨：在北宋晚期，由于模仿对象越窑的衰落，龙泉窑可能兼收了湖田、定窑、耀州窑的诸因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约在南宋早期，受汝窑窑工南下的影响，龙泉地区开始烧造乳浊釉产品。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信研究馆员介绍了定窑考古的新进展。他根据2009—2010年考古发掘情况将定窑产品分为六期九段，并从窑炉结构和产品特征上归纳了各期的特征，并指出目前窑址所见的紫定产品均发现于北宋中期地层，而黑定产品则仅见于北宋晚期地层，“尚药局”款瓷器主要流行于北宋晚期，“尚食局”款瓷器主要流行于金代后期。他介绍了枣树地与北镇隋代窑址、唐县江家沟窑址两处定窑新窑址及其出土的产品和窑具，并对崇礼太子城金代皇家行宫遗址的发掘及出土定瓷情况进行了回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文军研究员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郝雪琳介绍了2019年张公巷瓷窑址考古新发现。他们从器型、胎釉、纹饰及装烧工艺等方面总结归纳了张公巷窑青瓷的特征，同时讨论了其与清凉寺汝窑、南宋官窑、高丽青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随后重点介绍了新发现的三件或可提供有关张公巷窑性质线索的器物：天青釉暗刻龙纹盘、青釉八卦纹鼎式炉、青釉五行镂孔熏炉盖，并由此引申讨论了张公巷瓷窑址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其作为北宋官窑的可能。　　

　　2区域性调查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何安益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广西宋元青瓷”。他指出，以海洋岭—大瑶山—莲花岭为界，广西地区宋元时期的瓷窑业分别在东、西形成青白瓷和青瓷两大釉色系。他分别以江凹里窑、严关窑、窑田岭窑、柳城窑、红渡窑、九龙窑、城关窑、那恒窑、水谷窑等窑址为例进行了阐释，并根据各窑产品特征，将其划分为五大类。通过梳理和比较，他认为广西青瓷技术存在一个“仿湘（素面透明青釉）——仿耀（印花透明青釉）——仿钧仿建（乳浊釉）”的传承脉络。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贾尧研究员分享了“河津古瓷窑调查收获”。他通过借助GPS及电脑绘图，完成了对遮马峪中下游、瓜峪中游、下化沟一带的整体调查，发现了唐至明清时期的古瓷窑址九处、瓷土/耐火土原料产地7处以及先秦时期遗址7处。调查结果表明，瓷窑选址早期靠近水源，后期主要接近原料产地；产品以白瓷、黑瓷为大宗，均为日常用器，主要器类有碗、盘、罐、枕等；装烧工艺经历了“三叉支钉叠烧（唐五代、北宋）——足底沾五泥钉叠烧、涩圈叠烧（金元）——涩圈叠烧（明清）”的发展过程；产品的销售市场集中在晋南区域，同时也销往陕西地区。

　　福建博物院余慧君副研究馆员介绍了福建泉州古城出土的两宋时期陶瓷器的初步考察结果。她对近年调查勘探的法石街遗址、府后山遗址、旧车站遗址、旧人民医院遗址、府文庙遗址、小山丛竹书院遗址等6个地点两宋地层出土的陶瓷器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这些陶瓷器呈现出了复杂的交流面貌和文化特色：器型以碗类为主，基本涵盖了所有釉色，涉及的产地多达20余处，基本以同安窑系、磁灶窑、德化窑等本地窑口为主。此外，她认为磁灶窑与德化窑在泉州古城的大量出现，是由港口输出城市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产品除了用于外销，同时也供应着周边居民。　　

　　3窑具与装烧工艺　　

　　安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超副研究馆员介绍了淮北烈山窑址窑具与装烧工艺研究。他对窑址概况及发掘情况进行了回顾，接着对出土的窑具进行了具体介绍。认为烈山窑的窑具按照用途可分为支垫具、间隔具、匣钵、试火器、试釉器、制瓷工具、窑炉构件等7大类，并且相对应地存在匣钵装烧、钵状支具支烧、盏状支具支烧、工状支具和喇叭口支具支烧、托珠支烧、垫饼覆烧、涩圈叠烧、对口套烧、垫砖堆烧等多种装烧方式。结合窑具、产品及装烧方式的变化，他将烈山窑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并对其技术来源进行了探讨，认为烈山窑产品受到了磁州窑系窑业技术的强烈影响，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白瓷生产技术自北向南的传播线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周禺含讨论了南宋越窑装烧工艺。她从出土器物入手，归纳了器物所对应的窑具及其变化情况，认为南宋时期越窑窑具仍以钵型匣钵和筒型匣钵为主，间隔具借鉴汝窑，支钉和垫饼取代了传统的垫圈。她按照青釉器和乳浊天青釉器分别对南宋越窑的装烧工艺进行了划分：青釉器中的精者均为匣钵单烧，粗者运用明火裸烧、同类叠烧、多件套烧和碗盖扣烧等方式；乳浊天青釉器一般以器物与匣钵的匹配度选择装烧方式，存在装匣烧造（包括单件装烧、多件套烧）、对口合烧等方式；同时也存在青釉器和乳浊釉器同匣钵装烧的现象。　　

　　4窑业互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新民以“汝窑新发现及对浙江青瓷的影响”为题进行了发言。在回顾了汝窑的考古工作历程后，他强调了2011-2016年间的汝窑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最新收获：新发现窑炉遗迹多座，确认了清凉寺窑址的烧造延续至明代；新出土一批仿青铜器造型的素烧器和“类汝瓷”，扩大了对于清凉寺烧造区继北宋汝窑之后再度烧制宫廷用瓷的认识；出土了一批精美陶瓷器和大型建筑构件，深化了对于宋代清凉寺的认识。通过梳理，他认为汝窑开创的天青色、乳浊釉、釉面开片、两次烧成和满釉支烧等制瓷工艺，对于浙江地区的南宋越窑、南宋官窑和南宋龙泉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宁波副研究员讨论了宋元时期龙泉窑对湖南制瓷技术的影响。他梳理了湖南地区墓葬和窖藏出土龙泉窑青瓷的类型和时代，进而以羊舞岭窑和醴陵窑为例介绍了龙泉窑对湖南青白瓷窑址的影响。他指出，湖南地区对龙泉青瓷的仿烧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对湖南青白瓷窑的影响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就已存在仿龙泉窑青瓷的现象，但景德镇窑业技术的影响占绝对优势；到了元代中晚期，龙泉窑的影响与日俱增，此时除了器型、纹样的模仿，釉色也从青白釉转变为青釉，景德镇窑的影响逐渐减退。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成高韵的报告题目是“高丽青瓷鼎形炉的年代及功能探研——兼与张公巷窑出土器物之比较”。她指出，高丽青瓷与汝窑在窑炉结构、产品类型、装饰技法等方面均存在着密切联系，认为高丽青瓷在烧制过程中对汝窑进行了模仿。她根据鼎身纹饰的分布及分区、足部特征等方面的变化总结了高丽青瓷鼎形炉的演变。通过对比韩国康津沙堂里窑址出土的鼎式炉，她推测张公巷窑烧制的鼎形炉的年代大概为1123年至12世纪中后期。最后，她结合《宣和奉事高丽图经》《高丽史》等相关记载，对高丽青瓷鼎形炉的功能和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应是皇家举行道教仪式中所用的法器。　　

　　5研究新进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小蒙研究员和于春雷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北宋吕氏家族墓及出土瓷器观察”。王小蒙介绍了北宋吕氏家族墓的情况，然后以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为界，将吕氏家族墓分为前后两期，并与北方地区其他唐宋纪年墓进行比较，强调了吕氏家族墓葬形制所反映的丧葬观念与礼制追求。她按照分期对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进行了介绍并重点讨论了梅瓶、白釉盏台、天青釉瓷。她认为吕氏家族墓不同时期的随葬瓷器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的兴衰，墓葬出土情况与窑址的出土情况并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也体现了吕氏家族的独特审美取向。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沈岳明教授深入分析了王安石变法对中国瓷业的影响。他认为造成北宋晚期越窑突然衰落、各地窑业开始兴盛格局的原因，不是越窑原料或燃料的耗尽，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他分析到：王安石致力于改革政府购买制度，大规模推行市易法，建言神宗将上供之瓷由成本昂贵的越窑青瓷改为成本相对较低的邢窑、定窑瓷器。此法虽节省了经费，但却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加之审美水平的参差，收购产品的种类与宫廷的需求未能十分契合，于是出现了“不堪用”的局面。宫廷“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制样需索”的方式就适时地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各地窑厂开始兴盛，百花齐放。　　

　　两宋时期是中国制瓷业由成熟走向繁荣的时期，其上承唐代南青北白相对单一的格局，下启元明清绚烂多彩瓷的端绪，中国的各大名窑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两宋(宋金)之际，政局的动荡造成了南北窑场、官民窑业相互融合与激荡的局面，并由此催发了中国窑业的华丽蝶变，一系列重要的窑场和技术风格在这一时期出现和形成。这一时期的窑业研究，对于探索诸多重要窑场和技术风格的形成、演变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涉及了多个地区的众多窑系或具体窑址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进展，与会学者针对产品特征及分期、窑具及装烧工艺、窑业技术的互动及交流、瓷窑业生产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及社会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进一步明晰了两宋（宋金）之际这一重要转变时期的窑业面貌，推动了我国制瓷业综合研究的纵深发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郝雪琳 周雪妍 翁倩 周禺含）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7日第6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