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25日，为期一天半的“聚落与社会一新实践与新思考”暨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进入研讨环节，32位学者从聚落考古实践，聚落理论、形态、社会行为的新思考等方面出发对聚落与社会提出新的认识和思考。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振宇主持。

主持人

　　西高地聚落考古实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殷宇鹏对杨官寨遗址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遗址发现情况来看，遗址内揭露仰韶晚期制陶作坊以及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等，为研究仰韶时期聚落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从体质人类学鉴定及全基因组多样性统计结果来看，墓地葬人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壮年和青年期，男性基因组多样性较低，女性基因组多样性较高；从生业经济来看，粟作农业为遗址主要的食物来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阐述了陕西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的收获。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遗址内大部分山坡阳面分布着居址区，大型房址位于靠近山顶位置，小型房址成排分布在山坡中部。在大型房址地面堆积中发现大量弧形筒瓦和槽形板瓦，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能确认年代的最早的瓦类建材。此外，结合周边遗址概况分析，他认为芦山峁、石峁与陶寺是互有异同的亲缘文化，三者在仰韶时期即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张光辉以偏关天坪峰东遗址为例，对早期石城的一般模式进行探索。偏关天坪峰东遗址共揭露10余座房址及石砌护墙，均为阿善三期遗存，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晋西地区石城的空白，揭示石城在黄河东岸地区的发展轨迹，为研究该时期聚落布局、城址结构、修建模式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遗址三面环河临沟，结合周边石城的选址状况，他推断早期石城选址十分注重防御功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小宁从缘起和目的、考古发现及相关认识等方面简述了榆林横山芦河两岸的考古发现。他指出这类遗存在府谷郑则峁有少量发现，与内蒙古阿拉善三期器物组合和特征相近，遗存的发现为建立陕北地区的文化序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裴学松从遗址概况、庙墕地点概况及墓葬情况对府谷寨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总结。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寨山石城南墙进行了试掘，在遗址北部庙墕地点发现了墓地的线索。庙墕地点的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批石峁文化的典型墓葬，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为石峁文化墓葬研究提供了一批新资料。这批墓葬等级分明、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依据墓葬形制可分为四类，分别代表四类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

　　宁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霍耀的汇报题目是“宁夏海原南华山地区考古调查收获”。 2020年4月至7月，宁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华山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共发现新石器遗址点120余处，遗址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均属于菜园文化。菜园文化是分布于宁夏南部一带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此次调查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菜园文化的内涵、遗存分布情况及聚落规模，而且为进一步探讨菜园文化与周邻地区文化遗存的关系提供了材料。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周静分享了桥村遗址的考古实践与思考。桥村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渭河中游关中西地区以双庵遗址、石嘴头遗址、赵家来遗址为代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的面貌更为接近，同时遗址内也出土了如带耳篮纹花边侈口罐、槽型板瓦和筒瓦等不见于整个泾渭河流域的典型器物，拥有自身文化特色。桥村遗址的发掘将陇东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复杂多元的面貌呈现出来，其包含的齐家文化早期起源、发展相关的文化因素，为在陇东地区深入探索齐家文化来源提供可能。

汇报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永安从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遗址入手，分析了两周时期文化的交流、变迁与融合。石家及遇村遗址是庆阳地区首次发现的东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遗存丰富，以周文化为主体，包含有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南方文化等因素。该遗址弥补了过去文献有关西北地区两周封国部族记载的不足，对认识两周时期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格局演变，建立陇东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探讨周时期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及互动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平原聚落考古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了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的新认识。他从选题背景，都邑构成的新材料、新认识，都邑聚落历史性变化的新认识，演变背景的思考等方面出发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介绍。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4万余平方米。中心区有“井”字形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区、中轴线布局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多进院落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大型祭祀场所等，它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大型都城遗址。祭祀区、宫殿区和作坊区这三个区域正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体现了都邑建设中“辩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思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芬探讨了焦家遗址城墙与壕沟的生命史重建与聚落变迁。她认为焦家遗址城墙和壕沟的生命史主要由“挖沟与筑墙、清淤与维护、淤塞与废弃”三个阶段组成，其生命史的演变过程与发掘区内的聚落变迁历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同步性，应是先民对聚落内部进行有意识规划的结果，表现出了较强的聚落规划能力和动员组织能力。据目前材料，城墙与壕沟在修建时或有用于排水的考虑在内，但与直接连通河道、沟底被常年流水覆盖的壕沟略有不同，其在水资源调配、管理层面上的功能可能相对较弱。壕沟较大的宽度、最深处偏向城墙一侧的形制，在客观上使城墙与壕沟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但也不应忽视其标志聚落等级、彰显权威的社会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东介绍了禹会村遗址聚落考古新发现。他表示通过考古发掘对禹会村遗址空间范围、时间跨度、龙山文化城址的礼仪性建筑等均有了新认识，为丰富淮河中游史前城址的社会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刘祥宇介绍了高山古城的发掘与收获。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115座、人祭坑1座、灰沟16条，未发现居址。年代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为成都平原首次确认的新遗存—高山一期遗存，二、三、四期为宝墩文化早期遗存。遗址同时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遗存，这些遗存为了解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居民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也为解开古蜀人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汇报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简要回顾了城河遗址历年工作简况，城河遗址的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应对城垣的始建、使用与废弃，居址与墓地的年代对应，人工堆积的年代判断，南方史前遗址的调查与范围确定等问题进一步思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亚锋介绍了孙家岗遗址—洞庭湖区肖家屋脊文化聚落初识。孙家岗遗址目前揭露墓葬340余座，除一座瓮棺葬以外，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他对墓葬及出土遗物进行简要介绍。他表示聚落对墓地的整体规划，反映了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结构，为研究聚落结构的变迁提供资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良智介绍了七星墩遗址聚落考古发现与认识。七星墩遗址由外圆内方双重城壕构成，对研究史前城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城墙与文化堆积的叠压打破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城墙始建年代约在3000BC年左右，使用时间延续至2000BC年左右。七星墩城址的历时性变化，对研究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兴衰、文明进程等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阐述了浙江余姚姚江河谷先秦时期聚落调查与初步研究。 姚江河谷地带平原局促，从井头山时期到东周时期，遗址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只有到环境较稳定的时期，先民才选择在平原地区居住。河姆渡时期遗址分布海拔较低，埋藏较深，堆积普遍较厚，商周时期遗址分布海拔较高，堆积普遍较薄，其中东周时期遗址数量众多，与越国的建立、环境的稳定、人口的增长有关。

　　石峁遗址与聚落理论的新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副教授徐峰介绍了他对“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面貌的一些思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特征明显、器类丰富多样、标志性玉器突出。通过玉人头像尖顶帽、头发、胡须、文面等极具民族标识性的文化特征，表明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传统中有外来因素。他表示透过玉人头像，或能窥探到时代更替之际大范围、跨区域的文化互动与变迁。

汇报人

　　山西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陈小三对石峁皇城台石雕与青铜器兽面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兽面纹有直接联系的纹样，可以追溯到石峁文化中。二里头青铜器兽面纹与石峁皇城台石雕具有相似性，皇城台石雕的公共展示为二里头阶段出现成熟兽面纹提供可能，这种纹样体现出对祖先的崇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副研究员王鹏从生产、艺术、建筑布局方面对石峁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石峁遗址与奥库涅夫文化遗址的比较，发现两者在石雕、祭祀空间、建筑布局等细节上有惊人的相似性。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刘斌围绕“聚落”、“考古”与“社会”—中国考古学中的日源术语对中日考古学词汇进行考证，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暨南大学副教授郭明建探讨了聚落考古的田野探索。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学的研究。调查遗址应首先了解遗存分布整体情况，并调查人为因素对抑制改变的影响，同时排除自然因素对遗址改变的影响。他以自身田野考古实践为例，指出古代遗址历时久，遗迹往往“难以计数”，而现代发掘工期短，面对各色堆积就更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解读，这或许是聚落考古将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小雷从现代庄台到史前环壕聚落入手，分析了聚落考古中的变与不变。通过对现代庄台、明代台墩、商周台墩、史前环壕聚落结构进行调查，发现聚落总体择高而居、挖沟筑台，重要组成部分为居址区和墓葬区，但聚落形态由圆形、椭圆形居多转为长方形、正方形居多。

会议现场

　　聚落形态的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温成浩的汇报题目是“史前红烧土房屋的若干思考:跨文化对比的视角”。他从房屋的动态生命史，火烧痕迹与考古遗迹，关于红烧土房屋成因的假说，考古情景，红烧土房屋的实验考古学等方面出发对史前红烧土房屋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房屋动态生命史的分析与比较，并对火烧痕迹进行观察与推定，指出红烧土房屋可能以仪式为手段传递重要的社会信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仲召兵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分工与物流、聚落与社会。良渚文化拥有十分发达的社会分工，有观点表示良渚显贵者墓内出土的玉器，存在以墓为单元自制的现象，良渚遗址群内塘山、钟家港、茅山大规模水田、德清杨墩、中初鸣制玉作坊等均支持这样的判断。因为玉器是塑造和维系良渚社会最为重要的媒介，由此路线引申出政体层面的社会关系，学界主流观点是良渚社会存在玉器等重要资源的集中分配和政治分配。他表示有必要考察崧泽文化以来形成的发达的物流网络体系在良渚社会中的作用，有助于形成对良渚社会更完整、更立体、更客观的认识。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翔阐述了上海地区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思考。他通过对福泉山、广富林、亭林等遗址进行分析，推断福泉山、亭林可能为贵族及贵族亲属墓地，福泉山或为首领墓地；福泉山是上海境内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聚落，亭林遗址次之，广富林遗址的等级需要重新认识。他表示按照遗址规模来划分聚落等级似乎是准确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孙瀚龙对钱塘江以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进行观察。他指出各遗址在具有钱塘江以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的特殊性外，又有相似性，各聚落结构先进、功能完备、内涵统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雷少汇报题目是“浙江新石器时代海洋性聚落的考古学探索”。 海洋性聚落的生存与发展十分倚重陆域资源，这源于新石器时代内陆的繁荣与文化的强势，原始农业的发达和人口的众多。海洋文化镶嵌在大陆文化的发展链条中，没有明显独立发展道路可循，这既与考古材料单薄有关，也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特点有关。

　　聚落与社会行为的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超介绍了距今 7000-5000 年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海洋聚落与社会。他从该地区的居住变革、聚落宏观变迁、生业形态、社会网络等方面进行了思考。他表示距今7000-6000年间，无论是沙丘遗址还是贝丘遗址，均无稻作农业的迹象；距今6000-5000年间，沙丘遗址这一时期生业形态仍以植物资源利用为主，但渔猎和狩猎的比重上升，新出现网坠和石镞等新类型的石器。

汇报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石涛以铜绿山地区为例，分析了矿冶景观与生产组织模式。春秋时代前后，铜绿山地区矿冶生产组织模式不同。春秋时代前，冶金遗址基本上位于矿区之外山麓地带，春秋时代开始，大量冶炼遗址开始集中并距离采矿位置较近。他表示春秋时代之前矿冶活动可能是一项当地性、小规模的活动，是当地经济的一个补充，春秋之后矿冶活动是一项为国家控制的生产活动，矿冶社区基本专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默然对雕龙碑遗址家庭结构的转变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他对雕龙碑遗址简要介绍，并表示这一时期财富或声望的竞争还没有导致社会等级化，家户贫富分化不明显，扩展式家庭贫富分化较为明显，这一时期核心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但扩展式家庭内部可能有互助现象。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付琳介绍了公元前 2000年前后闽江流域的非龙山化过程。马岭类型对广富林类型、马桥文化的影响较为明确，应代表了闽浙赣邻境山地地区黑衣陶、几何形印纹硬陶文化的输出与扩张。与此相对的是，钱山漾类型和广富林类型中的弦断绳纹、弦断篮纹等龙山文化因素并没有继续南下对闽江流域产生明显影响。目前，本阶段闽江流域马岭类型、黄瓜山类型的来源并不清楚，或许反映的是前一阶段诸多外来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在地化”过程。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崔天兴讲述了陶寺文化聚落群镞类制品的生产及意义。与周边遗址相比，陶寺遗址镞类制品的生产、控制能力很强，而周边遗址则较为少见。陶寺遗址对镞类制品的生产和控制对陶寺自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石镞作为陶寺石器生产的主要类型，其分配方式从早期到晚期可能发生了较大变化。骨镞在居住址发现居多，推测其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学者考察遗址并进行座谈，大家相互碰撞切磋，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本次“聚落与社会—新实践与新思考”学术研讨会是继2018年湖北屈家岭“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2019年“早期文化交流：路径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后的第三次系列会议，系列会议以青年考古学者为主，旨在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分享学术思想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