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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24-02-06文章出处:文博中国作者:张玥凌 翟扶文

  1月28日至3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在武汉湖北考古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美国的100余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近年来围绕长江中游商代文明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

  研讨会第一部分以商代考古新发现为主体,涵盖了长江中游、中原、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志亮回顾湖北考古的百年历程。他将湖北考古的百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总结了自1924年李济先生在湖北的人种测量工作开始,湖北考古从无到有,从以配合基建为主、简单论证,到注重主动发掘、加强研究、应用最新科技手段、拓展分支学科乃至跨学科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刚介绍了黄陂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该遗址发现与商代铸铜有关的台基式建筑基址、熔铸坑等遗迹以及坩埚、炉壁、陶范等众多遗迹、遗物。在多学科技术的支撑下,目前已进行了对烧面遗迹的性质与成因、铸铜生产布局与性质、铸铜技术、遗址的分期与年代、铸铜生产的文化背景等问题的初步研究。

  荆州博物馆李亮介绍了沙市东岳庙商周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内发现商周时期灰坑、水井以及两条平行的沟状堆积。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陶器发现众多,是近年来荆州地区及长江中游一带较为重要的商周之际考古新资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盛伟概述了近年湖南商代考古的新发现,重点介绍了宝塔遗址、斑竹遗址和黑鱼岭墓地。宝塔遗址发现半地穴式建筑、沟、陶窑等遗迹,出土陶器以高领罐为主,并发现属外来文化因素的鬲、假腹豆和黑皮陶杯等。斑竹遗址可分为六期,年代自二里冈下层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解决了澧水流域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序列问题。黑鱼岭墓地位于湘江下游地区,墓地主要沿一条南北向的弧形岗地分布,其附近还有龙子口遗址、余家坡遗址和出土铜觥形器和铜壶的野猫咀地点。墓地已发掘商代墓葬98座,随葬陶器与洞庭湖东岸地区费家河文化陶器器类基本相同,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性质明确的大规模商代晚期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潇檬介绍了殷墟王陵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王陵区近年的田野工作围绕追寻小屯宫殿宗庙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理清王陵区的范围并进一步探索王陵区内遗存分布情况以及探索洹河北岸的功能区划等学术目标展开。2023年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基本确定了殷墟王陵区围沟与相邻祭祀坑的相对年代关系,对商代祭祀形式、陪葬墓的分布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汝鹏介绍了杭州小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通过对该城址的城墙、水城门、庙山和塘西建筑群的发掘,逐步复原了小古城遗址从自然山丘向普通聚落,再到区域中心城址的发展历程,该遗址应是浙北地区商时期重要的区域中心。小古城遗址所发现的马桥文化或“后马桥文化”的遗存,为构建天目山东麓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战伟介绍了清涧寨沟遗址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已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是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带所见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反映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大型墓葬发现的殉车、下沉式大型建筑和原位堆积的车马器为探讨马车起源与传播、车马器的功能及陕北地区商代方国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介绍了郑州商城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他重点介绍了商城内城东南部的水系遗存和创新街小学项目手工业遗存的工作。相关遗迹表明,内城水系具有人工明沟与石砌挡水设施相结合、水流活动走势明显等特点。至迟在白家庄期,郑州商城还存在着复杂水网体系,这是郑州商城商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进展。创新街小学项目发现该区域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造与制骨活动,这也是在内城范围内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含元介绍了河北涞水张家洼和富位两遗址的商代遗存新发现,这两处遗址的发现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有着关键意义。新发现的围坊三期文化、大坨头文化墓葬在葬俗、随葬品组合方面不仅填补了既往研究中内涵的空白,也为大坨头文化墓地布局形态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富位遗址新发现的夯土年代应不晚于早商时期,是该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遗迹之一。富位遗址二里冈时期与大坨头文化遗存的地层相对关系,卡定了大坨头文化的年代下限,也为围坊三期文化的来源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依据。

  研讨会第二部分涉及商代考古的多视域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孙卓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对江汉地区商代早期文化演进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从陶器可见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江汉地区有着强势的扩张和影响:其一方面呈现出波次性的特征,即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中商阶段,围绕盘龙城聚落的兴废,出现三次大的扩张浪潮;另一方面,在江汉地区东部和西部表现出了区域性的差异,并最终导致这两个区域不同的文化演进轨迹。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桐以《再谈盘龙城的兴衰及相关问题》为题,对盘龙城报告中的分期与年代进行商榷,并重点讨论了有商一代中原与南方之间的资源运输问题。他认为,在早商时期,盘龙城作为南方资源流通的中转应具有唯一性。至中商时期,资源运输线路的畅通开始需要更多据点的串联来保证。在盘龙城衰落后,铜陵的矿产资源通过与吴城的联系也纳入了资源流通渠道之中。晚商时期,鄂东北虽与殷墟保留有联系,但其与矿料产地间的通道似受到较大阻碍。吴城—铜陵—安阳线继续沿用,但因大路铺文化的阻隔,吴城—铜陵之间的具体线路有所变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以《荆南寺与四川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格局的相关问题》为题,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夏商时期不同阶段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不同区域统治策略的差异。他认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既有连续性,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连续性体现在夏文化所控制的地区,商文化也会进行控制和占据,这与中原地区以西、以北地区的情况相似。差异性在于商人对于不同区域有着更为明确的经略目标,因此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相对来说,其对于澧水流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可能说明商人已经关注到了武陵山区的资源。同时,在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变动之中,江汉地区与四川盆地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夏商文化也间接影响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伟以《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为题,比较了晋南地区商代前期和后期聚落布局的差异。他认为,商王朝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颇有针对性。商代前期,商人延续了夏人“资源导向型”的聚落布局,并进一步完善。商代后期,中条山及周边的矿冶生产宣告停滞。商系势力集中在有限的中心聚落当中,收缩至临汾、运城盆地的东部边缘地带,与西方诸势力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商时期的聚落布局始终具有灵活、有针对性的特点。这种布局及变化体现出商王朝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与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

  曹操高陵管委会孔德铭介绍了安阳殷墟周边的考古新发现。其中,陶家营遗址是与洹北商城同一时期的重要环壕聚落。辛店遗址是一处由“戈”族控制下的以铸铜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落。邵家棚遗址发现了多进式院落、“中”字形大墓和车马坑等重要遗迹。他认为,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在殷墟核心区之外10公里范围内存在一个外围聚落遗址圈。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殷墟核心区相一致,都属于商代晚期殷都的范畴。这些考古新发现使“大邑商”的范围、布局、文化面貌更加清晰、明确。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哲讨论了怀宁琚新屋遗址晚商至西周初年的遗址布局、陶器组合与特征、西周早期以后琚新屋的陶器组合变化以及大别山南麓晚商至西周初年本地陶器文化面貌与交流等问题。他认为,大别山南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存在一支以尖锥足平裆鬲为核心炊器的考古学文化,目前看此文化东界至安庆,西界至蕲水流域,向南未过长江干流。此文化年代下限已进入春秋时期,很可能为楚所灭。大约以西周早中期之际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本地因素结合商文化因素为主,后一阶段则受到江淮西部地区西周文化的强势影响。此文化在晚商时期与都城殷墟遗址关系密切,推测鄂东北-皖西南区域内应有该文化更高等级的居址和墓葬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颖通过金相与成分分析、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等对偃师商城的制铜地点、制铜水平、矿料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她认为,偃师商城铜器本地制作的可能性较高,应当存在作坊类遗址。该遗址仅具备铸铜功能,尚未见冶铜相关证据,且具有批量制作小件工兵器的能力。偃师商城中期就已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冷热加工技术,但尚未形成对某一类产品的固定加工模式。至偃师商城晚期,工匠们已经能熟练的将各种工艺结合使用,但合金配比上的迹象显示出遗址正处于铜器制铜技术上的重要探索时期。偃师商城的矿料来源始终多元,其中的低比值铅矿源非常特殊,其使用趋势与盘龙城的兴衰过程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可能是商文明在长江中游地区扩张的动因之一。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何晓琳对阜南台家寺遗址陶器的出土情况、典型组合、类型学研究以及陶范范料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台家寺遗址商代陶器大致可对应洹北商城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主要组合关系与中原商文化基本相同。折沿方唇鬲、大口尊、盆、簋、甑、缸等器类的形制和变化规律基本和中原同类器物相同,卷沿鬲则较有自身特色。与淮河流域其他洹北时期遗址相比较,台家寺遗址泥质陶中黑皮和磨光装饰比例非常高,酒器在器类中的比例也偏高,出土有一些特别的仿铜陶器。另外,台家寺的陶范范料可分为4类,不同类别范料的使用有数种组合方式。

  在主题报告结束后,梅建军、陈小三、刘煜、何毓灵、王迪、宋国定、何赞、路国权、郜向平、豆海锋等学者围绕商代的手工业生产、贵重资源的获取与分配、商代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南方地区文化多样性、商代社会模式等问题发言讨论。武汉大学张昌平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大会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湖北考古博物馆的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长江文明考古展等。此次举办的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汇集了来自三官庙、荆南寺、盘龙城、小王家山、宝塔、荞麦岭、郭元咀、台家寺、牛城、琚新屋、斑竹、黑鱼岭等遗址出土的陶器,是长江中游商代文明一次难得的集中呈现。

作者:张玥凌 翟扶文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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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24-02-06

  1月28日至3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在武汉湖北考古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美国的100余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近年来围绕长江中游商代文明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

  研讨会第一部分以商代考古新发现为主体,涵盖了长江中游、中原、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志亮回顾湖北考古的百年历程。他将湖北考古的百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总结了自1924年李济先生在湖北的人种测量工作开始,湖北考古从无到有,从以配合基建为主、简单论证,到注重主动发掘、加强研究、应用最新科技手段、拓展分支学科乃至跨学科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刚介绍了黄陂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该遗址发现与商代铸铜有关的台基式建筑基址、熔铸坑等遗迹以及坩埚、炉壁、陶范等众多遗迹、遗物。在多学科技术的支撑下,目前已进行了对烧面遗迹的性质与成因、铸铜生产布局与性质、铸铜技术、遗址的分期与年代、铸铜生产的文化背景等问题的初步研究。

  荆州博物馆李亮介绍了沙市东岳庙商周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内发现商周时期灰坑、水井以及两条平行的沟状堆积。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陶器发现众多,是近年来荆州地区及长江中游一带较为重要的商周之际考古新资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盛伟概述了近年湖南商代考古的新发现,重点介绍了宝塔遗址、斑竹遗址和黑鱼岭墓地。宝塔遗址发现半地穴式建筑、沟、陶窑等遗迹,出土陶器以高领罐为主,并发现属外来文化因素的鬲、假腹豆和黑皮陶杯等。斑竹遗址可分为六期,年代自二里冈下层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解决了澧水流域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序列问题。黑鱼岭墓地位于湘江下游地区,墓地主要沿一条南北向的弧形岗地分布,其附近还有龙子口遗址、余家坡遗址和出土铜觥形器和铜壶的野猫咀地点。墓地已发掘商代墓葬98座,随葬陶器与洞庭湖东岸地区费家河文化陶器器类基本相同,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性质明确的大规模商代晚期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潇檬介绍了殷墟王陵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王陵区近年的田野工作围绕追寻小屯宫殿宗庙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理清王陵区的范围并进一步探索王陵区内遗存分布情况以及探索洹河北岸的功能区划等学术目标展开。2023年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基本确定了殷墟王陵区围沟与相邻祭祀坑的相对年代关系,对商代祭祀形式、陪葬墓的分布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汝鹏介绍了杭州小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通过对该城址的城墙、水城门、庙山和塘西建筑群的发掘,逐步复原了小古城遗址从自然山丘向普通聚落,再到区域中心城址的发展历程,该遗址应是浙北地区商时期重要的区域中心。小古城遗址所发现的马桥文化或“后马桥文化”的遗存,为构建天目山东麓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战伟介绍了清涧寨沟遗址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已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是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带所见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反映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大型墓葬发现的殉车、下沉式大型建筑和原位堆积的车马器为探讨马车起源与传播、车马器的功能及陕北地区商代方国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介绍了郑州商城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他重点介绍了商城内城东南部的水系遗存和创新街小学项目手工业遗存的工作。相关遗迹表明,内城水系具有人工明沟与石砌挡水设施相结合、水流活动走势明显等特点。至迟在白家庄期,郑州商城还存在着复杂水网体系,这是郑州商城商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进展。创新街小学项目发现该区域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造与制骨活动,这也是在内城范围内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含元介绍了河北涞水张家洼和富位两遗址的商代遗存新发现,这两处遗址的发现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有着关键意义。新发现的围坊三期文化、大坨头文化墓葬在葬俗、随葬品组合方面不仅填补了既往研究中内涵的空白,也为大坨头文化墓地布局形态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富位遗址新发现的夯土年代应不晚于早商时期,是该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遗迹之一。富位遗址二里冈时期与大坨头文化遗存的地层相对关系,卡定了大坨头文化的年代下限,也为围坊三期文化的来源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依据。

  研讨会第二部分涉及商代考古的多视域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孙卓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对江汉地区商代早期文化演进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从陶器可见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江汉地区有着强势的扩张和影响:其一方面呈现出波次性的特征,即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中商阶段,围绕盘龙城聚落的兴废,出现三次大的扩张浪潮;另一方面,在江汉地区东部和西部表现出了区域性的差异,并最终导致这两个区域不同的文化演进轨迹。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桐以《再谈盘龙城的兴衰及相关问题》为题,对盘龙城报告中的分期与年代进行商榷,并重点讨论了有商一代中原与南方之间的资源运输问题。他认为,在早商时期,盘龙城作为南方资源流通的中转应具有唯一性。至中商时期,资源运输线路的畅通开始需要更多据点的串联来保证。在盘龙城衰落后,铜陵的矿产资源通过与吴城的联系也纳入了资源流通渠道之中。晚商时期,鄂东北虽与殷墟保留有联系,但其与矿料产地间的通道似受到较大阻碍。吴城—铜陵—安阳线继续沿用,但因大路铺文化的阻隔,吴城—铜陵之间的具体线路有所变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以《荆南寺与四川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格局的相关问题》为题,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夏商时期不同阶段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不同区域统治策略的差异。他认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既有连续性,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连续性体现在夏文化所控制的地区,商文化也会进行控制和占据,这与中原地区以西、以北地区的情况相似。差异性在于商人对于不同区域有着更为明确的经略目标,因此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相对来说,其对于澧水流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可能说明商人已经关注到了武陵山区的资源。同时,在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变动之中,江汉地区与四川盆地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夏商文化也间接影响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伟以《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为题,比较了晋南地区商代前期和后期聚落布局的差异。他认为,商王朝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颇有针对性。商代前期,商人延续了夏人“资源导向型”的聚落布局,并进一步完善。商代后期,中条山及周边的矿冶生产宣告停滞。商系势力集中在有限的中心聚落当中,收缩至临汾、运城盆地的东部边缘地带,与西方诸势力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商时期的聚落布局始终具有灵活、有针对性的特点。这种布局及变化体现出商王朝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与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

  曹操高陵管委会孔德铭介绍了安阳殷墟周边的考古新发现。其中,陶家营遗址是与洹北商城同一时期的重要环壕聚落。辛店遗址是一处由“戈”族控制下的以铸铜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落。邵家棚遗址发现了多进式院落、“中”字形大墓和车马坑等重要遗迹。他认为,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在殷墟核心区之外10公里范围内存在一个外围聚落遗址圈。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殷墟核心区相一致,都属于商代晚期殷都的范畴。这些考古新发现使“大邑商”的范围、布局、文化面貌更加清晰、明确。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哲讨论了怀宁琚新屋遗址晚商至西周初年的遗址布局、陶器组合与特征、西周早期以后琚新屋的陶器组合变化以及大别山南麓晚商至西周初年本地陶器文化面貌与交流等问题。他认为,大别山南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存在一支以尖锥足平裆鬲为核心炊器的考古学文化,目前看此文化东界至安庆,西界至蕲水流域,向南未过长江干流。此文化年代下限已进入春秋时期,很可能为楚所灭。大约以西周早中期之际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本地因素结合商文化因素为主,后一阶段则受到江淮西部地区西周文化的强势影响。此文化在晚商时期与都城殷墟遗址关系密切,推测鄂东北-皖西南区域内应有该文化更高等级的居址和墓葬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颖通过金相与成分分析、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等对偃师商城的制铜地点、制铜水平、矿料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她认为,偃师商城铜器本地制作的可能性较高,应当存在作坊类遗址。该遗址仅具备铸铜功能,尚未见冶铜相关证据,且具有批量制作小件工兵器的能力。偃师商城中期就已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冷热加工技术,但尚未形成对某一类产品的固定加工模式。至偃师商城晚期,工匠们已经能熟练的将各种工艺结合使用,但合金配比上的迹象显示出遗址正处于铜器制铜技术上的重要探索时期。偃师商城的矿料来源始终多元,其中的低比值铅矿源非常特殊,其使用趋势与盘龙城的兴衰过程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可能是商文明在长江中游地区扩张的动因之一。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何晓琳对阜南台家寺遗址陶器的出土情况、典型组合、类型学研究以及陶范范料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台家寺遗址商代陶器大致可对应洹北商城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主要组合关系与中原商文化基本相同。折沿方唇鬲、大口尊、盆、簋、甑、缸等器类的形制和变化规律基本和中原同类器物相同,卷沿鬲则较有自身特色。与淮河流域其他洹北时期遗址相比较,台家寺遗址泥质陶中黑皮和磨光装饰比例非常高,酒器在器类中的比例也偏高,出土有一些特别的仿铜陶器。另外,台家寺的陶范范料可分为4类,不同类别范料的使用有数种组合方式。

  在主题报告结束后,梅建军、陈小三、刘煜、何毓灵、王迪、宋国定、何赞、路国权、郜向平、豆海锋等学者围绕商代的手工业生产、贵重资源的获取与分配、商代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南方地区文化多样性、商代社会模式等问题发言讨论。武汉大学张昌平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大会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湖北考古博物馆的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长江文明考古展等。此次举办的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汇集了来自三官庙、荆南寺、盘龙城、小王家山、宝塔、荞麦岭、郭元咀、台家寺、牛城、琚新屋、斑竹、黑鱼岭等遗址出土的陶器,是长江中游商代文明一次难得的集中呈现。

作者:张玥凌 翟扶文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玥凌 翟扶文

文章出处:文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