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考古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进水区（编号为三号地点）2023年度发掘收获，通过对三号地点西北区域的发掘，揭示出由沟渠、水坝、鱼嘴等组成的进水区。同时，在该处还清理了一处宋代烧制板瓦的窑场，由共用一个操作坑的4个陶窑及周围水井、取土坑等组成。发掘出从唐代到明清的墓葬12座，进一步丰富了对该地点功能演变的认识。三号地点及周围区域存在复杂的沟渠系统，从周代开始即已部分出现，在汉唐时期得到不断发展，现有的面貌是历经前后二千多年时间演变方逐渐形成，相互间存在着复杂的时代演变。漕渠与昆明池一直沿用至唐末，前后持续达千年之久，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都城附近最悠久且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漕渠和昆明池进水口的发掘表明它们是我国古代都城附近最重要水利工程的“枢纽”所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三号地点西北区（由西向东）

陶窑区（上东下西）

　　张建锋研究员介绍了汉长安城“明光宫”区域一号建筑遗址2023年度发掘情况。清理的夯土台基D1，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4.8米，南北宽24.3米。包砖大多破坏，铺砖泥痕迹尚存。夯土厚为 0.5～0.6 米，夯层厚 0.03～0.06 米。台基的南部边缘内外分布有 7 个柱洞，基本呈直线排列，相距 0.58～ 4.73 米。柱洞均呈圆形，底部没有发现础石。台基南面东西基本居中位置有一个上殿通道，通道平面近长方形，东西 4.15～4.58 米，南北 4.86 米。夯土台基的西、南、东侧外围均发现路土，路土厚0.2-0.4米。其他发掘的遗迹还包括灰坑、灰沟、井等。出土遗物以陶质建筑材料为主，根据出土遗物的形制推断，“明光宫”区域一号建筑遗址时代应为北朝时期。该建筑以东西向长方形的大型殿址为主体，建筑东、南、西侧分布的较厚路土说明建筑及附近常有大量人群活动，据此推测该建筑可能经常举行大型活动。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可能是某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发掘区全景

夯土台基东侧路土北部车辙（从北向南拍摄）

　　刘涛副研究员介绍了汉魏洛阳城宫城遗址2023年度考古发掘与收获。本年度的收获除了确认了宫城仓窖区西北角的位置和建筑结构外，新发现了或与东汉北宫宫墙有关的遗迹，进而为确认东汉北宫的范围、选址以及宫城形制演变提供全新的资料。新发现的东汉北宫东墙、南墙均巧妙地利用了台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在台地边缘冲沟内侧修筑而成；东汉北宫的范围，与魏晋、北魏时期的宫城范围大致相同，只是不同区域的垣墙位置略有摆动；东汉—北魏时期宫城宫墙外侧，均有宽度不一、不同时期的道路，北魏时期的道路最宽；北魏宫城范围的形成，不仅可上溯到魏晋时期，在东汉时期即已经形成；北魏宫城系在东汉北宫、魏晋十六国洛阳宫的基础上修筑、沿用而成。这一发现，从考古资料上确立了东汉北宫的范围，从而将汉魏洛阳城宫城的始建年代从魏晋时期上推到东汉时期，极大地丰富了汉魏洛阳城历史文化内涵；东汉北宫依据自然地貌营建的事实，直观体现了汉魏洛阳城的营建思想及古人对于自然条件认识和利用所达到的全新高度。在仓窖区的发掘中，于北魏宫墙东侧，发现有二百余块陶钱范，可辨钱文的有“大泉五十”，这是首次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发现明确的新莽时期遗物。

宫城东南角发掘区主要遗迹分布图（上为北）

宫城东南角南侧解剖沟上层道路及车辙遗迹（东南—西北）

　　郭晓涛副研究员介绍了汉魏洛阳城北魏里坊2023年考古发掘与收获，本次发掘主要在北魏洛阳城西郭城以里的白马寺北遗址和汉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区域开展，白马寺北遗址发现道路4段，夯土坊墙一处。与城门相通道路最宽达28米。初步确定了这一区域为北魏里坊遗迹，并且确定了里坊的四至、历史沿革和埋藏状况；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区域发现可能为北魏里坊坊墙的夯土墙 2 处，古代道路 2 条，宽6.5-7米，推测为坊间道路。在北魏里坊坊墙下，解剖发现西周时期竖穴土坑墓 1 座。墓室口部南北长 3 米、东西宽 1.6 米，残深约 3 米。在博物馆建设区域的南端，考古发现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战国至汉代的窑址 2 座，窑址的外侧地面发现长方形建筑、水井、灰坑等。本年度的考古发掘是北魏洛阳城首次进入以里坊为主题考古的新阶段。以往局限在历史文献考证的考古研究在进行田野考古以后，将逐渐开启新局面。

　　2023年博物馆建设区域遗迹发掘平面示意图

　　坊墙和道路剖面示意图

　　何利群研究员汇报了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2023年度考古收获。对宫城东北部的发掘，明确了第二道宫城外小型房址群的范围与组成，共由 4 组 8 间组成，形似“一室一厅”结构，每间房屋的内外壁均以白灰涂抹，其上还有红彩，房屋夯土墙内对应柱础位置残见础坑。房址群东侧有一条大型廊房式建筑，为进深三间结构，最西侧有夯土墙，墙内可见等距分布的础坑，以上两处房址对应础坑位置的夯土墙上均可见以红彩绘制示意木柱的“影作木构”。

　　宫城西门“千秋门”遗址发掘是今年工作重点，已揭露出的夯土台基东西宽约 20 米，残高 0.3 米，台基上发现 3 列 4 排柱础破坏坑及数条夯土隔墙，推测应为面阔七间、进深两间的殿堂式城门。台基东侧发现两条慢道，其中北慢道南北宽 5、东西长 2.4 米。阙台平面呈曲尺形，为双子母阙形式，母阙平面呈曲尺形，东西和南北宽边均约 11 米，收窄部分宽约 7.6 米，东子阙东西长 5、南北宽 6.8 米，北子阙已发掘南北长 4.5、宽约 6.8 米。门址西北部出土的石狮门砧是邺城遗址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知古代城市遗迹中时代最早的实例之一。

宫城东北部平面

“千秋门”遗址俯瞰

　　沈丽华副研究员汇报了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及朱明门外2023年度考古收获。发掘明确了11号基址平面近方形，东西17、南北16米，台基残高约 0.3 米，台基南侧东、西及北侧居中位置分设踏道。1号基址向西经西连廊与 13 号廊房相通，向东经东连廊与6号基址连通。13号廊房向西有甬道与9号、15号基址连接。7号基址北段呈丁字形，向东、西方向发展。8号基址东端亦呈丁字形，向东、北方向发展，台基周围残存包边砖及散水。8号基址与7号基址对应处的发现，为重新认识佛寺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上述发现为深入探索佛寺布局与组成提供了全新且重要的材料，新发现的大型兽面瓦件，出土位置明确，是邺城遗址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且保存完好的实例。

　　朱明门外护城河的发掘不仅初步了解了此处河道与桥梁的设置及结构，发掘出土的铠甲、兵器等遗物为丰富这一时期兵器考古和铁器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亦为以朱明门为中心的礼仪与战争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核桃园北齐佛寺航拍

11 号基址及附属建筑

　　杨勇研究员介绍了云南昭通朱提故城遗址2023年度发掘收获。遗址由城址和城外聚落及手工业区等构成，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北轴线方向约 40 度，东西宽约165、南北长约 220 米。第Ⅱ发掘点发现成行成列分布的磉墩等建筑遗迹，因磉墩排列密集，其上或为干栏式结构的仓储类建筑。第Ⅲ发掘点全面揭露西城门基址，门道进深约5、宽约4.85米，发现砖基、础石、门砧石、将军石等遗迹、遗物，推测城门为过梁式结构，且沿用时间较长，期间有过改建。第Ⅳ发掘点揭露出汉晋时期的夯土基址，其旁侧发现规模较大的南北向沟壕。第Ⅴ发掘点发现蜀汉前后的炼铁炉等手工业遗迹。遗址发掘出土遗物主要有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骨器、玻璃珠、琥珀珠、钱币、简牍、炼渣等，还见不少动植物标本，包括木材、植物种子、动物骨骼等。本年度发掘确定城内北部、西部及西南部均有较大型建筑分布，搞清了西城门的形制和结构，也加深了对城址布局及其年代、性质、文化内涵的认识。从各方面看，此次发掘的城门等建筑遗存，年代主要在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城内建筑规模较大，应为当时的官署区。

第Ⅱ发掘点清理的磉墩等遗迹（西南—东北）

第Ⅲ发掘点西城门发掘现场（西北—东南）

　　陈宗瑞助理研究员汇报了隋唐长安城遗址2023年度有两项发掘，一项是对安化门遗址区进行重点解剖发掘，一项是配合基建对布政坊遗址进行发掘。

　　经过解剖发掘，安化门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东西向水渠，渠上有翻水坝和桥梁等水利设施，根据其出土遗物判断时代应该是隋初，该时期并未发现郭城南墙，且桥梁遗存与安化门遗址的门道错位，并不直对，故推断隋大兴城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只是以东西向水渠为大兴城的南界；晚期为安化门遗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修建而成，墩台底部出土唐初带印戳的瓦片，结合文献推断此次发掘的门址当为唐永徽五年所建的安化门。另外还发掘了郭城南墙和顺城街遗迹，郭城南墙夯土发掘东西长 28 米，夯土宽约 5 米， 仅存基槽，经解剖可知基槽由南北两块夯土分筑而成。顺城街位于郭城墙夯土北侧，路土东西向，南北残宽 7.05 米，路土厚度 7 厘米，路面发现多条车辙。早期东西向水渠遗址及水利设施——翻水坝和桥梁，是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南郊水网的布局以及确定隋大兴城南界提供重要资料。

　　2023年配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西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对布政坊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重要发现是隋唐时期道路和院落。发现的坊内十字街南北街，宽约12米左右，两侧有路沟。并发现坊内曲巷一条，残宽仅1米。东西并列的两组院落位于大十字街南北街西侧，由夯墙围合，是隋唐长安城里坊考古的重要发现，特别是一号院落西南角集中出土的佛像遗存，对了解里坊内建筑的性质，提供重要参考。

安化门遗址平面图

G1桥梁遗迹

一号院落与二号院落

　　韩建华研究员汇报了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23年度田野考古工作。本年度田野发掘重点是DRXNIM37（俗称羊圈墓），地上部分包括陵园茔墙、东南角附属建筑，地下部分包括墓圹、墓道、照墙等重要遗迹现象。陵园平面近方形，由茔墙围合，东南角有附属建筑。茔墙平地起建，未见基槽，保存较好。茔墙墙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用青石块砌筑，上部外侧为成排土坯垒砌。土坯近底处夹有成排分布的穿木孔，部分孔内有保存较好的穿木。茔墙周长 197.66 米，北墙长 49.22、东墙长 49.73、南墙长 49.38、西墙长 49.33 米，墙体宽度在 1.3~1.7 米之间。附属建筑位于陵园东南角，共发现房址三座，三座房址共用东茔墙南段作为一侧墙体。房址墙体砌筑方式与茔墙相同。三座房址之间以单门道连通。DRXNIM37地下部分发掘墓道、墓圹、照墙等。墓道位于墓圹东部，平面形状呈梯形，墓道叠压于东茔墙下。东西长 20.8 米，墓道发现有台阶，台阶上有保存较好的踩踏面。墓圹位于陵园茔墙内偏西位置，呈南北纵长的长方形，墓圹东西长 26.04，南北宽 38.14 米，自生土面向下开挖，直壁，墓圹内填土为包含有土坯块、小石子的沙土。墓圹西侧有一平面形状呈梯形的通道。本年度田野发掘工作，明确了M37陵园的规模及形制、附属建筑的数量与组合方式，确认了M37墓道、墓圹、照墙等的形制，为下一年度墓葬地下部分的发掘做了充分准备。

M37 发掘前地表

M37 陵园（自东向西45°拍摄）

　　石自社副研究员汇报了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2023年度考古发掘。正平坊平面近方形，坊内路网结构存在早晚变化，由“十”字布局变为“丁”字形布局。坊内已发掘三处庭院遗址。西半坊内Ⅰ号院占据整个西半坊，庭院南墙和西墙利用了原来的坊墙，北墙和东墙为新建，其中北墙已经跨到原来的北坊墙以北，且比坊墙宽，达到 2.1 米。庭院南北中轴线上发现 4 处大型夯土建筑，布局规整，排列有序，呈多进式院落布局。坊东南隅发掘出两个庭院，面阔均约 71 米，东西并列，同处于里坊东南隅。其中Ⅱ号院处于东南隅中部，Ⅲ号院处于东部。结合文献资料，我们推测Ⅱ号院为国子监，Ⅲ号院为孔庙。两处院落的平面布局较为清晰。Ⅱ号院宅院南门与坊墙上所开之门南北正对，两处门址规模相近，东西面阔 15 米，南北进深 10 米；大殿东西面阔 45 米，南北进深 23 米，南侧双踏步，北侧居中单踏步，左右连接轩廊，为重要的殿堂式建筑；而且在殿前广场左右对称分布两处方形建筑，推测为碑亭或钟鼓楼。Ⅲ号院四周由夯土墙围合，中心大殿东西面阔45米，南北进深28米，南侧双踏步，体量较大。两个院落均以中心大殿为核心，殿南设院门，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布局严谨，设计美观。两院落之间为南北向过道，过道北端发现一方形建筑，推测为过街亭或望楼。

　　正平坊的发现为研究隋唐时期里坊的空间架构和建筑模式等提供了重要实证，特别是西半坊庭院遗址的整体布局和沿革变化逐渐清晰，对于探索从太平公主宅到安国观建筑空间布局的沿革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正平坊遗址遗迹分布示意图

F21 北面东踏步（由东北向西南）

　　常钰熙助理研究员汇报了扬州城遗址2023年度的两项考古发掘项目和相关研究情况。在扬州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继续发掘唐代城墙遗存（编号Q1），Q1大体呈“」”形，北端、西端皆出发掘区，由城墙基槽、城墙夯土、包砖墙基槽、铺砖面及砌砖等组成。城墙基槽呈口大底小的倒梯形，地面以上墙体保存情况较差，多处已被破坏至基槽部分。夯土夯层清晰，层厚 0.08~0.15 米。在 Q1 东西向段北侧，自南向北发现有 2 道包砖墙基槽和一处铺砖面及其上砌砖。根据 Q1 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墙形制和出土遗物，推测 Q1 为始建不晚于中唐时期的唐代扬州罗城北城墙相关遗存，至唐末仍在沿用。该发现推进了对唐代扬州子城和罗城、宋代扬州堡城和夹城的城墙关系和对春秋吴邗沟、汉运盐河、隋唐淮南运河、宋夹城城壕等水系演变的认识。此外，还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多处不早于Q1的建筑相关遗存，为解明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建筑年代、性质、布局及其沿革积累了资料。2023年度还发掘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南城门遗址的东半部分，初步揭露出主城墙、东侧门墩、瓮城东墙等相关遗迹，为深入认识该城门的形制及其沿革、解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空间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2023年度发掘位置和主要遗迹分布图（上北）

Q1 南北向段东侧遗迹（上北）

　　汪盈副研究员汇报了2023年度辽上京皇城遗址的考古新进展，发掘遗迹主要包括皇城西南部的两组大型院落，院落一位于皇城西南部，南向院落。南北轴线大致由门殿（已毁）、中殿和后殿构成，四面由回廊、院墙围合。中殿（JZ1）是目前勘探所见皇城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发掘确认 JZ1 共有三次大规模营建。辽代始建的 JZ1C 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三面踏道登临；后出慢道。在台基夯土底部正中位置，发现 JZ1 始建营造的重要现象。辽代改建的 JZ1B 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出大月台，慢道情况不明；后出月台，两侧慢道登临。JZ1B 台基面阔约 60 米，是目前所知面阔最大的辽代单体建筑。金代改建的 JZ1A 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前出大月台，两侧踏道登临；后出月台，两侧慢道登临。院落一的东、西回廊进深两间。这座大型院落从辽代始建时就是规划为南向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在辽、金两代的使用过程中，院落的朝向、布局和规模始终没有改变。

　　院落二紧邻院落一，东向院落。其西院墙紧邻院落一东回廊南部，南院墙临近皇城南墙内侧的顺城街，东院墙靠近连通皇城南门与宫城南门的“正南街”，是正南街以西的第一组临街院落。院落东西轴线由门殿、中殿和后殿构成，四面由回廊、院墙围合。中殿（JZ9）坐西朝东，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当心间面阔达 6.4 米。中殿两侧通过挟屋与回廊相接，后部通过甬路与后殿相接。后殿（JZ8）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北回廊后部配殿（JZ7）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经发掘确认，院落二始建于辽代；中殿挟屋、院墙等附属建筑在辽代中晚期曾有改建；整体院落格局一直沿用到金代废弃。

　　本次发掘的院落一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发掘出土遗迹、遗物均具有明确的地层学依据，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辽上京城址的年代序列，推进辽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

院落一中殿 JZ1 发掘后全景（北—南）

院落二中殿 JZ9 发掘后全景（西—东）

　　何岁利副研究员汇报了河北雄县古州城发掘与收获。本年度工作重点集中在3号门址和4号遗址及周边。古州城4号遗址位于古州城城内东南部3号遗址西侧，是由多个建筑遗址组成的建筑遗址群，从东向西依次发现门址 1、房址（F1）、门址 2、门址2内外道路、夯土墙基、15号建筑遗址和16号建筑遗址等，并出土大量遗物。其中：门址 1，位于 3 号遗址（山门）西侧散水西侧，南北向，推测为3号遗址西侧的“掖门”遗址。房址（F1），位于门址1西侧。坐南朝北，夯基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 3.3～ 3.9 米左右。夯基南侧断续发现有砖砌散水，推测为 3 号遗址西侧的厢房遗址。门址 2，紧邻 F1 西侧，南北向，门道东西两侧残存有圆形柱坑，东西间距 2.6～2.8 米左右。门址2应是该寺院西侧车辆出入的一处主要门址，或即寺院西门。门址2内外道路，南北向，道路东西宽 2.6～3.0 米左右，路面上发现有大量车辙印迹，道路两侧均有路沟。夯土墙基，紧邻门址2 西侧，东西长 20 米、南北宽 1.8 米左右，破坏严重。推测为门址 2 西侧寺院南墙西段部分。15 号建筑遗址，位于夯土墙基西端偏南，残存夯土基址，平面形状不规则，主体为一方形结构，边长 2.6 米。16 号建筑遗址，位于夯土墙基（寺院南墙西段）南侧，可能为墙南（外）侧依墙而建的一处建筑遗址，南北宽 3 米左右。4号遗址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有高等级建筑构件青掍板瓦、青掍筒瓦等。陶瓷器有碗、盘、缽等。佛教器物有汉白玉佛身残块、小佛像残块、佛造像座残块等。时代以隋唐时期为主。

　　4号遗址建筑群应是唐代寺院遗址核心区“中院”西半部南端、西门以及“西院”南端区域。发掘初步厘清了该寺院遗址南部空间基本框架，为该寺院遗址以及古州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扩展了雄安新区考古研究的内容与范围。

古州城 4 号遗址位置示意图

古州城 4 号遗址群

边疆考古和石窟寺考古

　　王鹏副研究员汇报了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2023年考古收获。本年度发掘区为城址院落北部紧邻东城墙的内侧，揭露石构连体房屋 3 间，石堆墓两座。石构房屋被历代洪积层叠压，并被石堆墓打破。房屋紧邻东城墙而建，三间一套。F1（主间）由石块垒建，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 11、残高约 0.5 米。F1 门道朝东，系东城墙上的缺口。F2、F3 分别位于 F1 北侧和东侧，依 F1 北墙和东墙而建。F1、F2西墙上各一出入口，与 F3 相通。由于经受多次洪水冲击，室内未发现居住面，出土大量碎陶片和兽骨。据出土陶片判断，该处房屋遗迹年代为青铜时代，与城址的主体年代相同。石堆墓 M1 位于 F1 正中，系长方形土坑圆形石堆墓。墓主仰身直肢，未发现葬具，无随葬品。推测该墓利用 F1 四面墙体作为石围，年代大概在铁器时代早期。M2 形制与 M1 大体相同，未发现人骨、葬具、随葬品。年代为铁器时代早期。为探索呼斯塔聚落布局，寻找与城址相对应的墓地，在城址东南 2 千米处的东区墓地，选取一座大型封土堆进行布方发掘。揭露石围封土墓 2 座。Z1 系大型方形石围封土墓，石围由石板栽立而成，东西边长 25、南北边宽 23、石围内封土高约 1 米，方向为西偏南 9°。目前已发现封土内的青铜时代以及打破封土的铁器时代早期墓葬 8 座，出土铜刀、耳环等遗物。Z2 位于 Z1 东侧，系小型方形石围封土墓，石围由石块垒砌而成，边长约 7、石围内封土高约 0.3 米，方向为西偏南 9°。石围内四角各框出一长方形区域，据此推测该墓系对双门道房屋结构的模仿。据墓葬形制判断，应属青铜时代，与 Z1 主体年代相同。

Z1、Z2（南向北）

城址区工作场景

　　郭物研究员介绍了2023年度北庭故城遗址收获，发掘的主要对象是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 1 号遗址，面积 700 平方米。结果为一座大型土坯构建的多间房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外有院墙。1号遗址房址遗迹整体呈长方形，现存可辨认房址 7 间，编号为 F1~F7。房址区域整体东西长约 43.34 米，南北长约 28.72 米。残存的 3 间房间较大，北墙南部有两个条形大库房，北侧库房宽 2.05 米，南侧库房宽 1.4 米。从地面和墙体看，遗址经过修补，始建年代可能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沿用至元代，发现一片瓷片和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出土器物接近。由于建筑规模巨大，墙体宽厚，又有大型库房，初步推断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官署遗址。

　　通过 5 条小探沟解剖了 1 号遗址周围的院墙，发掘了一座水井和 2 个灰坑，灰坑中出土了完整的莲花纹地砖。另外，通过 2 米宽的探沟解剖了 1 号遗址北部最外的城墙，发现此城墙初建于庭州城之后、北庭都护府之前，后来修补了两次。

1 号遗址位置以及发掘前的情况

　　艾力江副研究员汇报了2023年度新疆喀什汗诺依遗址的考古收获，2023年度汗诺依遗址在3处进行发掘，发掘点之间距离约3000-5000米。遗址东城北部约2000米处清理3座雨后暴露出地表的三座方型窑址，边长1.5米，残高 0.4~0.5米。窑内一半是粉状白灰，一半是颗粒状黑灰，炭灰之外没有遗物，窑底有厚达0.05米的坚硬烧结面，初步判断为烧制木炭的窑址。

　　为了揭示遗址内魏晋东城与唐宋西城之间分布的各类遗迹的规模与时空关系，在台地中部南北边缘布设3个探方进行发掘，清理出灰坑58 座、柱洞14个、烧沟2条、冲沟1条。灰坑开口于地表下0.1-0.3米，开口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多为平底或圜底，四壁多经涂抹处理。坑口直径多在0.85-1.9米之间，深度在 0.2~1.1米之间。大多数坑内出有陶片、兽骨、碳粒、烧土等遗物，部分坑内出土钱币、铜器、种子、蛋壳等遗物。部分灰坑成对分布，灰坑之间亦有打破关系。柱洞多位于坑口附近，也有成组或成排分布现象。西城以东500-1200米区域地表陶片密集分布，多处发掘结果显示地下分布有大量“灰坑”或“操作坑”西城以北3千米的江格勒遗址亦存在“灰坑”密集现象，这为汗诺依遗址及西城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址东城东北约2000米的截顶圆锥形托普梯木土墩，经发掘证实为魏晋时期废弃的圆形覆钵塔。佛塔残高7.3米、底径32.4米，基座大体亦呈圆形，东西向直径约42米。塔顶有边长0.3米的方坑12个呈圆圈状排列，圆圈直径大约6米，圆圈中心有一个直径0.9米、深0.3米的圆坑；塔顶四面有多根焚烧的方木残迹。根据参加发掘的黄盼博士阐释，塔顶原本有木构的平头和伞盖，圆形坑可能是用来插伞盖的。

　　佛塔由土坯砌筑，多以错缝顺砌，土坯长约44-42、宽约22-20、厚约10-8厘米，土坯之间涂有灰色粘合剂。佛塔塔身东面残存有10余根经过焚烧的东西向韧木（西端在土坯塔身内），焚木残长2-3米，直径（宽）0.2-0.3米，经初步鉴定树种为胡杨和梨木。佛塔底部（西面）出土大量石膏残块与红烧土。两个测年结果为距今1650年，与土坯间出土龟兹及东城废弃时代接近。托普梯木土墩是喀什地区首次通过考古发掘确认的佛塔遗迹，清晰揭示出佛塔结构与地层关系，证实遗址东城与托普梯木佛塔、莫尔佛塔均有时空关联性，为疏勒地区早期佛教传播与西域佛塔形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汗诺依遗址考古证实了汉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疏勒国城邑变迁与聚落演化，汗诺依陶器演变亦揭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草原居民的定居化过程。

2023 年汗诺依遗址发掘区域位置示意图

佛塔东南角 T4~T9 发掘图

　　刘国祥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敖汉旗西大梁遗址2023年度田野考古收获，本年度共清理各类遗迹 93 处，包括房址 11 座、灰坑 76 座、祭祀坑 1 座、 墓葬 2 座、墙体 3 段。房址平面多为圆形，根据墙体建筑技术可分为石块垒砌、土坯垒砌、黄土夯筑三种类型。F1 保存较完好，平面呈圆形，墙体为黄土夯筑，内壁抹泥，居住面为红色烧土面，平整坚硬。房址西北近墙壁处发现有一件陶罐被嵌入居住面下，其内浮选出炭化木屑。F6为保存较好的圆形双圈式土坯垒砌房址，内、外墙之间发现 6 道土坯垒砌隔墙，居住面呈倾斜状，经抹泥加工。已发掘的 2 座墓葬分布在房址周边，均为土坑竖穴墓，M1 为儿童墓，M2 为成人墓。灰坑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平面多为圆形，袋状灰坑数量较多，应作窖穴使用。H9 内成排立置大量土坯，尺寸较为一致，其他类遗物极少，可能为专门储藏土坯的场所。H14 坑底发现一具人骨，人骨下方叠压有 4 块石块，部分石块存在明显的磨制痕迹，应蕴含有特殊寓意。发掘区南部发现有一层厚 10~52 厘米的炭化粟、黍层，其上叠压有较为纯净的黄土硬面，可能与燎祭活动相关，为了解当时的信仰崇拜观念及祭祀活动提供了证据。西大梁遗址发掘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种类多样，以陶器、石器和骨器为主，另有少量玉器、铜器、蚌器以及玛瑙、天河石、绿松石等制品。其中，陶质刻道长条形器、骨凤形器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首次发现，丰富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西大梁遗址数字表面模型图

F6 平面建模图

　　王飞峰副研究员介绍了2023年度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一号蓄水池东南侧和南侧区域存在大规模排水渠和挡水墙（超过 110 米），房址、火炕，出土大量高句丽遗物，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铁器、冶炼遗物（炉渣、炒钢渣、坩埚残片、鼓风管残片等）、动物骨骼等。通过对西南城墙的解剖基本搞清了西南城墙两处发掘地点石砌城墙的结构。其中第一、二地点石砌城墙结构基本相同，即平整基岩、土石垫层、砌筑石墙（预留石洞）、堆筑护坡。第二地点发现高句丽瓦件、夯土、护坡，不排除存在门址的可能性。山城持续发掘发现了大量高句丽遗迹遗物，完善了高句丽考古学内涵，对于探索与完善高句丽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号蓄水池东南侧、南侧区域（上为北）

西南城墙第二地点（上为南）

　　夏立栋副研究员汇报了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2023年度考古发掘成果与初步研究。吐峪沟沟东区南部的发掘确认了2号寺院遗址，判定其为西州回鹘时期营建的大型官方寺院。现发掘区域完整揭露出寺院北部的僧院部分，并已勘探出寺院的分布范围和整体结构布局，已发掘部分约占整座寺院面积的三分之一。该寺院依附吐峪沟东区南部山体缓坡营建，南、北两侧为大型自然冲沟。寺院上下四级，自西向东逐层抬升，呈南北向带状延伸。寺院营建方式为先垂直斩切山体缓坡，形成四级台面和部分洞窟的下半部形制轮廓，再以土坯包砌各层斩山崖面形成土坯护墙，于洞窟下半部墙体之上以土坯接续垒砌形成完整洞窟，或直接于各级台面之上以土坯垒砌洞窟，再于各级洞窟群之间以土坯垒砌通道、庭院等连通建筑和寺院公共活动空间。现发掘区域恰为寺院北部的僧院，共有15间房址，其中包括僧房11座、 讲堂3座、马厩1座。吐峪沟东区南部2号寺院的考古发掘对于明确该寺院的整体形制布局、功能分区、分期年代和吐峪沟东区南部 1、2、3号三座佛教寺院的营建次第、性质功能与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吐峪沟东区南部 2 号寺院正面

吐峪沟东区南部 2 号寺院航拍影像

陈星灿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表示本年度有40多个田野考古项目参加年度汇报，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不论是延续性项目还是新开设的项目，均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很强的问题意识和课题意识，且多学科合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他强调要注重田野发掘，将发掘、研究、出版形成良性互动，重要遗址的田野报告仍需尽快完成出版，目前考古所青年研究学者已成为田野考古的中坚力量，期待未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作者：中国考古网

审核：施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