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12月7日，“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2023年年会”在河南郑州召开，基地学术委员会的10余名专家出席会议。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于2016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同意建设，由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依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申报组建。学术委员会是科研基地的学术咨询机构，负责审议科研基地的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对科研基地的未来发展充分发挥指导作用。

　　本届年会以“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成果总结与未来展望”为主题，基地办公室汇报了科研基地在城市考古与保护领域近期的工作，其中围绕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自筹经费科研项目“黄河流域城市化进程中古代都城考古与保护的理念与方法探索（2020ZCK204）”，探讨了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的成果与经验。

　　与会专家进一步讨论城市考古的研究目标和社会使命，并对基地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科学指导，同时为当前城市考古与保护面临的难题提供解决思路和办法。强调城市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时俱进，与城市更新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现采撷年会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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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

　　孙英民研究员：

　　河南省拥有众多古城，城市考古任务繁重。洛阳和郑州两个大遗址保护片区的设立让河南在考古成果保护利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亦备受关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河南省被选定为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设立地。未来，基地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紧密协作。作为国家文物局的重点科研基地，应开阔视野，可在全国其他城市设立更多基地工作站。通过这一布局，充分总结各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工作经验和问题，汇集各地、各类专业人才，逐步将基地建设成为面向全国的科学高效的交流平台。同时，构建及时开放的工作站交流机制，定期汇聚各地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基地关键工作。

　　二是关注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的社会关联性。基地要深化与古代城市、考古遗产、文化遗产、公共考古等专委会之间的联系，以社会趋势和公众关注视角为主线，在探讨城市考古与保护的专业性问题的同时，将“潮流性”话题也纳入研究范围。如论证城市考古与保护在城市更新和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功能、作用，探讨考古与保护工作成果如何通过遗址公园、博物馆等形式助力城市更新、支撑城市文化建设等。以广州市、成都市、洛阳市和开封市为例，这些城市近年来在文化传承方面创新实践了一系列举措，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可见将考古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能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基地应重点关注的方向。

　　三是回应战略问题，加强理论成果推广。基地的设置和发展不应局限于具体技术层面，而是应产生理论或理念上的创新性成果并推广至全国，从而解决“保护与发展的平衡”“跨学科的协同”和“社会参与与文化传承”等战略问题。基于河南近年来在城市考古与保护方面的实践，包括郑州商城、洛阳城、郑韩故城等多个案例，结合杭州、广州等省外城市的经验，基地要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城市考古的方法、考古成果的保护以及如何回馈社会，通过阐发更多理论或理念上的创新性成果，促使城市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岩石研究员：

　　回顾整个城市考古的发展历程，目前古代城址相关的考古工作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十年前在一些中小型的城市几乎没有城市考古的概念，即使是在古都如南京，所有的发掘成果95%都集中在墓葬，并没有城址。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寻找城址、核心聚落，中原腹地很多大中小型的城市都陆续开展城市考古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量的积累为基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要突出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明确研究方向。要紧抓“城镇化进程中的古代城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方向。作为国家文物局的科研基地，既要回答学术问题，也要回答社会问题。要敢于做更为前瞻性的问题的探讨，甚至预测。在考古方面，建议以“考古前置”作为研究课题之一。目前，“考古前置”被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采纳和实践，是机遇也是挑战，而“考古前置”站在更长远的维度去考虑究竟有何利弊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回避的。以今天的西安为例，西安几乎每年都在以上万座的速度发掘隋唐墓，这意味着十年之后隋唐长安城即将没有隋唐墓，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除了要做针对性较强的个案如有机质文物的保护研究等，更需要紧扣“城镇化进程”和“古代城址”这两个关键词来筛选方向。

　　二是创造多元定位。随着基地在学术问题及社会问题上不断深入的研究，不排除基地未来可以创造性地成为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具有智囊性质的咨询机构，协助解决各级政府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同时，基地也可以被定位为“面向全国的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科研与应用推广平台”，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在加强与全国各相关城市相关部门交流的同时，要设立开放课题邀请大家共同去研究、成果共享。

　　三是加强人才建设。当前基地存在人员缺乏的问题，首先要确保基地拥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其次建议制定详细的人才培养计划，使基地的年轻人在着眼于微观具体工作的同时，可以保持宏观上的把控与思考，更好地适应基地的工作要求。相信基地在解决当前人员缺乏问题之后能够实现更为稳健的壮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洛阳工作站站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钱国祥研究员：

　　首先，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工作方向应重点聚焦于“城市”。即更具有推广和典型意义的古今叠压型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城市考古与保护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命题，在考古方面既包含了现代城市中存在的古代都市级别的城址和一般城址或聚落，又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墓葬，有些遗存经历朝代众多，变化复杂，可以称之为“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除了河南省内的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商丘、邓州等古都和一般府县城市外，全国范围内的广州、南京、杭州、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的考古与保护工作也都可纳入其内。

　　其次，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研究课题可以更加发散。既牵涉到考古勘察与发掘遗址的直接研究，也涉及各类古代遗迹和遗物保护的多学科研究，还可考虑上述古代遗存的保护与展示利用研究。在关注“城市考古方法”的同时，也要关注“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向主动精细化发掘转变”过程中的利弊因素的探讨。“城市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目前国内不同遗址采取的展示利用方式对考古遗址真实性的反映程度截然不同，有些也获得了不错的公众反响，公众的接受度与之有何潜在联系需要进一步探索。

　　同时，基地科研团队及学术委员会的学科背景需要更加全面。考虑到未来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趋势，有纳入其他学科专业人才及专家的必要性。除了城市考古和相关的各时段考古专委会外，公共考古、建筑考古、数字考古、环境考古、陶瓷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也都能为基地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最后，基地的公众宣传方式应更加多样。特别是针对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址，可以洛阳、西安等地的宣传做法作为榜样，增加推广活动，建立媒体合作，在公众宣传方式上多加探索，不能局限于研讨会模式。提高公众关注度的同时，希望能够充分展现基地的作用和影响力。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

　　孙新民研究员：

　　城市考古从概念上包含古代城市考古（古今重叠型和郊野型）和现代城市内的考古，建议对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范围进行明确，从基地的角度和出发点而言，研究重心应集中于古今重叠型城市和现代城市内的考古；尤其是基于保护与利用的角度，对于现代古今重叠型城市如何考古、如何保护、如何利用、如何实现文化传承应该重点探讨研究。

　　在城市考古方面，综合北京、郑州、广州、成都、洛阳等城市考古的工作现状和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基本建设对城市考古的机构、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部分城市内能进行考古工作的区域受到限制，所以小规模或大规模等不同类型的城市考古工作如何开展也是亟需讨论的问题。

　　深化城市考古 助力城市更新——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2023年年会发言纪要

　　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应充分重视孙英民、朱岩石、钱国祥等专家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地工作站的建议，加大案例和实地调研工作的比重，总结广州、杭州、西安、洛阳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并进行相关的课题部署，设置开放式课题，基地与地方各自总结，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交流互证，并将相关工作汇整为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成果。

　　在成果发布方面，建议在《华夏考古》开辟“城市考古与保护”等主题专栏，充分提供成果发布的平台和机会，总结省内省外的优秀成果或工作经验，增加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成果类型。

　　河南博物院原副院长

　　杜启明研究员：

　　基地的现存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窄”，即：一是活动空间较“窄”，主要局限于河南地区，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有限；二是专业覆盖面较“窄”，规划与建筑考古专业人才紧缺；三是基地研究的领域与实施的项目较“窄”，尚局限在具体的考古发掘、发现研究和对于实体的保护这些方面。针对上述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协同合作机制。以河南为基地中心，联合全国几大古都与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应对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文物保护的挑战形势。第二，引进人才，扩大相关专业组合。尤其是城市规划与保护、建筑考古、建筑历史与文化这些方面的专业型人才，以及社交、宣介能力较强的综合型人才。在城市环境下开展工作，要积极主动与社会相关部门沟通，避免出现“书呆子式”的工作模式。第三，拓展项目研究领域。要从考古发掘所见物质实体的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的研究与传承。第四，打造对外宣传平台。利用网络的力量，宣介典型案例，普及文物与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会对城市考古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起到良性的纾解作用。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李建东副教授：

　　受吕红医教授委托做现场发言。郑州大学建筑学院将依托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这三个学科，深化与考古领域的合作，并在具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本体保护研究。一方面是预防性保护，聚焦遗址的存续环境研究，展开环境监测，本体结构、材料分析等工作；另一方面是复原研究，包括聚落的环境及各时期建筑的复原工作。目前，团队正在开展三杨庄、北阳平等遗址的复原研究，希望在后续的合作中能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第二，保护展示设施的设计研究。一方面是保护工作棚的建设，力求研发灵活多变、能重复多次利用、造价适中、真正符合考古需求的保护工作棚；另一方面，将保护工作棚转化为用于保护与展示的设施，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数字化场景的营造。

　　第三，大遗址与城乡协同发展的策略研究。探索城市型、城郊型、乡村型大遗址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以郑州商城为例，可以形成与城市更新充分融合的新模式。可以商都博物院为核心，将附近零星分布的遗址资源以展示馆的形式对外开放，它们或与城墙结合，或与商代文化的主题商业结合，或与地下空间和其他文化设施结合，依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一个深度融入城市的完整保护展示体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周双林副教授：

　　根据对梵蒂冈博物馆及梵蒂冈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看，梵蒂冈的大型遗址保存状况甚佳，罗马城之所以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其保护理念的传承以及对遗迹的高度重视。在梵蒂冈，无论是角落里发现的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残垣断壁，还是大型建筑的地下空间，皆得到了充分保护利用。这种充分利用，不仅仅是对历史遗迹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一项专业工作，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从这方面来讲，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基地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创新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为传承我国优秀文化、守护世界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一要引进人才。应积极邀请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加入基地人才队伍，积极吸纳建筑老八校的城市规划和历史建筑保护领域的专家建议，这将为基地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二要宣传推广。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学术会议、公众讲座等途径，向全国推广基地的研究成果和保护理念，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地的知名度，还能激发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保护事业中。继续秉持长远发展的眼光，立足河南，联络全国，致力于推动城市考古与保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张国硕教授：

　　科研基地未来若要取得更为优异的成果，需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定位要准确。建议城市考古与古代城市考古要做区分，城市考古定位为现代城市所在区域的考古，特色要鲜明，主要是思考现代城市如何进行考古工作，如何处理考古与建设、考古与保护的关系以及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扩大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建议省内增加安阳工作站，省外设立工作站以利于跨区域学术交流。人员配置要齐整，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城市考古工作，并培养出足够的专精人才。

　　第三个方面，科研规划设计工作需更具体、细化。要制定周全的研究计划，明确本年度的工作目标和近年、长期的工作计划，加强理论方法的研究，规划设置系列科研项目，针对性地设置研究方向和选题，让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参与到其中。

　　第四个方面，建立信息数据库，实现成果共享。梳理现有的切实可行的城市考古研究方法，将其纳入数据库。明确哪些研究问题已得到解决，哪些是仍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五个方面，加强宣传力度，让社会了解城市考古。通过完善网站信息、新增城市考古专刊等途径让公众接触到城市考古。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城市考古基地会取得更突出的成果，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孟宪民研究员：

　　21世纪初，国家文物局设立重点科研基地，旨在解决文物保护行业难题。城市考古与保护基地，任重道远，本次年会和论坛，主题甚好，意义重大。我国领土广阔，新时代文物保护行业的基层力量急需壮大，除专题性基地外，还需要更多的区域性基地。城市考古与保护基地兼有这两种性质，理应积极进行跨行政区合作。

　　关于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研究方向。在2000年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国际大会上，宿白先生应时任局长张文彬邀请做主旨发言，当年刊载于《中国名城》，特加图例，转年以《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为题由《文物》首期发表。其中说“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后“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先生的世纪嘱托是“更多更快”。都城考古与保护，现多已受到重视并取得成绩，急需城市考古与保护基地发挥作用并示范的，应是众多地方性城市，如郑州管城区的隋文帝管州城，现区政府仍在州署位置，很可能是当时州城的一个代表。郑州周边城镇也当为基地研究重点。

　　关于多学科协同。夏鼐、王仲殊先生在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提出，发掘“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必须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他们还提到“建筑学、土木工程学应用于遗址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保存。”考古发掘须有专业建筑师参加的制度，有的国家已形成，城市考古与保护基地可尝试推行。

　　如何多学科协同。张光直先生1992年《台湾考古何处去》文有提示，在建议资料优先、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时指出，考古学家与有关科学家“合作要自田野工作一开始便开始，而不能限于田野工作以后”。有关专家潜心于实地考古调查发掘，认知会大为转变和丰富，因为他们已习惯为所属行业服务。城市考古与保护基地由当地专家加盟，并长期坚持，也定有很大收益。

作者：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整理：朱学莘 肖雅琪 李标标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24年4月12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