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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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25-12-10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

　　2025年11月7～9日，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协办的“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次研讨会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等40余家科研院所、高校与新闻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海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海疆地区秦汉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秦汉海疆与内地联系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海疆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一、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8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振东主持，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守相、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先后致辞。李守相处长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同时对青岛地区考古工作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朱超副院长对与会专家表示欢迎，指出青岛有着大量文化内涵丰富的秦汉遗存，生动彰显了秦汉时期海疆地区的繁荣昌盛，琅琊台遗址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王芬院长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海疆作为秦汉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国家经略边疆的政治智慧、沿海先民的生存智慧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密码。白云翔主任对此次研讨会的主旨、海疆与海疆考古的定义、海疆考古的基本任务与目标、海疆考古的实现路径、海疆考古的学科定位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对海疆考古的关注，共同努力推进海疆考古，加快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终为我国海疆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提供考古学智慧。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守相、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王芬、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致辞

　　本次研讨会分主旨发言、分组发言和讨论两个环节。8日上午的主旨发言环节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同修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立森主持，6位学者发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吕凯以“青岛琅琊台遗址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为题，汇报了2019年至今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收获：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汉大型高等级建筑群、秦代窑址、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台基与建筑群。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实证了秦始皇东巡的历史叙事，还展现了统一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更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以“渤海沿岸地区秦汉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题，对渤海沿岸地区秦汉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渤海沿岸地区分为南区、西南区、西北区和东北区四区；考古遗存包括墓葬、城址、手工业作坊和其他内容四个方面；四区内的考古遗存种类丰富，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王凯汇报了与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白云翔合作研究成果“我国黄海沿岸地区秦汉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对秦汉时期黄海沿岸墓葬、城址、祭祀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区与分类研究，认为墓葬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海洋性特征，城址多沿海分布，祭祀遗存的功能布局、祭祀用玉组合及瘗埋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独特之处。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尤其是海疆经略、秦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沟通联动、东北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以“汉代滨海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问题：以白陶和高温钙釉器为例”为题，通过对汉代白陶和高温钙釉器流通的观察，系统探讨了汉代滨海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问题。汉王朝东部面向广阔的太平洋，统一的疆域背景、社会经济的发展、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的提高，为增进东部滨海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以“汉代南部边疆的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为题，对汉代南部边疆的考古发现进行系统梳理，发现秦在岭南的遗存甚为罕见，南越国时期是岭南地区西汉遗存的集中时段，汉武帝灭南越、闽越和统一岭南、设立九郡后实施的差异性政策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西汉后期对南部疆域的经略发生巨大变化。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郑君雷以“乐浪与交趾——考古学上汉帝国的海疆边陲社会”为题，对现今已在域外的乐浪和交趾二郡汉墓进行对比观察，指出乐浪汉墓数量远超交趾汉墓，乐浪汉墓等级较高、礼仪性较强；乐浪汉墓存在较明显的汉文化地方因素甚至非汉文化因素，而交趾汉墓仅存在汉文化地方因素；乐浪汉墓见有故燕文化、东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文化以及辽东汉文化、东南沿海汉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交趾汉墓仅受到岭南汉文化的影响。

　　二、分组发言和讨论

　　8日下午的分组发言和讨论分四组同时进行，共有42位学者作了报告，与会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第一组发言和讨论

　　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燕生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与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马永强主持，共有11位学者作了报告，主要内容为黄海、东海沿岸的区域交流及相关考古新发现等。

　　日本九州大学陈映玉以“墓葬所见汉代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与乐浪的区域互动”为题，通过梳理各时期墓葬类型所显示的信息传播方向，认为山东半岛，尤其是其北部地区，长期作为稳定的“发信源”，在研究区域中占据中心地位；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南部为“次中心”，承担信息交互与中转传播功能；乐浪和辽河平原地区作为周边地区，并非仅被动接受外来因素，而是对输入文化进行选择性改造后，进一步向外扩散。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彭峪以“琅琊台遗址的景观考古学初论”为题，探讨了琅琊台遗址作为特殊“权力景观”的历史意义，认为秦代琅琊台的选址与建造，兼具君临天下的俯视视角和周边环境的视觉焦点属性。这种双向的视觉关系，使其超越建筑本身，成为强有力的权力地标，是中央王朝向新征服地区宣示主权、整合地方信仰、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空间手段。

　　上海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宋蓉以“胶东与江东：考古所见汉代山东半岛与长江下游的交流与互动”为题，通过对两地汉墓中出现的对方文化因素的系统分析，探讨了汉代胶东与江东地区之间交流的内涵、方式与层次，认为两地之间的互动既得益于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亦与沿海航路的逐步开辟及资源互通所促成的区域联动密切相关。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燕生东以“从考古发现汉代江浙人群北迁看越国迁都琅琊叙事的形成”为题，根据鲁东南琅琊一带未发现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的越人遗存，却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西汉中晚期“土墩墓”，且随葬大量来自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漆器、印纹硬陶和丝绸等遗物，认为现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无法证实春秋末年越人迁都琅琊之说，推测《越绝书》《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可能是作者依据“当代”越人后裔的居住情况，想象或建构“古代”越人自古在此居住，并附会越人迁都琅琊的历史记忆，进而构建了越人曾北上迁都的历史事件。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张卫星以“从‘东有东海’看秦朝海洋文化的建构”为题，从琅琊刻石中“东有东海”的表述切入，提出东周时期，海洋在传统政治中未占有重要地位，自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秦朝君主在东海及海滨的相关活动，标志着东方，尤其是东海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昝金国汇报了与本院杨可龙合作研究成果“山东德州陵城区汉代城址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介绍了在德州陵城区发现的汉代城址，结合出土遗物特征及历史文化地理的初步研究，推断该遗址是汉代安德县最初的治所。其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不晚于西汉中期偏早。公元8年因黄河泛滥而被废弃，水患退去后又继续沿用至东汉。城内外因洪水事件形成的地层堆积，凸显了城墙以御洪为主要的功能属性。

　　南京博物院马永强以“邳、下邳与东汉下邳国考”为题，就战国秦汉时期邳、下邳以及下邳国地望问题提出新见，认为邳源于薛，早期下邳应在鲁南峄县（今枣庄一带），以邳伯罍出土为证；战国时上邳回迁薛地（今枣庄欢城），有汉上邳侯封地及欢城遗址为据。睢宁下邳系秦汉下邳县、下邳国治所，与商周之下邳虽地理位置相近却无传承关系，指出文献常将二者混淆。《后汉书·郡国志》所载下邳国建置，实为析东海郡而设，经建初四年调整，至建安年间方领十七县，澄清了传统“十七城”记载的沿革过程。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常乐以“连云港汉墓与边域文化的整合研究”为题，通过对连云港地区汉代墓葬的系统分析，指出该地区汉初墓葬延续吴越与楚文化特征，西汉中晚期后明显融入以徐州为中心的楚国文化圈，呈现文化整合趋势。因其特殊区位，墓葬中还可见海路外来文化因素。这一文化融合过程，反映了汉代通过内向式治理推动边域文化整合，地方官吏在调和多元文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李明珠以“从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到城址、墓葬：汉代连云港地区与内地联系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以连云港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为关键证据，结合对汉代城址和墓葬的分析，阐释了汉代中央政权对海疆地区实施了直接而精准的行政管辖，论证了连云港在汉代并非边缘地带，而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物质文化与丧葬习俗等多个层面，均与内地保持着紧密联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士轩以“秦汉时期杭嘉湖平原开发与治理的考古学观察”为题，结合文献记载与安吉古城、嘉兴小西门等最新考古发现，探讨了秦汉时期的区域开发与治理，指出该地区在秦至东汉分属会稽、丹阳等郡，随着开发深入，县治逐步增置。近四百年的持续开发，将这一“越地”有效纳入中原经济、文化体系，并强化了与沿海地区联系，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常浩以“福建城村汉城遗址近年考古新收获”为题，介绍了城村汉城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对水陆城门及相邻的杉树下、粽叶垄遗址的系统发掘，廓清了西水门与陆城门的形制结构，揭示了城址西侧水陆交通体系及配套的城壕、防御设施布局，并探明了西水门外的来水方向。这些发现为深入研究城村汉城的城市规划、交通网络与军事防御体系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对闽越国时期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

　　（二）第二组发言和讨论

　　由《文物》编辑部主任杨冠华、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熊昭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郑君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勇主持，共有11位学者作报告，主要内容为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秦汉时期与域外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张孟以“福建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发现与初步认识”为题，系统梳理了福建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并依据规模与出土遗存，将其划分为大型王城、中型城邑和小型城堡三类。城址集中分布于闽中、闽北和闽南三个区域，分别对应当时活跃于福建的三股政治势力——闽越-越繇集团、东越集团及南越国。福建秦汉城址的分布格局及其显著的军事特征，与当时复杂的内外形势密切相关：对外面临东瓯、南越及汉朝的多重压力，内部则存在越繇与东越两王并立的局面。随着这一内外平衡局面被打破，城邑也逐步走向消亡。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慧以“秦汉时期广州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以广州地区发现的汉墓为切入点，讨论秦汉时期汉文化与越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秦至西汉早期，岭南地区既有以越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也有以汉文化因素为主、兼具越文化特征的墓葬；西汉中后期，汉文化因素逐渐占据主导，但越人核心区仍有部分相对纯粹的越文化高等级墓葬；东汉时期，大量士族人口的迁入加快了岭南地区越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此时越文化基本成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柏宇亮以“徐闻候官考”为题，介绍了徐闻二桥遗址最新发现的直角环壕、水渠、水井、墓葬等汉代遗迹，并结合科技测绘和文献记载，对遗址性质进行探讨。从出土遗物判断，遗址内多见官署类用品，表明其居民可能以官方机构人员为主；遗址文化层分布范围有限，规模明显小于一般县治；遗址年代自南越国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与文献所载徐闻县建制时间不符。由此推测，二桥遗址并非汉代徐闻县治所在，而应为一处包含居住区、墓葬区、瞭望区和港湾码头区的候官遗址。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蒙长旺汇报了与本所李宁博合作研究成果“广西合浦草鞋村遗址发掘收获”，介绍了2023～2024年在合浦县草鞋村遗址发现史前时期红树林堆积以及汉六朝时期的台基、建筑基址、古河道、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有瓦构件及陶、铜、铁、石、木器等。草鞋村西北至东北临江区域是汉代主要活动区，最早的官方机构营建于西汉早期或稍早时段。草鞋村遗址具有广西秦汉郡县城址的一般特征，应是汉代合浦郡治故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以“汉代象林县与海上丝绸之路”为题，介绍了茶峤及其附近遗址出土的具有中国汉朝风格的陶器、铜箭镞、铁削刀、封泥、琉璃耳铛和六朝风格瓦当等遗物，推测汉朝器物和汉文化在秋盆江三角洲的发现，既得益于汉代在此设县治理，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息息相关。汉代象林县可能因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而设，其主要功能及定位或许即所谓“日南障塞”，既向南延伸了汉朝的统治和影响力，同时也控制秋盆江三角洲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广西民族大学熊昭明以“从出土汉代文物看佛教的海路南传”为题，梳理了汉代三宝佩、摩羯佩、“卍”字纹蚀刻珠、狮形饰、铜钹、钵生莲花器、俑形灯、熏炉等可能与佛教相关的遗物，推测佛教的传入与汉武帝时期正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密切往来有关。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东南亚地区后，经东南亚传入我国南部沿海。佛教输入北部湾地区的时间，可能早至西汉晚期，最晚不迟于东汉末年，此后经蜀—交趾道和湘桂走廊等向内陆传播。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韦伟燕以“越南海防市仁城山一号西汉早期墓及相关问题”为题，对该墓的形制、随葬器物进行分析，并将该墓出土陶器与岭南汉墓出土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对木棺进行的碳十四测年，推断该墓年代应为西汉早期，墓主可能是来自两广地区受到楚文化影响的越人。海防市仁城山M1的发现，不仅使越南北部汉墓序列往前推到西汉早期，而且丰富了我们对南越国时期红河三角洲地区文化格局的认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斌以“从史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泰国南部调查发现与初步认识”为题，报告了2025年对泰国南部重要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取得的重要收获。调查发现的遗址类型丰富，包括洞穴遗址、沙丘遗址和岗地遗址，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发现大量来自中国的文物，显示从史前到明清时期泰国与中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其中数量较多的汉文化遗物说明秦至东汉时期中南半岛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上述实物证据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商品流通和文化传播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广西民族大学富霞以“泰国南部海上丝绸之路遗存的考古调查”为题，报告了2024年对克拉地峡东、西两岸近海岸地带的古代玉石制作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的成果，包括春蓬府考山考遗址、拉廊府金山镇遗址、甲武里遗址、甲米府孔通遗址。调查发现泰国南部几处遗址出土的珠饰，亦见于我国合浦、广州等地的器物有石质三宝佩、摩羯、动物饰件、系领珠、玉髓珠、蚀刻石髓珠、印度-太平洋贸易珠、镂空多面体金珠等，可资证实汉代这一南海航路的真实存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以“滇西第一城——保山汉庄城”为题，报告了保山汉庄城调查和勘探取得的重要成果。保山汉庄城城址坐西向东，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315米，面积约116500平方米。发现夯筑的城墙、宽窄不一的城壕、城门墩、砖铺道路、砖砌排水沟、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在城址内外发现较多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纹饰砖、粗绳纹、布纹瓦和卷云纹瓦当，采集有汉晋时期的纪年砖，在城墙东外围还发掘了汉晋平民墓。保山汉庄城应为永昌郡的郡治，是古代“蜀(四川)身毒(印度)道”的必经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以“秦汉都城地区所见北方(匈奴)相关遗存”为题，系统梳理了秦都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城周边发现的北方（匈奴）相关遗存。秦都咸阳秦国工匠墓出土铸造北方系纹样牌饰的陶模具，西汉长安城近郊多座墓葬出土金属透雕牌饰、铜鍑等器物，显示秦至西汉时期与北方匈奴的紧密联系。东汉洛阳城附近东汉墓出土的“匈奴归汉君印”，以及在东汉长安城外发现的东汉中晚期匈奴人墓葬，透露出东汉与匈奴关系的新变化。

　　（三）第三组发言和讨论

　　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李岗、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游富祥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卫星主持，共有10位学者作了报告，内容涉及秦汉城址、祭祀遗址、墓葬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以“新世纪以来汉长安城考古的新收获”为题，梳理了西汉至隋初长安城的历史沿革，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0年汉长安城考古发掘概况，从遗址的时间轴向前和向后延伸、遗址的空间范畴扩大、新资料产生新认识、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考古、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以及照相测绘技术发展为长安城考古一张图奠定基础等六个方面，总结了2001年以来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建以“秦灵公居泾阳的‘泾阳’调查”为题，介绍了泾河出北山以后，北山北麓、郑国渠两岸以及泾河北岸的考古调查工作，确定泾阳县中张镇北王浩村秦汉遗址的年代上限可到战国晚期偏早，下限至西汉早期。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该区域两周秦汉遗址调查资料，推断北王浩村遗址是战国晚期偏早时秦灵公居泾阳之泾阳及秦昭襄王时期泾阳君的封地，后泾阳君迁“宛”，号与封地皆迁走，泾阳改名池阳。

　　中国国家博物馆卢一汇报了与本馆赵梦遥合作研究成果“陕西下站遗址考古收获”，介绍了2020～2024年四次发掘成果，共清理祭祀坑106座，分为长条形坑、长方形坑和洞室坑三类，大致勾勒出下站遗址从春秋中期至西汉晚期祭祀坑的年代序列。遗址出土有动物牺牲，玉人、玉琮、玉璜祭祀玉器组合，金、玉、铜车马器，“密”字陶文等。下站遗址应为雍五畤的密畤，其延续使用长达六百余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畤祭礼仪及祭祀用物演变最为完备的实物资料。各类祭祀坑结构布局清晰，相互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表明国家对畤的形制布局有严谨规划。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王震以“敦煌汉悬泉置遗址的平面布局及相关问题”为题，复原了悬泉置遗址遗迹总平面图，并根据功能将坞院分为核心办公区和高等级住宿区、中等级住宿区、低等级住宿区和养马区域。坞院东门南侧呈半开放式，过路驿卒等或可在此短暂停留，进行简单饮食等活动，马匹不必进入西部相对封闭的院落之中。此研究有助于了解悬泉置邮驿机构的设置情况。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罗瑾歆以“中古时期都城城墙营建制度：以城墙尺度为中心”为题，梳理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曹魏邺城、东魏北齐邺城、东晋南朝建康城、隋唐长安与洛阳等都城遗址中宫城、皇城、外郭城的城墙基槽与城墙墙体考古数据，以城墙基槽上端夯筑宽度作为衡量城墙尺度的标准，结合文献记载，通过纵向比较秦汉至隋唐时期历代都城城墙尺度，探讨中古时期都城城墙营建制度的演变及其动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齐广以“战国秦汉时期的‘预作寿陵’制度”为题，指出战国时期可能存在提前规划而非真正预作寿陵；到了秦汉时期情况较为复杂，秦始皇陵应当为生前预建了墓穴、陵园和陵邑，两汉时期的帝陵预建主要是陵园和陵邑，不一定在生前为自己预建墓穴，对“预作寿陵”和“预作寿藏”应进行具体辨析。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立森汇报了与本院产炎生合作研究成果“鹿泉北新城汉墓丧葬礼俗丛考”，从墓葬制度、丧葬习俗和文化互动三个层面对西汉真定国王与王后合葬墓所反映的丧葬礼俗以及汉真定国与关东诸国的文化互动进行考察。其丧葬礼俗是多种文化因素碰撞与融合的产物，既有中央集权制度下统一的“汉制”规范，又保留了燕、赵、中山等地域文化传统，并积极吸纳关东地区的文化元素。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赵丹以“秦汉土墩墓祭祀遗存与变革”为题，梳理了商周、秦汉土墩墓祭祀类型特点，指出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墓祭祀遗存的丰富性体现了百越文化信鬼、崇祖的丧葬习俗，是吴越地区下层贵族与庶民生命观与丧葬观的集中体现。秦汉时期土墩墓丧葬内涵与前代迥异，祭祀遗存数量与复杂程度显著减少，是等级制度、文化融合、家族观念兴起、庶民家祭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秦汉时期丧葬文化的互动发展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余雯晶以“试论山东地区汉代彩绘陶器铺首衔环类纹饰”为题，梳理了这类纹饰的演变过程，从西汉早期的复杂精致到西汉中期的简化减色，再到西汉晚期之后少见，铺首衔环这类在汉疆域内广为流行的纹饰，在山东地区有其独特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地域特色。陶器上模印和彩绘的铺首衔环类纹饰没有实用功能，从其图像组合来看，应与时人守护门户、引魂升天的思想有关。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韩茗以“四乳四虺镜的再研究”为题，梳理了两汉之际四乳四虺镜的演变。基于风格与分布推测临淄和扬州应为四乳四虺镜的产地，两地制镜风格的差异应与制镜时间和使用人群不同有关；四乳四虺镜向海东地区的传播主要经由环黄海之路，从滞后程度的差别可以窥见传播情况的复杂性。

　　（四）第四组发言和讨论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审洪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煜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凤主持，共有10位学者作了报告，内容涉及秦汉时期器物、图像、石刻及医药等方面。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黄锦前以“大武戈与战国秦汉时期的避兵厌胜思想及习俗”为题，将荆门战国楚墓出土“兵避太岁”戈的“太岁”释读为“大武”，即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武夷”，系战国秦汉时期神话传说中的避兵祛邪之神。进而指出湖北随州、四川渠县与郫县、云南呈贡、浙江等地出土战国时期青铜器及漆木器上所饰神人图案，皆系避兵之神大武。战国秦汉时期避兵厌胜思想的广泛流行，应与当时战乱频仍、生民多艰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朱思红以“关于秦‘半两’的几个问题”为题，从“半两”钱的释义、分类、计数而非计重货币、秦始皇陵地区“半两”钱的发现等方面对秦“半两”进行分析，并对秦“半两”铸造技术、钱文布局、字体、大小、轻重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进行探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凤以“山东地区古代耕犁与相关问题探讨”为题，对文献记载中的“犁”与新石器时代的石犁、青铜时代的铜犁、铁器时代的铁犁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史前至唐宋时期山东地区的耕犁形态与使用方式经历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也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工具的需要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以“云梦新出战国秦汉漆器纹饰解析”为题，对湖北云梦新出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纹饰进行系统梳理与论述，将纹饰分为五大类：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形及自然现象。其中鸟纹占主流，体现了崇鸟与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色；而新发现的骏马纹则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色彩。在此基础上，对各类纹饰的特点、构图设计、组合方式、演化规律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碧雄以“论岭南汉墓的玉剑具——岭南两汉政局演变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对岭南地区两汉时期出土的玉剑具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南越国灭国前后的分布情况有很大差异：南越国时期玉剑具仅分布于政治中心番禺（广州）和汉越边境要地萌渚岭（贺县）；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广州出土数量不再占绝对优势，而以广西贵县和合浦为代表的地区开始多见。玉剑具的变化，可以管窥汉代岭南的政局演变，以及汉王朝经营南部海疆的策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汇报了与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张璐瑶合作研究成果“关中地区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琉璃珠的初步研究”，将关中地区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400多枚琉璃珠分为六型，分为兴盛期、过渡期和衰退期三个发展阶段。结合蒲家寨战国墓地出土琉璃珠的科学分析结果，以及与广州、长沙等地出土琉璃珠的对比观察，对关中地区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琉璃珠的来源、沿海地区与长安城之间的物品往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传明以“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彩绘贝壳与大理石片”为题，首先对临淄徐家村南M32、灵寿县清廉村中山国墓葬出土以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彩绘图像文蛤进行了介绍，并就所用文蛤的来源和图像内容的私密性进行了分析。此外，他还介绍了临淄相山西北墓地西汉晚期M13出土的彩绘大理石片，主要对遗物性质、图像内容以及墓主身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谢佳芮以“两汉时期医药的分布、传输与交流”为题，对两汉时期医药的内容、地域分布与传输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汉代医药可分为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复方药四类，各类医药反映出汉代医药利用格局的形成、医药利用方式的多样，以及“药食两用”属性的强化和丧葬语境中医药的“事死性”。汉代医药的分布既遵循了因地制宜原则，又呈现出社会性特征；汉代医药及其所承载的医方、药理及相关技术呈现出在不同地区间广泛传播和交流的特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以“激发生死：汉代墓葬图像与七体赋”为题，反思了学界解读汉代墓葬图像整体分类、结构与意义的方法，提出墓葬图像的研究要以汉代普世思想的结构性理解为基础。以两汉时期流行的七体赋为例，指出其虽为文学作品，但却是汉代世人多层次理想生活的结构性、格式化描述。这些内容与汉墓图像的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有很高的契合度，有助于我们加深、辨正认识汉墓图像。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付龙腾以“从陵墓石刻看汉文明的延续性”为题，对汉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石刻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进行了分析。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发陵墓石刻之先声，东汉墓地石刻逐渐兴盛，成为风靡一时的丧葬习俗。魏晋十六国时期，陵墓石刻虽有所衰落，但却在继承汉代石刻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北朝政权则分别以不同的模式对汉代陵墓石刻习俗进行继承与发展，并借此完成了“以俗入礼”的改造。

　　三、闭幕式

　　8日下午，分组发言和讨论结束后举行了会议闭幕式，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李岗主持。首先由四组代表分别汇报发言和讨论情况。刘尊志教授认为第一组发言主要涉及秦汉时期新的考古发现、收获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丧葬文化与相关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这为秦汉海疆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对推动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有着积极作用。熊昭明研究员将第二组发言内容概括为华南和西南地区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域外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三个方面。这些研究为海疆与陆疆研究提供了新启示与细节。游富祥研究馆员认为第三组发言内容涵盖了秦汉考古的新发现、制度、思想、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既有新材料的分享，也有旧材料的创新阐释，研究呈现比较多元的视野。这些研究用新材料回答老问题、以新视角解读旧材料、用小切口建构大脉络，都是基于考古实证材料，又跳出材料，追问制度与文化，为秦汉考古研究打开了更立体的维度。王煜教授将第四组的发言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政治和制度文明研究，农业、手工业包括科学技术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思想与信仰研究。学者们对考古材料的观察和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既有传统的分类研究，也有结合制作、使用、流传等角度进行的分析，问题进一步拓宽，思考也更加深入。随后由刘振东研究员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研讨会最大的特色是研讨主题的设定非常新颖且鲜明。发言内容涉及秦汉海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内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出土器物研究、图像与铭文研究、国外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方面。此次研讨会首次对秦汉海疆考古进行集中研讨，特别是白云翔主任对海疆考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包括海疆考古的范围、目标、基本任务、实现路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他考古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这对于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总之，本次学术研讨的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有力推动了秦汉考古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秦汉考古学者之间的交流，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最后，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尹锋超致闭幕辞。他对主办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信任表示感谢；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精彩的演讲、深度的对话、耐心的倾听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会务组的辛勤服务，保障了研讨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