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学术系列讲座“中世纪大马士革王公丧葬习俗的演变”纪要

 

    5月20日下午，由法国远东学院和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织的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的第一一四讲“中世纪大马士革（叙利亚）王公丧葬习俗的演变”顺利举行。本次讲座是该系列讲座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一年系列专题“和而不同：考古与美术史对表现彼岸世界的贡献”的一讲，由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约翰-米歇尔·穆顿（Jean-Michel Mouton）主讲。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并发表欢迎讲话，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介绍了讲座和主讲人的背景信息。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以及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考古所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讲座。

    大马士革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城市之一，曾经两次成为首都。第一次是在公元660～750年的倭马亚（Umayyyade）王朝期间，第二次是在公元1076～1260年十字军东征期间以及其后的阿尤布（ayyoubide）王朝时期。

    这次讲座的主题就是展示并解读中世纪大马士革王公墓葬的变迁，即由遵守伊斯兰教义的简朴墓葬到修建体量庞大的陵墓建筑，这其间也反映了他们对死后到达天堂途径的认识和进行的努力。对大部分穆斯林来说，死后到达天堂之路有两条：极少数的先知等在死亡之后即可直达；而绝大多数人死后要经历墓中受难的过程，期间会获得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在通过了最终的“审判”后才会获得在天堂复活的机会。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大马士革城在这一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耶稣曾在此现身，来制服丑陋的独眼怪，并在耶路撒冷将其捕获。大部分死者的最后审判“清算日”安排在橄榄山与神庙之间的Sirct桥上。《古兰经》记载的天堂中有河流、果实和丰富植被。这种景象在穆斯林的墓葬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倒是在大马士革清真寺于公元550年后完成的镶嵌画中可以看到。因此通过对伊斯兰教义的分析可知，穆斯林墓葬作为死后到复活这两个阶段的过渡，其主要作用是保存尸体以利于死者接受训诫，以期获得复活。

    按照伊斯兰教习俗，穆斯林死后，尸体经过简单的遗容整理和清洁，在包上一层裹尸衣之后应该尽快下葬。裹尸衣是死者复活时穿着的衣服，为白色，朴素而无繁复装饰，多为死者生前到圣地麦加朝觐时穿的衣服。穆斯林的墓中通常也没有其他随葬品。但大马士革的王公贵族们的墓葬则并不遵循这些惯例。首先，他们在死后通常由于权利继承和军事征战等原因需要等待数月的时间才能下葬。其次，他们也无暇亲自去麦加朝觐，通常有人代行并将参加朝觐的证据即裹尸衣等交给王公们，这些裹尸衣大多在圣地的河水中浸泡过，上面写有经文，表示死者对经典非常熟悉。某些王公如萨拉丁的墓葬中，在尸体旁还有盛放贵族服装的盒子以及宝剑——通常为圣战而死的战士还会随葬宝剑，王公此举则是向死后世界显示自己的军功。还有王公的尸体身着绿衣，因为先知莫罕默德喜欢这个颜色。总之，大马士革的王公贵族采取各种手段借助墓葬为自己打造一个伊斯兰教的英雄形象，实现死后升入天堂的愿望。但事实上，政治和军事斗争往往使得王公墓葬遭到严重损毁，特别是王朝更替后，新统治者往往大力毁损前代的墓葬和墓中遗体，一方面破坏他们升入天堂的计划，另一方面还是为了消灭前代王朝在人们心中的记忆。

    中世纪大马士革穆斯林的墓葬多位于城市的城墙之外。但在1076年塞尔柱王朝统治之后王公的墓葬与公众的墓葬分离，改在较远的地方修建。这一方面是由于做为异族的土耳其人，统治阶层希望保持民族分隔，同时塞尔柱王朝的军人也生活在新修的卫城中，因而墓葬选址的变化还体现出了社会阶层的分隔。到了十二世纪后段，王公墓葬则修在了城墙之内。成为大马士革最重要的王公墓葬，阿尔阿迪尔、拜伯尔斯和萨拉丁三人的墓葬就在大清真寺北墙下的陵园中。通过史料等分析，这一位置首先体现了王公的重要地位，他们获得了与先知同样的位置，同时，使得王公得到了神圣的保佑——大清真寺的北墙有专门通向墓园的窗户——表示天堂的大门向他们敞开。有意思的是，尽管王公墓葬体现出了修建者的煞费苦心，但是各种证据显示王公在世时对墓葬的关心十分有限，也没有特意嘱咐别人为他们修建墓葬。比如萨拉丁曾经说希望自己死后葬在城外的清真寺旁，但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并未在此大兴土木。萨拉丁的父亲阿尤布曾经在生前让人造好了一座圆顶方形墓，但由于他死在埃及，此墓终未得用，因此可以推测频繁战争导致王公常常死在异乡或为无意生前修墓的重要原因。十一世纪土耳其王公的墓葬多由继任者或者后妃修建，由于营建墓葬需要一定时间，“双葬制”应运而生。所谓双葬是指王公们死后先葬在卫城中的简易墓葬中，待最终的墓葬在数月或者数年完工后再迁移过去。

    大马士革王公墓葬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的圆顶墓葬建筑大量出现，而内部的墓穴则较为朴素，多为竖穴单人葬或多人葬，尸体朝向麦加，望向圣城。多数墓葬为家族葬，如萨拉丁的姐姐阿尔沙姆的陵墓中先后葬入了她的弟弟、丈夫和儿子。而她作为最后死亡者囿于空间所限，只得与儿子共用一个墓穴。十二到十三世纪，法鲁沙赫（萨拉丁之侄）与其子巴拉姆沙赫的墓挨在一起，只有一个出口，因此要进入后者的墓葬必须先经过其父之墓。在阿尤布王朝时期的墓葬中，石质或木质的方形碑替代了原本放在墓穴头尾两端的石头，其中木质方碑更常见，制作工艺也更精细。这一特征最早出现在1120年，属土耳其王公墓葬的一大创新。

    十二世纪大马士革王公的墓葬多有圆顶方形的建筑，侧面开有窗户，另开有朝南的小龛朝向麦加的方向。萨拉丁的墓葬较为独特，是唯一一个立面呈圆锥形，穹顶内呈蜂窝状结构的陵墓建筑。这种穹顶结构风格可能是从外地输入的，因为伊朗早在十一世纪就出现了塔形墓。为凸显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这些建筑的体量都很庞大，如萨拉丁陵墓建筑侧高就达6米，有的更高。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盛行的资产管业权，王公家族将大型的陵墓建筑群捐给真主管理，为保管和研究他们提供了重要条件。
 
    总之，大马士革王公墓葬的上述特征突出了反映出了当时的王公贵族彰显自己身份、留存政治记忆以及使自己死后避免受难，接近圣徒并升入天堂的强烈意愿。
 
    演讲之后，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还就中国伊斯兰墓葬的特征与相关发现，中西文化交流，墓葬特征的对比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