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考古合作历时已久，两国在文化领域互补性强，文化交流也逐步走深走实。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组成的中蒙联合考古队负责的“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入选由美国考古杂志《Archaeology》评选出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也是中国考古学者参与的国外考古项目首次入选。

　　高勒毛都2号墓地（Gol Mod 2）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温都乌兰县境内，西距Khanuy河约12公里，西北距Urt Bulagyn克列克苏尔遗址约15公里，海拔高度1800米。该墓地于2001年被发现，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随后对其中编号M1的大型墓葬及陪葬墓进行了发掘，揭露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匈奴贵族墓葬，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组成的中蒙联合考古队于2017年开始继续在该墓地实施考古工作。截至2019年8月，中蒙联合考古队完成了对墓地的重新调查测绘，并完成清理M189和M10两座不同规模匈奴贵族墓葬，取得了重要收获。

　　墓地调查测绘

　　本次调查于2017年9月和2018年6月分两次完成，共统计不同类型的积石墓葬573座。其中包括甲字形积石墓葬105座，圆形积石陪葬墓327座，与甲字形墓没有附属关系的独立圆形积石墓葬141座。本次调查的墓葬总数比2001年调查结果要多出140座，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墓地所在区域植被退化严重，许多原来被掩盖的遗迹得以暴露。

　　上述三种墓葬各自的规格差别十分明显。例如圆形积石陪葬墓最小者直径2米，目前已发掘的最大者直径19.5米。以往发掘资料表明，同一组陪葬墓的大小可能与墓主年龄和地位有关：规模最小者一般为未成年人墓葬，随葬品较少；规模相对较大者为成年人，随葬品相对丰富。独立圆形积石墓最小者直径约2.5米，最大者直径30米。该墓地上这类墓葬目前尚未开展工作，它们是否都属于匈奴时期的墓葬，以及大小墓葬之间是否有地位等级差异等问题尚待继续研究。

　　该墓地甲字形积石墓规模最大者为M1，墓室边长46米，墓道长37米，总长83米，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所发现同类墓葬最大者；最小者总长度为8米，其中墓室边长5米，墓道长3米。经统计，这类墓葬77%的墓室边长集中于10-29米之间，墓室边长40米以上的墓葬仅占3%。

　　根据本次调查情况及以往考古成果，我们认为不能完全以墓葬形制来判定墓主身份，甲字形积石墓和圆形积石墓不能简单定义为匈奴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例如甲字形积石墓虽然形制相似，但内部的规模差异巨大，墓主并不一定都是匈奴贵族；而那些独立的圆形积石墓葬的主人可能也不乏身份特殊的个体。至于匈奴时期在蒙古和俄罗斯境内为何会同时出现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墓葬形制，还需要借助新材料和新研究手段来寻找线索。

　　M189及其陪葬墓

　　M189由主墓葬、祭祀石列和陪葬墓三个部分组成。主墓葬为甲字形积石墓，坐北向南，方向178°。墓室北宽南窄，中部有明显盗洞，墓室及墓道边缘砌有石墙，北端高1.5米，最南端高0.1米，石墙内填沙和石块。墓室石墙东、西、北边长29米，南边长26米；墓道石墙长20米、北宽11米、南宽5米。墓室北墙以北有3道东西向石列。石块间隙中可见草木灰和烧过的动物骨骼碎屑，应该是与主墓相关的祭祀遗存。陪葬墓均为圆形积石墓，共计12座，呈弧形分布于主墓东侧。

　　　　陪葬墓顶部积石大部分暴露于地表，中部由于扰动或者塌陷形成圆形空白区域，因此整体分布呈圈状。积石堆规模整体从南向北变大，其中1-5号陪葬墓的积石堆直径在4米至5米之间，6-12号墓的积石堆直径均在6米以上。陪葬墓均遭到不同程度盗扰，出土遗物有陶罐、铁马具、铁镞、铁刀、铜镜、铜鍑、包银腰带、金饰等，为判断陪葬墓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信息。

　　主墓葬顶部草皮和扰动的石块清理完毕后，暴露出大小不等的石砌网状结构，主要有三道东西向石梁，在第一道石梁以南由侧砌石块分隔出十余处大小不等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这些结构与以往匈奴贵族墓葬顶部的鱼骨状石梁结构有明显区别。为了最大限度保存周围石墙的完整性，对墓室和墓道的清理从石墙内侧开始。清理结果表明，墓葬原始坑口在石墙内部，距离墙边1~1.5米距离，呈不规则形状（修筑过程中沙土坍塌所致），因此保留石墙的发掘方法不影响遗迹现象的完整揭露。

　　在盗洞南侧发现一木结构遗存，根据其位置和结构特点判断为盗洞支护结构。在该木结构的南部，墓室的填沙中基本不见石块，以东西向横木在中线两侧呈规则的鱼骨状排列，中线位置也放置有南北向木头。横木外侧一端较高，靠近中线的一端低，整体向中线的倾斜度都在15度左右。相邻两根横木的间距30厘米左右。这种鱼骨状排列的横木至少有上下4层，各层相距10~20厘米，木头的一端都有燃烧痕迹。类似的木结构目前仅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Tsaram墓地M7有发现，但是位于墓室顶部，与M189这种位于墓室内所填沙石中部的情况明显不同。

　　在距离墓顶约11米的深度发现木椁棚板。棚板上部东侧有一具俯身直肢青年男性人骨，下肢部分在椁外，上肢向北，随着棚板塌陷而陷入椁内。通过发掘确认葬具为一棺两椁结构，外椁长4.2米，宽2.6米，南北向放置。木棺外髹红漆，盖板为多块木板由燕尾榫拼合而成。因扰动严重，棺椁其他特征不详。棺内随葬品被盗一空，底部先铺一层织物，然后再铺一层带壳的黍，并夹杂有少量的藜，其上复铺织物，再铺一层带壳的黍和大量木屑，并夹杂有碎小炭屑和藜，最后铺织物纳尸。棺内未见墓主遗骨。

　　残存的随葬品多位于外椁与内椁之间，主要为生活用器、马具和各类饰品。其中西北角发现大型陶瓮和小型陶罐各一件，东南角出土陶罐一件，烧制火候均不高，硬度不强，均被积沙压碎。其余随葬品则多出土在内外椁之间的东南角，因盗扰和挤压导致残碎较甚，可辨者有带兽面辅首铜容器、鎏金银龙、玉带钩、木耳杯、金银马饰、带饰、铁胎包金棺饰等，另有锈蚀铁器、破碎漆器等器型均无法辨认。两件鎏金银龙根据足部和尾部特征判断可能为某件器物的一对鋬耳，完整者长8.5厘米，高4.5厘米。

　　M10及其陪葬墓

　　M10由主墓葬和陪葬墓组成，位于墓地的西部，距离其他墓群较远。主墓葬为甲字形积石墓，坐北朝南，墓室墙北宽7.7米，东西两边长9.9米，墓道外墙长3.4米，墓葬总长13.3米。1座圆形积石陪葬墓位于主墓葬东侧。陪葬墓顶部积石堆直径2米，内葬1具人骨，无随葬品。

M10和陪葬墓

　　主墓的墓室在距离顶部1.8米深度放置有1架马车和15个马头骨。马头骨位于墓圹北边偏东位置，南北两排整齐放置，北部12个，南部3个。清理过程中，在放置马头骨的区域还发现有肋骨和其它部位骨骼。提取马头之后发现每个头骨下面还有1-2个趾骨。

　　马车位于墓室中部，南北向放置，上部车轮保存有12根木质轮辐，最长一根36厘米，推测完整车轮直径约为98厘米。车舆北、东、西三面保存较好，南面保存较差。东侧车舆长2.1米，北侧宽1.5米，木板上有彩绘云纹装饰。

　　在距离墓室顶部约4.9米的深度暴露出木质葬具。葬具为一棺一椁。椁长2.9米，宽1.5米，残高0.35米；棺长2.1米，宽0.58米，残高0.35米。棺上有织物印痕。棺内有1具人骨，仰身直肢，头向北，面向上。根据骨骼特征初步判断为成年男性。

　　随葬品主要位于棺椁之间和棺内，有金、银、铜、铁、玉、石、陶等各种质地，包括容器、车马器、棺饰等多种器型。其中铁足铜鍑1件，器表有织物痕迹，器内有动物骨骼。铁质包银马饰一套，包括当卢6件、小圆形饰件10件、大圆形饰件2件、长条形饰件1件，均装饰有独角兽纹饰。金冠形饰1件，底部直径1.63厘米，高1.2厘米。玉剑璏1件，长10厘米，宽6厘米。

　　M10中出土的银质葫芦形马饰虽然按照中国考古的习惯暂时命名为当卢，但是1组6件似乎不太可能是装饰于额头，蒙古国学者认为可能是装饰在马的胸带和鞧带上，而该组中唯一一件长条形银器则可能为额头装饰。

　　初步收获

　　对两座墓葬不同部位出土的木头、骨骼等材料分别取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该墓葬的下葬年代应该在166-88BC之间，盗扰活动发生于66-222AD之间，椁上人骨应为盗扰者遗骨。M10内动物骨骼和人骨测年结果在66-130AD之间。

　　从随葬品特征看，M189的陪葬墓和主墓葬虽然形制上与以往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相似，但也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如随葬的动物骨骼稀少，仅1座陪葬墓出土马头1件，主墓葬仅有羊头骨1件；主墓葬顶部积石的网状结构和墓室内的鱼骨状木头层为同类墓葬首次发现；主墓葬中未见随葬马车；主墓葬出土的玉带钩和鎏金银龙为匈奴贵族墓葬首次发现。M189的年代在目前所发掘的同类墓葬中相对较早，墓葬结构和随葬特点方面的不同特征可能与此有关。陪葬墓中的铜镜、主墓葬的漆木器、玉带钩和龙形器，以及墓葬石墙缝中发现的玉片则明显是与中原文明交流的证据。

　　M10是目前蒙古国境内已发掘的甲字形匈奴墓葬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墓葬。虽然规模在同类墓葬中明显偏小，但是随葬的马车和15件马头骨，出土的全套包银马饰、金冠形饰和玉剑璏均表明其墓主身份比较特殊。金冠形饰在匈奴墓葬中属首次发现，风格和工艺方面与邗江甘泉二号东汉墓所出器物有相似之处。文献有汉朝皇帝赐玉具剑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记载，但在匈奴贵族墓葬中未发现相关实物。该墓葬中出土的玉剑璏属首次发现，说明墓主可能与匈奴单于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参与匈奴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引入匈奴贵族墓葬的发掘中，并及时借助科技考古手段，使我们获得了关于匈奴贵族丧葬习俗、埋葬制度的珍贵一手信息。这两座墓葬的发掘结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互动交流，甚至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互动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对于推动中蒙两国的人文合作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三年来辛苦付出的每一名队员。

　　（周立刚 孙凯 周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斌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摄影：聂凡 任潇   本文刊登于2020年7月10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