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使用、金属的冶炼、陶器的烧制、城址的建立……世界人类历史版图不同区域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既有趋同性，也有差异性。在多姿多彩的地域文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相互的碰撞与交融。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世界不同地域的考古成果已经表明，人类历史全球化的进程或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久远。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中华文明离不开全球文明史的视野。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探知世界人类文明的奥秘，也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史迹中了解更为开放的中华文明。围绕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历程与展望，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学术史背景。

　　王巍：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机构逐渐开始和国外考古机构合作，在中国各地开展考古发掘。国家文物局于199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我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合作有了明确的方针，展开了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考古学者的合作，进行了包括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项目。截至2015年，共有70多项中外合作发掘与研究项目获准立项、实施。合作研究的地域遍及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时代范围涵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和铁器时代的汉唐宋元明时期；研究内容包括史前聚落、古代宫殿、佛寺、墓地、农业、植物考古、人与环境的关系、铜和盐等重要资源的供给、丝绸之路古代遗迹的研究等。在国家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之下进行国际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深化了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缩小了我们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

　　通过与国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中国考古学家开阔了眼界，逐渐掌握并熟练运用国际考古学界的一些理念和研究方法，同时也使国际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学的近况有了较为全面具体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历程是如何从“请进来”发展到“走出去”的？

　　王巍：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了解世界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注重研究古代中国与其他区域古代文化的交流。王仲殊、乌恩岳斯图、林沄等考古学家致力于古代中国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和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并取得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请进来”，还日益重视“走出去”。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位青年学者远赴德国，体验了德国的考古工作方法。这次“走出去”是中国考古机构第一次组队赴国外参加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2004年夏季，吉林大学派队赴俄罗斯阿穆尔州，与俄罗斯考古机构联合发掘了特罗伊茨基唐代靺鞨墓地。这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派队赴国外开展合作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中具有开端意义。

　　2005年开始，中国考古学步入成熟期。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多学科相结合，包括科学精确测年、DNA技术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普遍应用。中国考古学界的国际交流也更加活跃，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派队赴国外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等考古机构合作，实施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先后发掘了回鹘的方形墓园和契丹及柔然的墓地，填补了蒙古高原这一时期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此项发掘也是在迄今中国考古学家赴国外进行考古发掘诸项目中开始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同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与越南的考古机构合作，在越南北部永福省义立遗址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合作发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掀起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考古学“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哪些成就？

　　王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蓬勃发展期，国际交流更加活跃，考古学“走出去”掀起高潮。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全国各文博单位认真领会、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丝绸之路重要通道——费尔干纳盆地的明铁佩古城进行了为期8年的合作考古发掘，发现了以生产“汗血宝马”闻名于世的大宛国都城，这是费尔干纳盆地规模最大的城址，很有可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古国。西北大学近年在中亚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于2015年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中部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一批随葬品。北京大学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对肯尼亚东部沿海地区的海边遗址和近海水下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中国明代的瓷器等遗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以来在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了解了该组建筑的布局与结构。南京大学于2015年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冶铜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在伊朗开展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故宫博物院对印度喀拉拉邦沿海地区遗址进行了调查，对奎隆港、帕特南遗址出土的中国文物进行了整理，后续将实施对奎隆港的发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洪都拉斯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展开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完整发掘了一处玛雅文明高级贵族墓葬和附属墓上建筑。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对其他主要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

　　另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走出去”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埃及文物部合作，对孟图神庙进行合作发掘，这是埃及新王国时期首都底比斯的一处重要遗址。该项目从2018年开始实施至今，两年的发掘取得了显著成果，填补了对该神庙一些区域发掘和认识的空白。

　　我国文物保护队伍赴国外开展工作，开始的时间更早一些。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从1996年便开始了对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程，并持续至今。该单位还对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希瓦古城、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蒙古国科伦巴尔古塔等古迹进行了保护修复。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精湛的技艺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考古文博机构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和古迹维修工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远赴埃及，对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这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工作范围已经超出了与中国相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开始着眼于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意义？

　　王巍：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是大势所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古代中国一直与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着不少外来文明的先进因素，如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马车等都是距今5000—4000年间从西亚经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联动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和考古学资料，就难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不了解其他古代文明，就没有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也很难认识自身特质。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以及对世界文明格局变化所发挥的作用都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预见，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将迎来新的高潮。将会有更多的中国考古机构加入到“走出去”的队伍之中，也将在更多国家看到中国考古队伍的身影，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将会得到不断提高，中国考古学家也将会更多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