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其存在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2300年。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镇一带率先发现，1950年以后，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陆续发掘了一系列相关遗址，逐渐对这一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20世纪80年代前后江苏草鞋山、江苏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等一系列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的发现，将良渚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良渚文化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手工业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和漆木器等，渔猎也是食物来源的一部分。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鼎、豆、双鼻壶、圈足罐等为主要组合。石器则主要有有段石锛、穿孔石钺、石箭头、石犁、斜把石刀、耘田器等。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其中玉琮是祭神中的主要法器，而玉钺则主要是象征权力的权杖，玉礼器的造型主要来源于对神徽主题的表现，说明在信仰方面，良渚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崇拜神徽。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现象十分明显，根据墓葬的材料，至少可以将良渚文化的社会分成四个等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本世纪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良渚、瓶窑一带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在约5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10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有30多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基址以及遗址群北部沿山东西5公里多长的水坝遗址，从而确立了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两年多的勘探发掘，发现了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良渚古城。古城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40-60米，最宽处约100多米。城墙的堆筑方式是先在底部铺垫石头地基，墙体则用取自山上的黄色粘土夯筑，墙体现存最高地段约4米。良渚古城发现以来经过不间断的考古工作，目前已在北、东、南三面城墙各发现了2个城门，均为水城门，西城墙因被村庄占压，尚未能进行详细勘探。我们对火溪塘即北城墙靠东的一个城门做了发掘，该城门宽30多米，底部为河相堆积，对应城墙中部位置有成排木桩。根据四面城墙解剖情况，叠压着城墙坡脚的为良渚文化晚期堆积，说明城墙使用和废弃年代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始筑年代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良渚古城的发现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有了全新的认识，充分证明良渚文化已进入了成熟的文明阶段。

 

 

    2009至2011年我们重点对良渚古城外围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探明了古城外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古代地貌和遗址分布情况。分布在古城周围的卞家山、郑村、里山、扁担山、和尚地等长条形高地，基本构成了外郭城的形态。

    2010和2011年通过对古城东面美人地和里山的发掘，证实其为经过多次人工堆筑加高形成的居住遗址，它建于沼泽湿地上，形成临水而居的居住方式。2012-2013年对扁担山进行了解剖，显示该遗址也是良渚文化晚期人工堆筑的居住址。古城外侧长条形高地的存在显示当时在古城外围一定范围内是经过规划的居住区，是良渚古城的整体组成部分，年代为良渚文化晚期。

    2009年至2011年，我们在距古城北部约8公里的彭公乡一带进行过多次调查，发现了岗公岭、秋坞、石坞、老虎岭等水坝遗址，它们与良渚古城北部沿山分布的塘山遗址构成一个完整的治水体系。其中塘山遗址总长度约为6公里，宽约50、高约4-5米。岗公岭水坝修筑于两山之间，其堆筑方式与莫角山较为接近，下部为青灰土，上部为纯净的黄色粘土，在岗公岭青灰土层断面可见清晰的草裹泥现象，根据草裹泥内3个草样本的测定，岗公岭水坝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约4900-5000年。

 

 

    2012-2013我们重点对良渚古城城内进行了勘探发掘，探明了古城城内有完整的内环河水系，水道蜿蜒交错，水路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方式，同时还证实古城南部的良渚港和北部的湖池头水域经历五千余年至今仍在使用。

    人工高台组成的宫殿区占据了城内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中心土台莫角山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人工堆筑高度约14米。其堆筑方法是下部用取自沼泽地的青灰土堆筑，上部用取自山上的黄土堆筑。遗址中心区域有沙土广场，还发现过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台的上面，还有三个小型台基，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在莫角山遗址的西北角是反山贵族墓地，在墓地西端发现了11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通过对莫角山的东坡、西坡和大莫角山的南坡、北坡等区域的解剖，我们对莫角山和大莫角山的边界、堆筑方式、时代等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莫角山东坡的发掘显示出莫角山边缘的堆筑方式是先在地势较低的河岸位置用草包泥堆筑，其上再采用分块版筑的方式夯实；此外东坡还发现碳化稻米集中分布的遗迹，出土大量的碳化稻米，总量达到2-3万斤，可能为莫角山上宫殿区粮仓失火后的废弃堆积。2012上半年莫角山西坡的发掘显示莫角山与姜家山之间有一条古河道相隔，下半年的发掘则揭示出良渚文化晚期的河道及河岸堆积，河岸地势较低处用草包泥堆筑，在河岸发现有榫卯结构的木质建筑遗迹。大莫角山南坡的发掘显示出大莫角山在营建过程中曾预留了一条沟渠，沟底铺垫了长条形枕木。

 

 

    在良渚古城的考古实践中，我们采取调查、大规模钻探和重点遗址解剖发掘相结合的方法，把工作重点放在探索古城结构、布局和重要遗址的年代、形状等问题上。同时采取了多种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分析和研究。如建立了涵盖整个良渚遗址范围的考古测量控制网；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无人机航拍等多种途径，获取遗址区不同比例的地图、正射影像、数字划线图等；配合考古钻探，我们对古城外围、莫角山、岗公岭等遗址进行了物理探测，主要采用了高精度磁法测量，辅之以高密度电法和放射性测量；通过GIS软件制作数字等高模型，对古城内外的结构布局进行探索；对古城墙铺地石的鉴定和来源进行了研究；在勘探和发掘过程中，采集了大量标本，对古树种、古水稻、古孢粉进行鉴定分析。对良渚古城古环境的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大量遗址的发掘和钻探剖面充分证明在良渚文化晚期之后该区域普遍存在以黄色粉砂质土为特征的洪水泛滥沉积，近年来临平茅山、玉架山等遗址的发掘证实这类洪泛层遍布于整个C形盆地，这为探索良渚古城衰落和废弃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城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古城，城内外功能布局基本清晰，城墙与城内宫殿区以及外围治水体系的营建工程浩大，是社会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地。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的晚期以后，其影响力主要向北方扩展，在山东龙山文化、山西陶寺文化、甘青的齐家文化以及陕北等地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从良渚文化演变而来的玉琮、玉璧等玉礼器。

 

 

    刘斌，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至今一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主任。曾参加过浙江余杭反山、瑶山遗址，湖北宜昌中堡岛等著名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过浙江海宁荷叶地、海宁佘墩庙、余杭汇观山，嘉兴南河浜等许多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至2007年主持良渚遗址的钻探调查，发现了良渚古城。自2008年至今一直主持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著述有：《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纵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