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公元前两千纪中国北方石城（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石峁遗址地处中国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位于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2011～2012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展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祭坛、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石峁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一处由底部向台顶四面包砌层阶状护坡石墙台地的称呼，下大上小，呈“金字塔”结构，护墙保存较好处多达十余层阶。台顶面积8万余平米，为大型宫殿建筑区域，发现了大型墓葬及石雕人像等重要遗迹及遗物。内、外城呈半包围状以“皇城台”为中心，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墙宽均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内、外城石墙长度分别为5700米及4200米，墙体上发现了城门、角楼、马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遗迹，内城之内密集分布着居住区、墓葬区及手工业作坊区，外城内同类遗迹较为稀少。

 

 

    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及马面、角楼等附属设施，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出土了玉器、壁画、石雕人像、陶器、石质生产工具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遗物。外城东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由外瓮城、砌石夯土墩台、内瓮城、门塾、马面、角楼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从地势上来看，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可视域开阔，位置险要。考古发掘揭露出了明确的地层关系并出土了大量文物遗存，依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的类型学特征，石峁城址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两千纪前后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纴木”及房址F6“白灰面”的C14年代分别为2200-2040B.C.及1940-1780B.C.，与考古学证据一致。石峁城址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皇城台），夏代早期毁弃。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环套结构，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石砌墙体内极为特殊的大量葬玉现象，凸显了东亚地区古人崇尚“玉石”辟邪御敌观念，东门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玉门”、“瑶台”等相关；内瓮城墙体上彩绘的几何纹壁画，颜色鲜艳，图案精美，系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城墙修建过程中用于防止意外塌毁而横向插入墙体的“纴木”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瓮城、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的出现不仅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中国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也成为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大量集中埋葬于城门早期地面之下头骨出现，清晰地表明了城建过程中奠基活动或祭祀仪式的存在及这一区域社会复杂化倾向加强。

 

 

    目前，石峁遗址已开展了无人机航测，采集了地表三维信息、高分辨率影像信息，并生成了该遗址的DOM正射影像、DEM数字地面模型等，建立了遗址Arcgis系统。来自国内外多个科研机构的体质人类学、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测年专家等研究人员正在展开对石峁遗址的全面解读及研究。

    考古工作表明，石峁遗址系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良好，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前夜，石峁城址正处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她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孙周勇，供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博士、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1995，历史学学士）、西北大学（2002，历史学硕士）、墨尔本拉楚布大学（2007，哲学博士学位）。200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多个考古项目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研究兴趣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商周考古，关注早期国家形成及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其中《西周手工业形态研究》由英国牛津考古公司出版。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目前主要从事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石峁考古项目的发掘及研究团队由考古学家、植物考古学家、动物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测年工作者等多个学科人员组成。多数学者在国内具有丰富的从事各自学科研究的经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