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刘瑞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及“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以自南向北第二组桥桩东、西两侧桥桩测量，桥桩外皮间宽约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目前，厨城门一号桥的北端已经勘探、发掘确定，位于今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南端则据物探及早期大比例测绘资料，暂定于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附近，南北估计长约880米左右。
 

厨城门一号桥由南向北

 

　　厨城门一号桥的桥桩均木质，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锥形后竖插于河床。从南、北两排桥桩的间距不等，大体约3－7米，且多处桥桩密集而一些桥桩顶部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的情况看，该桥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一号桥还清理出土大量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与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较多石构件上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多为编号、人名。在清理直接埋藏石块的粗砂层时，出土“康熙通宝”铜钱，据此及同出青花瓷片判断，发掘区至迟到康熙时仍在渭河主河道范围之内，尚未淤积成滩。
 

厨城门一号桥五边形石构件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主要有侧柏属、云杉属、冷杉属、桢楠属、香椿属等树种。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石构件上白灰及一组桥桩的测年情况看，石构件上白灰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桥桩测年显示，样品中南排多为杉木（云杉属、冷杉属）的桥桩，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北侧一排多为侧柏属桥桩的年代较晚，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间宽约8.3米，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6－7米。受发掘区南北现代建筑及垃圾影响，桥梁长度暂时不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三号桥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揭示，三号桥时代相当于唐代。
 

 

　　厨城门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受场地限制，目前仅清理出南、北两排桥桩5根，东西向桥桩分布宽仅4米（暂无法确定桥宽），南、北两排桥桩中心距约5.2米。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四号桥大体为战国晚期。

 

　　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发掘确定，其亦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约15米，发掘区内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受发掘场地限制，桥梁长度尚待确定。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显示，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秦始皇都城规划即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后，渭河桥梁即成为京师的最要津梁。而在长安城西、南存在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的上林苑，使长安城形成仅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后，城北渭桥就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关键。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张骞出使西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不仅使渭桥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含义。从发掘情况看，厨城门一号桥体量巨大，是同时期全世界上最大的木梁柱桥，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渭桥发掘不仅填补了汉长安城北渭河古桥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桥梁学研究的空白。渭桥遗址“康熙通宝”等清代遗物的发现，揭示出渭河河道西安段的大规模北移应不超过康熙时代，对渭河变迁史、关中环境史的复原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