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领队：王占奎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M4 壁龛的清理工作场景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M3 墓室俯视图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两端有耳，一侧系铃。盖身形态近同。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更重要的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 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牺尊


双耳簋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高领袋足陶鬲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