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9日下午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在等待的间隙，本站记者采访了几位评委，倾听他们对今年25项终评项目的解读。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三代以后的项目很多，但是名额有限，不可能都评上。有的项目，在以前收成不好的年份的是可以评得上的，但是今年可能会评不上，可惜了。（笑）通常，每年评十个考古新发现，都是在相互比较之中来优中择优的。参与投票的人由各个方面做不同研究的人组成，每个人考虑的方面不同。基本上这个评法还是不错的。每次评选都由考古学学会参与，本着同一个规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较真。新闻媒体对这件事情也很关注。评选活动有助于促进学科发展，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素质。而且不但是在考古学领域，同时也在历史学领域及整个的学术范围内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今年是大年，大年就是说能评得上十大考古发现的项目非常多，所以我们这些评委就非常为难，最后没准会有些分票。以前商周时期的项目往往最多，史前时期的项目也不少，而今年史前、商周时期的项目都不太多，但是汉唐以后的项目非常多，规格也都很高，所以投票可能有点分散。如果有些项目今年评不上，而规格又很高，可以考虑明年接着来参评。所以我们投票的时候就考虑到一个情况，如果考古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是它又很重要，今年若评不上，就可以放到明年去评选。

 

　　整体来看，入选的25项都很不错，重要发现非常多。除了重要性之外，我们还会注意他们的考古工作是否做到位了，如果工作水平有点不到位，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所以各省市把这个事看的很重。我觉得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一直坚持下来是个好事，能提升考古工作，促进文物保护。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我觉得今年入选项目类型丰富。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涉及到学术的方方面面，有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如中国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渭河桥的发现。有涉及到基础性的社会经济技术研究的，比如手工业方面有战国时期的冶炼遗址、唐代景德镇遗址和重庆中坝清代制盐遗址。还有涉及到国际性的申遗方面的项目，如大运河的缔造者隋炀帝的墓和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可以物化的函谷关遗址。而且这些项目背后的信息量和在学术界的权重都很大。

 

　　还有一些项目社会知名度非常高，如上官婉儿墓、河北和北京的两个唐代的节度使或者当地最高行政首长的墓葬。后者对于研究当时北京在中国政治史上的的变化有重要意义，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墓，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一些王墓，这不单单是一个墓的问题，更是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政治面貌。它说明了北京是如何从一个地方性城市，在辽金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城市。从当地一些统治者的墓葬当中，就可以窥到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趋势。北京和河北出土规模这么大的墓葬，绝不是偶然的，这和后来的历史是相连贯的。

 

　　还有反映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项目，如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和四川唐代吐蕃石刻这些遗存都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物化表现。

 

 

　　9日下午，三轮投票结束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考古学会公布了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名单见
http://kaogu.cn/html/cn/xianchangchuanzhen/2014/0409/45786.html）。

　　会后，本站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倾听他们对今年十大项目的解读。（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的采访另行介绍。请见
http://www.kaogu.cn/html/cn/xueshuhuodongzixun/2013nianquanguoshidakaoguxinfaxian/2014/0411/45810.html）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今年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这些项目，都非常好。一是内容都非常重要。二是从时代上看，除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没有项目入选，其他各个时期都有。以上是总的情况。三就是突出一个新字。很多都是新的发现，比如兔子山遗址，这个遗址规模并不大，共有十六口水井，但是九个水井里都出土有竹简，数量有一万五千多，而且内容很新，如秦二世的诏书和陈胜吴广的“张楚”的年号都是第一次出现。类似这样的新发现还有很多，如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四个织机模型，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另外出土的很多医书竹简，也是新发现。再有宝鸡石鼓山青铜器的发现，一座墓出50多件青铜器。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姬姜通婚，但过去对姜姓集团的生活和发展水平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次出土的众多文物，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点。像关隘遗址，这也是第一次发掘。所以我认为每年的考古发现都为认识我们历史增加了很多新的材料，有些甚至改变了一些看法，这是考古发现的可贵之处。

 

（以上文字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先生本人审订，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