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的历史有多悠久？是否是人们想象中的不毛之地？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600年间的早期国家如何形成？周代重要封国曾国是否比文献中的记载还要鲜活？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如早期青瓷、冶铁技术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中西文化交流是否比以往认知还要繁盛？那就来看看2014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精彩的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更多熟知或未知的历史。

 

　　广东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填补广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

 

　　广东地区史前历史有多长？已经公认的韶关马坝人、封开垌中岩人、云浮蟠龙洞人，被认为是广东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属于旧石器中期，距今约10万至20万年。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则大大延伸了广东地区的史前历史。磨刀山遗址的整体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本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

 

　　另外磨刀山遗址低效的石器生产程序、粗率的石器加工工艺及相对单一的石器组合，清楚地展示了古人类适应亚热带至热带地区环境的行为与活动特点。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由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延续至晚更新世较晚阶段，构成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相对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不同阶段的人们在原料利用、石器技术及工具组合等方面的差异，反映出亚热带—热带过渡地区更新世气候环境变迁之下古人类适应模式的演进。

 

 

　　为探讨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经过近三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东赵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它们在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均为重要发现。

 

　　其中发现的新砦期城址、二里头时期城址、二里岗期城址尤为重要。新砦期城址是目前所知的第二座新砦期城址，也是嵩山以北区域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二里头时期的城址中发现一座卜骨坑，置有20多个个体，这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对夏代乃至先秦时期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东赵二里头文化城址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是无法回避的重点对象。二里岗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这一系列发现为探索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曾国公墓  多项之最

 

　　近年来湖北地区曾侯墓地屡有重大发现，如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擂鼓墩战国早期曾国墓群等，每一次发现都丰富了我们对两周时期该区域历史的认识。新近发掘的郭家庙墓地——春秋早期曾国国君墓地，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共出土铜、漆木、玉石、金、银、锡、陶、骨、皮革等各类质地文物近1000件套，包括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鼎、盘等有“曾子”铭文。

 

　　不得不提的是发现的多项“之最”。遗物中音乐文物最具特色，主要有钟、磬、鼓、瑟及钟架、磬架、建鼓架。钟、磬架横梁均为两端圆雕龙首，通体浮雕彩绘变形龙纹；底座（即跗）为通体彩绘垂鳞纹圆雕凤鸟造型；立柱（即虡）均为圆、浮雕相结合的龙凤合体的羽人形象；钟、磬、建鼓架的瑟尾彩绘浮雕龙纹。制作精美，造型独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实物。墓内出土弓、矰矢、缴线轴的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墓内出有一枚墨色块状物，为考古所见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为墨的早期形态。发现的大量金属饰件，采用了锤锻、模锻、冲孔等工艺，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采用这些工艺的实证。铜虎形饰采用了鎏金工艺，是我国最早的鎏金实物，银鱼是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最早银制品。M1陪葬的大型车坑（葬车28辆）、马坑（葬马49匹以上），为目前发现的曾国最大车坑和马坑。这些发现无一不刷新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独特的“昆明族”

 

　　人们熟知云南地区的滇文化，但是否了解秦汉时期滇池西部还曾有一支强劲的“昆明族”？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拨开迷雾。该墓地是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和分布范围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墓地，其葬具、葬式特殊，完整性较好。已清理的25座墓葬共出土陶、铜、石、木器等290余件（套），其中鹰形铜钺、圈足铜杯、铜葫芦及铜杖首等器物最具特色。6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均有木棺木椁，随葬品有铜、铁、锡、陶、石、木、竹、藤或竹编器和葫芦等。并首次发现了云南地区的多人二次合葬墓。

 

　　大波那墓地所代表的独特的青铜时代文化是滇西地区最重要的古文化，填补了洱海区域战国、秦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构建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探讨和研究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早期越窑青瓷的新类型

 

　　唐代的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早期越窑青瓷的重要材料。该窑址揭露了包括窑炉、灰坑、灰沟等在内的丰富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高质量的成熟青瓷器，与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成熟瓷器有较大的区别，是汉代一种新的瓷器类型，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该遗址还发现了东汉－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这为我们勾勒出东汉至三国西晋不同时期的装烧工艺的发展脉络。青瓷在东汉起源后，至三国西晋达到第一个高峰，遗址中较完整半地穴式窑炉与高质量青瓷的发现、单体间隔具的发明与改进，让学界能够认识这前后的重大转折过程。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象雄王国的文明

 

　　象雄王国曾是西藏西部地区古代辉煌而灿烂的文明，公元8世吐蕃彻底征服了象雄以后，象雄文明就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人们仅能从零星的历史记载和古城的残垣断壁中遐想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文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现丰富了这一文明的历史，出土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为认识象雄王国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故如甲墓地发现了高规格墓葬，出土有丝织物、黄金面具、铁剑、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料珠等，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象雄部族的社会生活面貌。墓室内随葬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说明了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上的繁荣。出土的随葬品如方形木梳、带柄铜镜、刻纹木牌、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等，还反映了其与遥远的新疆、中亚和北印度地区有大量的文化交流。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中西交流的博览会

 

　　北方草原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叱咤风云的舞台，伊和淖尔墓群这处北魏时期的家族性贵族墓地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点。其中一座墓葬棺内放置一具通体用黄色丝织品包裹的尸骨，墓主头戴金箍、颈部戴有金项饰、腰系金蹀躞带、手指上戴有金指环、脚蹬皮靴。棺内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陶器、漆器、弓箭、刀具、皮袍等遗物。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北方草原地区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墓葬中出土金属器的工艺和造型图案表现出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特点，甚至有一些遗物为中西亚舶来品，有专家称其为“中西交流的博览会”。这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

　　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隋代的大型国家粮仓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最完备的时期，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国家粮仓对隋朝的兴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回洛仓和黎阳仓更成为隋末政权争夺战中起决定作用的著名战略因素。

 

　　经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回洛仓遗址的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它展示了隋代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与回洛仓储粮的性质不同，黎阳仓因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是大型的转运仓，其庞大的规模反映了大运河的繁荣。两处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辽代的“首钢”

 

　　钢铁在现代社会中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在古代亦不例外。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发现了目前为止保存冶铁炉最多的辽代矿冶遗存，从采矿、冶炼，到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遗迹都有发现，产业链极为完整，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

 

　　辽代极其重视冶铁业，铁冶的设置以及不断地与中原地区的技术交流，对其生产力的发展和军备力量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位于辽南京附近，这处冶铁群既可能是生产兵器等军用产品的场所，也可能是辽代冶铁技术自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传播的证据之一。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沉浮

 

　　唐朝时期平南诏杨氏开始入主播州，从唐朝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700余年，历27代。数世纪间，朝代变换、政治多变，杨氏家族经历了怎样的起落沉浮？考古发现了3座杨氏墓葬，M3为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墓，M2为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杨铿夫妇墓，M1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杨烈夫妇墓。

 

　　其中M3为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属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深入认识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该墓地也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