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揭开广东旧石器早期文化的面纱

 

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云浮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罗定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王幼平

 

　　磨刀山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发现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发掘区揭露的石制品平面分布、古人类活动区域、石器生产操作链及古人类适应行为等多方面信息，反映了亚洲东南部低纬度地区早期古人类独特的石器生产活动与适应模式，亦显示出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华南北部与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南江盆地目前已发现的60余处旧石器地点，展现出区域内由中心营地与临时活动地点组成的古人类栖居形态。同时，由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的三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岭南乃至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契机。

 

专家点评——

 

　　许永杰：磨刀山及南江盆地60余处旧石器地点的新发现，揭示出岭南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下远古人类的栖居形态与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进一步展现了亚洲东南部低纬度地区早期人类的石器生产与生存活动，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南江流域旧石器地点群的更新世人类栖居形态、文化序列，为深入研究华南与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进化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新资料。

 

　　丘刚：这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磨刀山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展现南江乃至广东数十万年前老祖先的生存状态，而这个时代基本与北京猿人同期。从石器相似性看，和广西百色旧石器文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可以推断，广东人起源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

 

2. 跨越千年的文明变迁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发掘领队：顾万发

 

　　2012年至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近三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

 

　　发现了一座新砦期城址，这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这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首见二里头时期城墙基槽内奠基现象。这些发现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发现大型“回”字形二里岗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由此可彰显该建筑等级之高、聚落性质之重要。

 

　　发现一座东周时期大型城址及丰富的西周、东周时期文化遗存，有助于文献中两周时期该区域诸多封国的探索。

 

　　总之，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长、文化序列连续完整，尤其是三座先秦时期城址集中发现，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

 

专家点评——

 

　　李伯谦：该遗址新砦（小城）、二里头（中城）、东周（大城）三座城址是中原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新砦城址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城址对于研究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及与郑州商城出现的关系、东周城址对于西周初年管邑的探索等学术课题分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年代序列清楚，对于补充和完善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框架亦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焦南峰：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连续、完整，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

 

　　首次发现的二里头一期、新砦期、龙山晚期三类遗存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三者的年代关系。凡此新收获，有望使新砦期研究的几个难题得以解决。

 

　　韩建业：郑州东赵遗址发现新砦期、二里头时期和东周时期三座城址，对于研究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文化格局，对于研究龙山末期至东周时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该遗址的发掘本着明确的聚落考古和区域考古的理念，全面勘探、重复发掘、工作细致认真，收获较大。还特别注意遗址的保护问题。

 

3. 钟鸣鼎食  射御不违

 

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襄阳市博物馆、枣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方  勤

 

　　郭家庙墓地的发掘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铜、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鼎、盘等有“曾子”铭文。墓地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一处以曾国国君墓M1和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为中心的曾国公墓地。

 

　　从年代序列上，郭家庙墓地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曾国历史的研究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进一步厘清了郭家庙墓地与其东南约1～2公里的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基本确定了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为当时曾国都城。

 

　　M1陪葬车坑和马坑均为迄今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马坑，并首次在车坑沿边发现了柱洞遗迹；M1出土较多钟、磬、瑟、鼓等乐器，其中瑟、建鼓、彩漆木雕编钟架、编磬架，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M1出土了弓、矰矢、缴线轴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出土的墨色块状物，经检测可书写，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是墨的早期形态。

 

　　墓地出土金属制品材质多样，金、银、铜、铁、锡等均有，采用了多种制作工艺，如捶锻、模锻、冲孔、鎏金等，技术成熟，部分器物为迄今发现的这些工艺制作的最早实物，对研究古代金属器制作加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李伯谦：郭家庙墓地是继随州叶家山、义地岗两处曾国国君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曾国国君墓地。填补了西周晚至春秋中期曾国文化发展的缺环，对于曾国文化分期、曾国族姓、曾随关系、曾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重要的资料，是曾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高崇文：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对全面研究曾国的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社会礼俗以及与周边各国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将墓地、居址、城址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厘清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曾国考古研究的内涵，必将促进曾国考古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

 

　　唐俊杰：发掘过程中重视实物保护，发现与保护并重，学术课题意识强，强调多学科合作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意识，堪称考古发掘研究的模范。

 

　　孟华平：筍虡所反映的乐悬规制，既勾画出叶家山、曹门湾、擂鼓墩这一曾国诸侯乐悬制度的纵向发展序列，同时也填补了礼乐制度南北相互传播影响的时代空白，对研究先秦礼乐制度意义重大。

 

4. 洱海畔的文明之光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闵  锐

 

　　大波那墓地墓葬规格在云南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应为洱海区域内一个等级较高的墓地。发掘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收集、存储信息，为后期墓地的研究保护、展示利用奠定基础。

 

　　大波那墓地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积，并且发现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齐，推测原房屋应为干栏式建筑，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东区分为南北两个墓地。本次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6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开口层位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器物初步分析，遗址与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

 

　　大波那墓地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周边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葬式也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有差异。此地为 “昆明”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专家点评——

 

　　刘庆柱：大波那墓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有战国秦汉时期大型墓葬出土的铜棺、铜鼓、编钟等重要青铜器发现，几十年来倍受学术界关注，从而大波那被认为有可能是洱海区域的战国秦汉时代重要文化中心。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现在基本究明大波那遗址分为西区与东区，西区发现的干栏式房屋造型建筑遗址的相关遗存，佐证了其与过去发现的干栏式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的文化属性相吻合；东区发掘的25座不同规格墓葬是这次考古发现的重点，其中6座大型墓葬出土遗物类型多、数量大、信息量丰富，这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由于大波那处于古代东西与南北来往的重要通道，加之大波那墓地所代表青铜文化覆盖滇西盆地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其考古发现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结合地名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相关研究，大波那所在地的古代“云南”“昆明”等相关称谓，无疑在考古研究中有着极为突出的意义，当年汉武帝命名的“昆明池”与大波那墓地的“昆明族”文化之关系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也是大波那墓地考古发现的另一层学术意义。

 

　　杨建华：遗存组合反映了西北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例如出土西北地区很有特点的三叉护手剑。所以说该遗存是西南半月形地带上的一个点，对于研究文化交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成熟青瓷的摇篮

 

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博物馆、上虞越窑青瓷发展研究中心

 

发掘领队：郑建明

 

　　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位于宁绍平原的中部，是汉六朝时期窑业的生产中心，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制瓷技术，并引领着中国成熟青瓷制瓷业的发展。该窑址群对于探索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早期越窑技术的扩张及周边地区窑业的兴起、汉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禁山窑址正是这一时期窑址的代表。它遗迹丰富、窑炉众多而保存完整、堆积丰厚、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时代延续时间长，代表了从东汉到三国西晋时期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东汉全新成熟青瓷类型及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发展序列的发现，更在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系列的考古工作再次证明了上虞的曹娥江流域是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与第一个烧造中心。

 

专家点评——

 

　　王光尧：从现有的考古证据看，浙江上虞不仅是汉代成熟青瓷最早出现的地区，同时也是汉六朝时期青瓷的生产中心，引领着制瓷业的发展，所以对该地区青瓷窑址的发掘与研究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尤其是在禁山发现的汉代、三国、西晋时期连续烧造的早期青瓷窑址，窑炉保存丰富而完整、产品质量高超、种类丰富、序列完整，是汉六朝时期典型的早期越窑遗址，在确定成熟青瓷出现，及其早期发展过程，早期青瓷生产技术和窑炉形态方面，均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属于汉三国时期考古、陶瓷考古和手工业遗存考古的新发现。

 

　　秦大树：中国古代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这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然而，从原始瓷器到成熟瓷器的嬗变，核心的技术突破是什么、这一时期产品的总体面貌和生产组织形式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上虞禁山窑址的发掘，为揭示中国陶瓷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使我们真正了解东汉晚期当时的制瓷业中心曹娥江流域的生产面貌提供了全新的、翔实的资料。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丰富的遗物，其与近旁的小仙坛、大园坪窑址的遗物的不同，表明当时在这一不大的区域内数十个同时生产的窑场间的产品种类已出现了分工。其次，在一个自然的、相对封闭的较小地理单元中，汇集了备料、成形、烧成和堆放废弃物等各种瓷器生产的功能区，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一个完整瓷器生产工场的规模，其规模表明这是一种经营性的，或曰具有商品属性的生产场所。第三，清理的三座相对完整的龙窑以及大量的窑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这三座窑炉又分属东汉晚期、三国和西晋时期，使纵向比较研究十分便捷。

 

6. 探寻高原古国的遗踪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领队：仝  涛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位于传说中的古代象雄都城“琼隆银城”附近。自2012年起考古队进行了连续三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大型竖穴土坑石室墓葬，出土了包括黄金面具、“王侯”文丝绸、铜器等珍贵文物。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郊的象泉河南岸。考古队共发现五座带有竖井墓道的洞式墓，深达5米，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短柄铜镜、刻纹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天珠（蚀花玛瑙珠）、短柄铜镜、彩绘木案等都是西藏地区首次发现。

 

　　根据C14数据，两处墓地的年代都在距今1800年左右，这一时段正是象雄国的强盛时期，其统治的区域主要在西藏西部地区。发掘表明象泉河流域是象雄国的核心区域。

 

专家点评——

 

　　施劲松：2014年在阿里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发现的墓葬，揭示出西藏高原西部象雄时期和吐蕃时期的文明。两个墓地的奇特葬俗和种类丰富的遗物，反映了当时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并显现出西藏高原与中亚和印度等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广泛的文化交流。

 

　　张建林：两处墓地均在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故如甲木墓地位于上游，曲踏墓地位于中游。两者地域接近，年代略同。尽管墓葬形制有所区别，但箱式木棺的葬具，侧身屈肢的葬式以及出土的人面金片饰（“金面具”）、铁剑、陶器、木器则显示出较为一致的文化面貌。出土遗物中的“王侯”汉子织锦、“天珠”（蚀花玉髓）、铜镜、木梳、玻璃珠等均表现出多种文化的因素。

 

　　此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首先，被藏族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其次，曲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阿里地区西部遗存的古代窑洞十分相似，表明这些墓室很大程度上是仿照生前所居住的窑洞而建造的。第三，两个墓地的发现对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有重要意义。第四，出土文物中体现出与新疆、中亚、印度等地区的文化交流。

 

7. 草原上的万国博览会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局　

　　　　　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陈永志

 

　　伊和淖尔墓群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周边为典型的草原地貌环境。2010～2013年间抢救性发掘3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M1～M3），出土了保存完整的木棺和大量精美的文物。2014年发掘了2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M5、M6）和1座辽代的土坑竖穴墓（M4）。5座北魏时期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出土有木棺、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皮制品等珍贵遗物，其年代大致在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北魏墓葬集鲜卑文化因素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部分遗物系中西亚舶来品，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专家点评——

 

　　宋玉彬：伊和淖尔墓群位位于北魏六镇及长城防御沿线以北，填补了锡林郭勒草原北魏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

 

　　墓葬的分区面貌较为复杂。从墓葬形制、葬具、陶器的风格特征来看，与山西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相似，表明该墓葬群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此外，墓葬中出土的金下颌托、金项圈、鎏金银盘、铜挂链、玻璃器则具有草原特色与浓郁的西方风格，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和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为研究北魏时期的高车、柔然等民族的文化特质提供了珍贵线索。从墓群分布特征来看，应属于贵族家族墓葬。参考文献资料，可能应为高车、柔然等。因此，该墓群的发现为识别这些古代民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曹建恩：伊和淖尔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随葬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些随葬品既包括具有中原地区风格的漆器、陶瓷，又有欧亚草原地区风格的金下颌托、金项饰等，还有西方风格的人头像鎏金银盘和玻璃器。墓葬等级规格之高，为北方草原地区迄今发现的该时期墓葬之首。

 

　　伊和淖尔墓群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墓口被覆盖在近1米厚的沙土下。埋藏环境之特殊，也为研究北魏以来的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8. 煌煌大隋  天下粮仓

 

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浚县文物旅游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王  炬（回洛仓遗址）、刘海旺（黎阳仓遗址）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的最完备时期。作为隋代不同类型大型国家粮仓的代表——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洛阳回洛仓遗址和浚县黎阳仓遗址的首次同时发掘，以超前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水平。

 

　　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仓窖大而深，容量大，数量更多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形制特点，仓窖口大而较浅，便于粮食的储备和转运等。两处粮食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专家点评——

 

　　史家珍：作为隋代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型官仓的代表，回洛仓和黎阳仓均具有明确的仓城布局和漕运线路，充分证明了与大运河之间的紧密联系，是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有力证据。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国家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和暂存粮食的官仓形制特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发掘，对黎阳仓遗址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如仓城的准确范围、仓窖的数量、与大伾山之间的关系以及漕运水系的更多情况等。另外，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隋代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从出土的建筑遗迹遗物特征判断，这里可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黎阳仓的所在地点。

 

9.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延庆县文化委员会

 

发掘领队：刘乃涛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主要由矿山、冶炼、居住及作坊遗址等构成，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

 

　　矿冶遗址开采矿石的矿洞遗迹分布在半山坡范围内；考古发现保存相对完整的冶铁炉10座；发现生活及作坊遗址3处；作坊遗址区发现道路和车辙遗迹；生活遗址中的房屋坐北朝南，由院门、院墙、正房、东西厢房等组成，房屋内设有火炕。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北京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发现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

 

专家点评——

 

　　张忠培：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不是仅仅发掘了几座冶铁炉，而是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取得了重要成果，填补了辽代冶铁史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拥有如此之大的规模而冶铁炉保存较好的辽代矿冶遗址群还是第一次发现。在全国已发掘的辽金时期的冶铁遗址中，这处冶铁遗址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冶铁炉保存的完整程度是最好的。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要做整体保护，从人类活动的思路来保护遗址，实现铁器产业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保护下来。

 

　　信立祥：如此大规模的辽代矿冶遗址群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对于我国中世纪冶金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在水泉沟揭露出的四座冶铁炉保存相对完整且结构清晰，有多次修补和使用痕迹，具有很高的研究和保存价值。冶铁炉北侧的作坊和居住遗址地层明确、各类遗存功能清晰，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赵辉：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很重要，生活区很复杂。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未来的保护利用上都有重要意义。生活区的发掘下了功夫，遗迹较为复杂，发现了房屋、道路、冶铸等遗迹。对房屋的拐角、屋墙的构筑方式、院落、遗迹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当作聚落来做。从冶炼区到生活区，这一套发现之前国内是没有的。对遗址时段的划分，空间结构布局的区分，遗迹关系的处理，像对新石器、商周遗址一样按聚落考古的思路去做。探方上隔梁的打断对遗址采取全面、系统的揭露是非常重要的，对聚落情况的复原是很有帮助的。

 

10. 歌舞长千载  骄奢凌五公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

 

发掘领队：赵小帆

 

　　2013年4月～2014年11月，在新蒲杨氏土司墓地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杨烈墓）外，M2（杨铿墓）和M3（杨价墓）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是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有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新蒲杨氏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包括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南宋末）、第21世杨铿墓（明初）和第29世杨烈墓（明末）三代。这些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这次发掘的三座杨氏土司墓葬，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的谱系，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张忠培：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积极推进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一国多制”是统一政权内的族群与文化管理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

 

　　徐光冀：这次发掘的杨价夫妇墓，是南宋时期保存完整的未被盗过的双室土坑木椁墓。随葬器物上刻有“都统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参照文献记载杨价“诏授雄威都统制”，说明南宋时期杨价已被朝廷封官授爵，统治当地土著，应为土司制度的前身，对研究土司制度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杭侃：杨价墓出土文物显示出其与四川地区的密切联系，大量的金银器是“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具体写照，说明了南宋后期播州杨氏实力的强大。

 

　　齐东方：杨价夫妇墓出土金银器的南宋风格浓郁，与著名的四川彭州窖藏金银器极为相似，暗示着产地相同。杨氏墓的新发现参照四川多处金银器窖藏，说明四川应是宋代又一处新型的金银器制造地，也透露相对封闭的土司政权与外界的联系。

 

　　杜金鹏：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保存完好，考古发掘采用新理念新方法，引入实验室考古，取得田野考古所难以达到的发掘效果，值得倡导。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4月17日第6-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