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中，世界十项考古新发现荣获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这十项发现来自世界各地，涉及各个时期，很多为多个国家合作项目。

 

　　大卡霍基亚：公元11 到14 世纪独特的北美本土城市政权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托马斯•艾默生教授发言

 

　　揭秘北美印地安人建立的最早城市：卡霍基亚遗址东圣路易斯区的再发现和大规模发掘。此项目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托马斯•艾默生教授主持。

 

　　卡霍基亚包括至少三处大型祭祀区域，在公元11 和12 世纪形成欧洲人到来之前美国本土最早、最大的政治中心城市。

东圣路易斯发掘区鸟瞰


织物遗存

 

　　其中东圣路易斯中央祭祀区的部分保存完好。发掘揭露出79座建筑、100多道墙、篱笆和柱廊，一片小型仓储建筑群，55 根纪念柱（其中一根带有人牲遗骸），5处土墩的地基，以及断代为密西西比时期的许多篱笆残片。

 

　　2008 年，伊利诺伊州立考古调查项目开始了持续40个月的东圣路易斯区新发掘，共揭露出除中央祭祀区核心区域之外14 公顷的居址区，发现近6300 件文化遗存，其中包括近1400 座建筑、55 根纪念柱、19 个大型祭祀坑、许多人类遗骸，以及一处脊顶墩的地基。这样大规模的居址和祭祀景观为了解大卡霍基亚的发展与衰落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爆炸”理论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在考古学的时间轴上，卡霍基亚是突然出现的，东圣路易斯区的发现完美地阐释了这一点。建筑的标准化朝向，以及仪式建筑与住宅的特意区分，说明东圣路易斯区是事先规划好的。

 

　　东圣路易斯发现包含专有产品和专业化作坊的贵族聚居区，属于斯特林期。贵族和礼制建筑集中密集分布，包括贵族住宅，大、中、小型的圆形桑拿浴室和贵族集会厅，储存特殊物品的小型仓房，以及可能是贵族寺庙或神殿的“T”形建筑。

 

　　在斯特林时期东圣路易斯还发现大量专门制作海贝饰品、玄武岩斧、石耳环和宗教雕像作坊，以及贵族用的外来品，包括大型石刀、石锄、铜制品、珍稀动物、彩色颜料和矿物，来自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地区的箭镞和陶器等。

 

　　在大卡霍基亚地区，仪式用品的密集出现、专门化的作坊和建筑，以及数量丰富的外来和贵重材料，均为东圣路易斯所独有。说明了该地与相邻区域间严格的等级区分，显示出社会与政治阶层的强烈分化。

 

　　公元1200 年左右，大卡霍基亚地区突然人口锐减，许多祭祀场所被废弃，土墩建造活动明显减少，东圣路易斯与卡霍基亚开始走向衰落。通过考古发掘可以说明大卡霍基亚地区在公元1200 年前后发生的剧变可能与毁灭东圣路易斯区的灾难密切相关。

 

　　研究证明，大卡霍基亚是存在于公元11 到14 世纪的独特的北美本土城市政权，由此颠覆了长期以来关于北美洲城市化历程的一些理论。

 

　　狮子山遗址：公元前四千纪土耳其马拉蒂亚平原最早的国家形态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物部“近东史前和远古史”教授马塞拉•弗兰基潘发言

 

　　“土耳其马拉蒂亚狮子山遗址最早的宫殿区：国家起源新说”是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物部“近东史前和远古史”教授马塞拉•弗兰基潘教授主持的项目。

 

　　狮子山遗址是公元前四千纪土耳其马拉蒂亚平原一个繁荣的经济、政治、宗教和行政中心。发现了纪念性公共建筑、陶器、金属武器以及数千精美印泥，最早的宫殿区，是早期国家诞生重要标志，证明最早的城市和国家不只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山区。

狮子山遗址博物馆公元前第四千纪宫殿入口
 

狮子山遗址的集会建筑与庭院遗迹
 

　　意大利考古队对狮子山遗址开展了长达几十年的大面积发掘，建立横跨公元前第四、三、二千纪的建筑居住层位序列，不仅深入了解了遗址的形成历史，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近东地区整个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最早的原始古国的形成。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狮子山遗址在公元前四千纪初叶开始凸显其重要性，此时新兴的精英阶层通过管理与仪式活动相关的再分配实践着他们最初的权力。“三重台基”式巨大的神庙C建立于公元前3900 年到前3450 年间，清理出上千件批量生产的碗，以及大量封泥，说明庙宇不仅仅是宗教场所，还是公众活动中心。

 

　　神庙C 在公元前3400 年已被废弃，同时一座形态和功能各异的巨大建筑组出现。这座建筑群占地超过4000 平方米，由两座小神庙、储藏室、庭院、走廊、代表性建筑、行政区域以及贵族住所构成。被认为是第一个已知的公共“宫殿”的实例,还发现疑似“王座”的遗迹。

 

　　最早的中心位于建筑群北部，由一处巨大的庭院、一条附有装饰的入口廊道、一座相对较小的神庙（神庙B）和一座宏伟的建筑（37 号建筑）组成。

 

　　宫殿中发现了5000 多件封泥残片，其中2200 个残片上还有可以识别的220 个印章图形，在贮藏室中发现了130多个封泥，封泥上戳印着同类的印章图案，成为重要的 “档案”。

 

　　2013-2015 年的最新发现表明, 宫殿的核心是由一个大型庭院和壮观的仪式性建筑37 号建筑组成。庭院前有走廊直通宫殿区；37 号建筑位于庭院的北部与居民区相连。宫殿区发现的12 件矛和9 把剑均是由砷铜制造的，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同类器物，同时也说明早期的权力军事化现象的出现。以武力和防御性设施为特点的新的社会形式出现，替代了以控制劳动力为主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在公元前两千纪赫梯王朝的影响下，以及早期铁器时代安那托利亚帝国的瓦解，狮子山遗址的宫殿在遭遇了一场大火后也最终走向衰败。

 

　　距今330万年石器呈现出石器制作技术的多样性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系的副教授哈曼德博士发言

  
　　 “技术的黎明：肯尼亚图卡纳湖发现距今330万年石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系的副教授哈曼德博士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对项目做了详尽的阐述。

 

　　2011 年，图卡纳湖西部考古项目（WTAP）开始在肯尼亚北部图卡纳湖西岸的Nachukui组Lomekwi段堆积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以了解早期人类的石器制造行为。2015 年5 月，WTAP在Lomekwi第三地点（LOM3）发现了距今330 万年的遗址。该遗址出土有原地埋藏的石器，时空分布上与生存在茂密丛林中的上新世古人类化石有关。这些发现在地理上和年代上均与肯尼亚人扁脸种的标准化石KNM-WT38350 吻合。

　

　　目前发现有149 件表面采集和原地埋藏的人工制品，其中包括83 件石核、35 件石片（包括完整的和残片）、7 件被打击过的石制品（可能是石砧）、7件石锤、3 件有加工痕迹的鹅卵石、2 件劈裂的鹅卵石，还有12 件人工痕迹不太明确、缺少可鉴定特征的石制品。石料来源于当地，主要为玄武岩和响岩。

发掘团队
 

发掘现场的石器
 

　　LOM3 发现的石片和石核在技术和形态上人工特征都非常明显，石锤主要用于剥取单向加工的石片，而石核可以通过转动继续剥片或直接翻转石核进行两面加工。然而，尽管有大量石片被成功剥离，但是大部分石片片疤末端呈折页状或阶梯状，说明仍然未完全掌握打击的精度技术。通过技术分析可知LOM3 的古人类将石核剥片和打击行为结合起来，并对人工制品有多样的使用方式，如石砧、石核既可以用来生产石片，也可以作为敲砸工具。将单一工具用作多种不同用途的行为显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多样性，这都远早于目前的认知，也与其他灵长类使用的单一用途的石制工具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LOM3 石器组合可能代表了一个从假设中的早期人类的简单敲砸行为向晚期的奥都威石器制造者的石片打制行为过渡的技术阶段。

 

　　LOM3 发现的石器刷新了考古记录，把已知的年代提早了70 万年，比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都早，这引发了一些有关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谁制造了这些石器？人类类人操作能力出现的时间问题成为学术界新的探讨课题。 

 

　　埃及瓦迪伊尔加尔夫：世界最古老的海港，发现胡夫王国时期的纸莎草文档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皮埃尔.塔利教授发言

 

　　埃及瓦迪伊尔加尔夫第四王朝胡夫法老时期海港的发现，是2001 年以来由开罗法国考古研究所和巴黎索邦大学合作研究的项目，致力于研究法老时期埃及在西奈半岛以及红海南部神秘的邦特之地的远征。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皮埃尔.塔利教授介绍了瓦迪伊尔加尔夫遗址的主要发现。发掘从2011年开始，先后进行了5次发掘，发现包含有30余座窖穴的仓储系统、埃及古王国时期的营地、巨型石质矩阵、海边保护码头的防堤建筑、瓦迪伊尔加尔夫的远航队登陆点--环型防御建筑等遗迹。最具特色的当属洞穴聚落（此种形态可能是红海地区法老时期港口建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和结构独特的堤防区。

海边的营寨遗迹和石锚堆积
 

瓦迪伊尔加尔夫遗址的考古营地
 

　　港口的年代在第四王朝时期（公元前2600-2550 年），发现两个巨型石质建筑和埋有99个船锚的窖藏，大多船锚都带有朱墨题记，标明其归属的船只。

 

　　仓储遗迹中已经清理其中的17座窖穴，3座发现大量陶器堆积，多为当地烧制的储存罐，可能用于储水；其他的窖穴发现大量木头、船桨、绳索的残片，可能是用于放置损坏的船只。封闭窖穴用的石块和用于建造金字塔的石块几乎等积，每块重达几吨。大部分石灰石块上都有朱墨写出的巨大标记，年代可以追溯到胡夫统治时期。

 

　　2013 年以来，发掘出近800件胡夫王国时期的纸莎草文档残件。这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埃及文档。大部分莎草纸文献可追溯到胡夫统治末期。文档残件可能为一组船员的档案，一种为大量表格，另一种是记录每日活动的日志。

 

　　日志里出现了定期汇报石块从图拉采石场经尼罗河以及相关运河运至“胡夫地平线”的金字塔施工现场的运输情况。这批文件说明一些曾修建王陵的专业技术团队也在该港口负责一些设施的营建。由于吉萨金字塔的建造需要大量的铜金属制作的工具，瓦迪伊尔加尔夫港口很可能作为其附属地，以供应南西奈的矿产。

 

　　瓦迪伊尔加尔夫港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海港，发掘出的800多件胡夫王国时期的纸莎草文档残件对了解法老时期的行政运作系统及专制统治下所开展的一些大型工程的情况提供了详尽的实物资料。

 

　　圣所的演变映射出伊特鲁里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变动

意大利佩鲁贾大学费奥里尼发言

 

　　“伊特鲁里亚古城塔尔奎尼亚海港的格拉维斯卡希腊贸易站：苏里与卡娃塔圣所的最新发掘"由意大利佩鲁贾大学费奥里尼参与发掘。

 

　　格拉维斯卡贸易站是古代最重要的海港，是公元前7 世纪末至罗马时期地中海东西部间商品、理念和人群往来的交叉口。

 

　　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580 年，来自福西亚（位于今土耳其北部）的希腊商人建立了格拉维斯卡贸易站，并在此建造了第一座供奉阿芙洛狄忒的祭拜小庙。祭祀仪式非常独特，祭品中有三件珍品，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7 世纪末至前6 世纪初：一件是所谓伊奥利亚式彩绘野山羊纹球腹碗，样式奢华，产地可能在福西亚；一件是珍贵的铜罐，上饰精致的透雕格里芬正面头像；一件是手持矛、盾的阿芙洛狄忒铜像，产地可能在拉科尼亚，被认为是礼拜用像。

 

　　在祭拜小庙周围发现20 多个用于融化铜、铁的冶炼炉。这项重要发现对理解圣所贸易的性质、用伊特鲁里亚铁器交换希腊奢侈品、以及希腊人选择阿芙洛狄忒作为贸易站守护神的原因意义重大。

 

　　公元前550年，来自爱琴海东部的希腊萨摩斯岛的商人也来到了格拉维斯卡，建造了一座祭拜赫拉的神庙，它与祭拜阿芙洛狄忒的神庙基本同时。这时的希腊贸易站进入了发展期：来自地中海各个中心的、琳琅满目的财货汇聚于此，又转运至塔尔奎尼亚及其领地。有科林斯式的精致手工艺品、尼罗河三角洲的贵重物品、造型简洁的陶器（特别是来自希腊东部的陶器和爱奥尼亚的杯子）。

格拉维斯卡俯视
 

新圣所
 

　　希腊贸易站的出现和繁华促进了伊特鲁里亚的格拉维斯卡城的形成。公元前520 年左右，人们建造了一座新的圣所，圣所有两座祭坛，两座祭坛旁各有一座火坛，没有发现贡品。

 

　　公元前480～470 年之后，格拉维斯卡走向没落。其衰败可能与公元前474 年伊特鲁里亚人在库迈海战失利以及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塔尔奎尼亚城内有关。

  

　　本研究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祭祀区的演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伊特鲁里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变动。朝圣场所的发掘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希腊文明和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动态关系，尤其是贸易来往在地区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羽蛇神庙地下隧道：特奥蒂瓦坎人通往冥界之门

墨西哥国家人类与历史研究所查韦斯教授发言

    

　　墨西哥国家人类与历史研究所查韦斯教授介绍了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羽蛇神庙地下隧道的调查成果。

 

　　希乌达德拉遗址是古特奥蒂瓦坎文明最重要、最大的建筑群之一。2003 年，在建筑遗址的羽蛇神庙祭台的台阶前面发现一个约长100-120 米的地下通道，其东连羽蛇神庙，西达大广场的中心。

 

　　2010 年-2015年开始采用各种科技手段对地道进行勘探和发掘，地道位于金字塔底下，地道两侧建有密室，密室的顶部和壁面似乎用金属矿物粉（如：黄铁矿、赤铁矿、磁铁矿）进行了装饰。密室在火炬的映衬下熠熠生辉，仿若繁星之夜或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在南部的前厅，发现了400 多个金属球，两个侧室后面，地道逐级下斜。在地道的尽头，发现了三间分别面向北、南、东的密室。2015 年发现并记录了75000 余件器物，并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保护。

 

　　动物考古学家已经从遗存中鉴定出大量水禽、大型猫科动物、海贝个体，以及甲虫翅膀。植物考古学家已经鉴定出15000 余种植物种子、花粉、植硅体。

机器人首次进入地下通道
 

男女玉石立像
 

　　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上千件由玉、蛇纹石、绿岩、孔雀石、泥岩、绿长石、绿松石、板岩、黑曜石、水晶，以及液态汞制成的物品，还有上百件圆板和黄铁矿镜。我们发现了四件特殊绿岩制成的拟人雕刻，大量巨型贝壳（这些贝壳一部分刻有字符，一部分被制成乐器）、橡胶球、贝壳项链、玉石项链、黄铁矿项链。此外，还有许多不明用途的陶器。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人皮碎片和4000 余件木制品、木残件。

 

　　研究团队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无机材料进行了无损微量元素分析、对有机物（木、骨等）进行了放射性碳素测年、对其它有机物（橡胶、琥珀等）做了红外和拉曼光谱分析。

 

　　地质学研究表明特奥蒂瓦坎人在地下水位以下打通地道以重现冥界的水文状况。

 

　　羽蛇神金字塔象征圣山，是宇宙各层面和区域的纽带和联合体。地下的密室和创世神话有关。羽蛇神庙下面的地道代表“冥界”，也正是统治者接受和传递权力的地方。

 

　　对于特奥蒂瓦坎人而言，希乌达德拉与众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宗教活动、重现天神事迹的地方。因此，特奥蒂瓦坎人试图在这个原始场景中通过祭祀、牺牲、杀殉等活动，打开通往冥界之门。

 

　　通过综合研究，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独一无二的世界观。

 

　　新型城市化模式：“低密度城市化”的特里波耶聚落

英国杜伦大学查普曼发言

 

　　“欧洲的早期城市化？ 乌克兰特里波耶文化巨型遗址”项目由英国杜伦大学查普曼主持。

 

　　公元前4800至2800年的库库泰尼-特里波耶文化是“旧欧洲”分布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之一，是“旧欧洲”最后的文明。

 

　　居址、雕像和彩陶在特里波耶文化和思想领域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何秩序在特里波耶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几何形图案的陶器与其他高等级遗物，几何形元素的居址等。陶土烧制的人形雕像大多残缺而且均发现与类似神龛的特殊结构之中。精致的彩陶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丧葬活动中“焚烧房屋”仪式时的主要随葬品。

 

　　特里波耶中心遗址面积可达320 公顷，是公元前四千纪欧洲最为庞大的遗址。戈登•柴尔德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史前社会的复杂化，更有可能是独立的城市化进程。

2012 年所发掘的特里波耶最大的集会建筑
 

被有意烧毁的房址B17
 

　　通过采用地磁遥感、田野发掘和碳十四测年等方法以及新地球物理学的运用，对该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探明面积达236公顷环壕，壕沟与外侧建筑之间是庭院，两组环形建筑之间是庭院和农田，壕沟内共发现1500多个遗迹单位，包括14个居住区，每个居住区中都有一两座异常巨大的建筑，即“聚会大屋”。

 

　　除了一件金制的发饰和少量的石器之外，这座“聚会大屋”内很少发现有高等级的遗物，出土了大量装饰陶器、少量雕像和动物骨骼，几乎没有铜器。

 

　　特里波耶聚落模式：周边并没有发现以此为中心的聚落，也没有发现等级分化现象，周围尚未发现任何为其提供后勤服务的任何小型遗址。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大遗址的居住密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这说明遗址的人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或者他们具有与想象中不同的居住模式：可能是季节性的或者特殊的、具有朝圣地性质的遗存。

 

　　在探寻如何解释特里波耶大遗址及其起源、发展和衰落的同时，本课题力求有助于全球早期城市化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的龙山时代和早商遗址相同，“低密度城市化”是对特里波耶遗址群的贴切描述。这个大遗址的特征可概括为“低密度、小规模常住居民附带大规模季节性集聚人口的无等级差别的城市遗址。这将是一个与传统概念中的城市（例如乌鲁克）不同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中国西南土司遗址:帝国扩张及其与边疆的动态关系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发言
 

　　由中国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区的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是此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中国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只推行700多年，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为探讨元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体和经济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开始于建国之初，主要针对墓葬展开，至今已走过60 多年的历程。2010 年以来在西南各省对土司遗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其是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三处土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 将土司遗存考古工作推向了深入。

老司城遗址核心区右街与西城门
 

杨辉墓出土陶俑
 

　　播州土司遗址：今日贵州遵义所在地，始置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杨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开始于唐乾符三年（876）。由唐代延至明代，杨氏家族实际统治播州共传27 代共30 世，长达725 年。

 

　　1980 年代，开始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调查，摸清了海龙囤、养马城等关囤遗址及田庄堰塘遗址的分布情况。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遗存100 余处，主要有：杨氏领播早晚两期司治白锦堡、穆家川遗址；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军事防御网络体系的关囤遗址；反映其经济模式的田庄堰塘遗址；已清理发掘并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9 座。 

 

　　对海龙囤遗址进行发掘，较为全面的揭露出了“新王宫”和城垣、道路、关隘等的整体面貌。对养马城遗址进行勘探试掘，理清了城垣、城门的分布、结构以及城内衙署等建筑遗址的分布情况等。对新蒲、杨辉墓等土司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揭示出其墓地的整体格局。石椁墓一般有精美雕刻，遗物有成套金银器、陶瓷器、建筑构件等。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 系由彭氏第十一世首领彭福石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创建。它是永顺彭氏土司统治古溪州地区近六百年的治所。

 

　　老司城的考古工作揭露出老司城遗址的格局，包括核心区——主体区( 中心城址)——外围区。核心区面积25220 平方米，包括生活区和衙署区。衙署区面积8520平方米，厘清了建筑遗迹的格局，勘探确定了衙署区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贵族墓葬区面积约15400 平方米，摸清了老司城土司不同等级的墓葬及其分布，明确了紫金山墓地的墓垣及神道、石像生。外围区25 平方千米，包括祖师殿建筑群、观音阁、俞家堡建筑群、监钦湾建筑区、碧花山庄、栈道、哨卡以及其它外围建筑遗存，为老司城遗址功能攸关和互补区域。

 

　　唐崖土司遗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尖山乡唐崖司村唐崖河西岸，设立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其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17 世纪-18世纪初），占地约80 公顷，为土家族唐崖覃氏土司治所。

 

　　唐崖土司遗址周边群山环绕，分布在由玄武山、朱雀山、白虎山、青龙山围成的狭长沿河地带内。遗址包括城址、墓葬、狩猎区及外围设施等。城址是遗址的主体，四周有城墙围合，与壕沟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面积约35 公顷。以上、中、下三街、三条下河道、三条横道构成遗址还有宗庙区、苑囿区、军事区、墓葬区、普通居民区、采石场等。

 

　　通过系列考古工作，摸清了土司遗存以司治（衙署）、关囤、墓葬、宗教遗存等为主体的遗址格局，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13-20 世纪中国西南部多民族，山地文化多样性、独特性的体现，揭示出土司制度的社会组织结构、军事理念、文化面貌、经济制度等的独有特征，土司制度及其统治权力的高度自治。

 

　　以海龙囤、老司城、唐崖土司遗址为代表的中轴线对称分布的中央官式建筑规模宏大、格局完整、遗物丰富，在历史时段、行政级别、功能构成、聚落形态、建筑风格等方面具备和中原文化的共性特征，体现了中国西南土司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认同。

 

　　土司墓葬高等级高规格。墓园格局及墓葬形制规整、规模宏大，出土器物成套成组，以金银器为大宗，类型多样，是深入认识宋元明时期土司的丧葬制度、丧葬礼仪和文化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的系统发掘和成功申遗，为从考古学角度全面深化对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探讨元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有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土司考古”的整体推进。

 

　　抢救性考古发掘揭示台湾5000年历史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臧振华发言

 

　　为配合南科基地的建设，保护周边文化遗产，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队担起抢救南科考古遗址的任务。在1995 至2010 年之间，考古队在南科及其周边地区将近3000 公顷的土地上，前后进行了五个阶段的抢救工作，总计发现了58 处考古遗址，并在其中34 处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总面积达到12 万多平方米，出土的考古遗物与遗迹，数量庞大、类别繁多。在遗物方面，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铁器、铜器及玻璃器等文化遗物，以及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骸等生态遗物，总数达到数百万件。在遗迹方面，主要包括墓葬、建筑遗存、沟渠和灰坑等，其中墓葬数目高达2000 具以上。这些考古材料的多样性及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异性，不仅是为台湾南部地区人类住居与开发的过程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数据，对于整个台湾的古代历史也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证据，而备受重视。

发掘现场
 

人骨

 

　　项目还组织了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研究，包括植物学、化学、地质学、遗传学、古生物学、孢粉学、岩石学、体质人类学和动物学，以更好地解释与重建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过去5000 年间的变迁。迄今，已经进行的分析项目包括C-14 年代测定、古环境重建、居住方式和聚落模式分析、制陶技术研究、石器采料来源分析、人类古食谱分析、猪骨之形态学与遗传学分析、人体骨骼的健康指标和古DNA 分析，以及考古脉络中仪礼分析等。

 

　　另外，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坌坑文化遗址——南关里与南关里东的发现与发掘也至关重要。发掘不但充实了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了解，包括稻米与小米的农业耕作及狗的畜养，同时也提供更多有关古代南岛民族由亚洲大陆向海洋扩散的新证据与新理解。

 

　　南科抢救考古同时还积极开展公众考古方面的活动，考古资产让台南科学园区的内涵变得更为精彩。另外，配合抢救考古所办理一系列为学生和社会大众所开设的公众考古活动，也成功地提升了社会大众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意识，并强化了小区的认同。

 

　　诺音乌拉古塚发掘新收获：中亚游牧人群的隐秘生活

 

　　诺音乌拉墓地位于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约120 公里处，是一处著名的匈奴墓葬遗存。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南阿尔泰考古队与蒙古国考古学家在诺音乌拉墓地开展了联合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共发掘了四大四小八座匈奴古墓，与已知匈奴墓葬相比，此次发掘的墓葬规模并非最大，但无疑属于精英阶层的墓葬，反映了本地匈奴墓葬的典型特征，其墓坑周围均有五层阶梯，其上铺石块；墓坑底部有双墓室，其四周用木结构加固；墓坑最后用挖出来的土回填。

 

　　墓室及木棺中出土有装饰品、衣物残片、漆盘及毡毯残片等。大部分随葬品出土于内外椁室之间。男性墓东西走廊中还出土装饰精美的马具、装饰神兽（如独角兽或龙）的银牌。以及匈奴墓葬中常大量出土的发辫，通常被认为是马饰的替代品。

棺椁俯视图
 

贴花羊毛毡毯残片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令人惊叹的珍稀遗物，包括绣花毛毯、长袍残片、裤子、鞋子及为数众多的丝绸残片（其上有刺绣或纺织纹样）。这些随葬的纺织品极其珍贵。纺织品通常不易保存，从科兹洛夫发现的织物残片来看，其保存相当好，这或许与当地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而保存较差的标本可能是由墓室中的地下水侵蚀导致的。

 

　　这次对匈奴墓葬的田野发掘和研究表明，匈奴社会上层阶层墓葬是整个时代匈奴文代遗存的宝库。其中的遗物不仅代表了世界上最早的游牧文明，也代表了直接或间接与匈奴相关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包括中国（汉王朝）、帕提亚、花剌子模及中亚的巴克特里亚，还有塔里木盆地的緑洲王国。这批匈奴墓葬中还出土了与古埃及和罗马相关的遗物。

 

　　对这批匈奴贵族墓葬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原汉文化对游牧人群影响深远。大量随葬品来自中原汉地或由汉地工匠制作，包括漆耳杯、刺绣、丝织品、纱、金或玉装饰品、涂漆轺车、玳瑁髪簪、饰有汉字的铜镜或漆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遗物是汉王朝皇帝给予匈奴单于的礼物，进而被单于分配给内部各首领。也有很多随葬品是由西方输入的，包括有高质量的毛织物和毛纺织品，以及产自地中海周边地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珠宝。这些物品通常来自汉王朝的“丝绸之路”，而这段路线在某些时期常由匈奴来强力掌控。

 

　　丰富多样的随葬品为我们了解匈奴部落的生活提供了大量信息，尤其是定居点及农业在其生活中的角色问题。

 

　　墓葬中随葬有来自中原汉地的高等级随葬品（其象征意义与表明特权的性质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的匈奴贵族墓葬表明，匈奴牧人生活品质的高低更多的是建立在其对自身掌控的资源上，但针对古代匈奴部落日常生活方式信息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文献资料可循，而本次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丰富遗物，为这批墓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这些重大发现涉及人类起源、复杂社会发展、国家形成、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考古学的各项重大问题，充分反映了世界考古学在过去的两年中的重要进展。

　　(遗址图片由上海研究院世界考古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