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噶尔县加嘎子墓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

曲踏墓地位置

 

　　本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于曲踏墓地的I区和II区。I区位于札达县城西侧1.5公里处，共发现和清理墓葬7座、房址1处。墓葬都为小型墓，比此前该区发现的两座洞室墓规模要小。形制分别为竖穴洞室墓和方形石室墓。竖穴洞室墓长宽在1.5米以内，洞室较窄浅，多已垮塌，人骨散乱，保存不完整。出土器物有木柄铁器、陶器、草编器、贝壳、料珠等。方形石室墓长宽在1米左右，深度不超过半米，应为地表挖浅坑，在坑内砌筑方形墓室，用石板封顶。墓室内人骨发现较少，出土器物有陶器、贝壳、蚀花玛瑙珠等。从墓葬分布来看，I区墓地面积较大，分布较多，并与晚期石砌建筑有叠压关系。从墓葬形制来看，方形石室墓葬与札达县皮央东嘎墓地较为接近，出土陶器与曲踏II区墓葬既有联系也有一定区别，不见彩陶，而其他器物共性较多。初步推测这两类墓葬都属于秦汉时期。
 

I区墓葬发掘


I区墓葬遗物


I区墓葬出土蚀花玛瑙 


I区墓葬出土陶器

 

　　II区墓地位于札达县西侧的象泉河南岸，本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2014年发掘区的西侧和南侧。在2014年度发掘的M5南侧新发现了一座竖穴洞室墓，其形制和出土器物与2014年度发现的五座墓葬相似。竖穴墓道深5米，由于墓壁中部缺少砂质土层，无法修筑用以承载盖石的二层台，因此墓室洞口改为用砾石混合泥土封堵，并用石板加固，与2014年发现的五座墓葬略有差异。墓室为单室，方形圆顶，随葬箱式木棺，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式。墓室内出土有大量陶器和动物骨骼，以及铜器、铁器、草编器等。其中一件完整的铜釜和一件滇文化风格的铜柄铁剑尤其引人注意。在2014M1西侧重新清理了2012年度当地文物部门抢救过的墓葬，弄清楚了墓葬结构，补充了关键数据。同时在该墓葬西侧发现有小型的竖穴洞室墓，但墓顶坍塌，出土有少量陶器和料珠。这三座墓葬均属于西汉时期。在2014年发掘区的南侧发现一处洞窟式居住遗迹，顶部及壁面均已坍塌。其所属年代及与墓地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II区发掘区


 II区M1墓室


II区M1工作场景清理木棺


II区M1出土陶器


II区M1出土木盒


II区M2出土蚀花玛瑙

 

　　考古队对位于I区、II区和III区之间的广阔的台地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地区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堆积层分布均匀，厚达2米，距地表深度1—2米，包含有大量碳屑、陶片等，地表采集品可见少量石器、铜镜等。该遗址暂时命名为曲踏遗址，可能与曲踏墓地的三个区具有密切联系，其年代和内涵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考古队对噶尔县门士乡五组新发现的墓地加嘎子墓地进行调查。该墓地位于曲龙村的北部牧区，海拔高4600米，发现至少三座竖穴土坑石室墓葬，有箱式墓棺，有的墓葬为多棺合葬。其形制和随葬器物与故如甲木墓地非常相似，应该同属于汉晋时期。村民采集的出土物包括用丝绸包裹的尸骨、木器、铜器等随葬品。银箔片上绘制有反向的雍仲符号，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其很有可能是本教的产物。出土器物内残余的食物残渣经实验室观察，分检出青稞、稻米、粟和黍多种作物种子，可见当地丰富的饮食结构。这些作物的来源尤其值得进一步探索。

考古队员

 

　　本年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对于了解札达县周边遗址分布状况和各个区的不同墓葬形制和分布有了清晰的把握，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丰富的一处综合性遗址，一批新器物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当地的物质文化生活面貌提供了更加详备的资料。滇文化风格的铜柄铁剑为我们探讨这一时期西藏西部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种长距离、几乎跨越整个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蚀花玛瑙珠、贝饰等器物的出土为研究西藏西部与南亚次大陆的物质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材料。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阿里地区文物局
　　　　　　　札达县文物局
　　
　　领队：仝涛 
        
　　参加人员：赤列次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罗丹、郝晓峰（札达县文物局）
　　　　　　　郭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金尼洋、刘冰洋、郝磊（中央民族大学文博系）
　　　　　　　崔剑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沛、王存存（考古所技师）
　　　　　　　仝涛、杨金刚、钟华（社科院考古所）
 
　　执笔：仝涛、李林辉、赤列次仁

 

考古所科研处与中国考古网联合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