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雏三号基址全景照(上北下南)
 

立石、铺石遗迹正射影像
 

　　　　　　　　　　　　　

　　2014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基于对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这两年的工作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以期考察具体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水网系统、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截止到2015年12月，在为期16个月的阶段性工作中，针对凤雏、贺家、礼村等周边区域的重点普探工作已完成约20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大致摸清了该区域内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贺家北区域内的两处夯土基址、一处普通“居址—墓葬区”、一座车马坑和水网系统中的五处池渠遗迹进行了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

 

　　大型夯土基址

 

　　本次发掘共清理出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即凤雏三号基址和四号基址。

 

　　三号基址北距1976年发掘的凤雏甲组、乙组基址约40米。夯土台基以上的原始地面都已被完全破坏。现存夯土大多属于基槽部分，因而柱网结构不清，只有原始地面较低的建筑外围和庭院部分保存较好。

 

　　三号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状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包括北面的主体台基、东西两侧的台基及南面门塾的台基。中间为长方形的庭院。另在东部偏北处有一向东凸出部分。以南北边缘的垂直平分线计算，方向约352°。基址主要部分的东边南北残长48米，西边残长46米，北边东西宽56米，南边东西宽58.5米。将凸出部分计算在内，基址总面积2810平方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西周时期单体建筑。

 

　　基址中间的庭院为长方形，保存相对较好，东西宽27.3～28米，南北长22.3～23.1米，低于四周夯土台基，落差达0.35米。庭院四周都发现了散水遗迹。在庭院的中部偏西有一处长方形的铺石遗迹，南北长4.8～4.87米、东西宽4.0米，高出庭院的原始地面0.14米，方向与庭院相同，由较大的砾石块铺砌而成。铺石的北侧正中树立着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

 

　　与三号基址的规模相应，出土了较多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包括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其中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残片主要出土于凸出部东面的一批灰坑中；漆器出于凸出部东、北两面的地层、灰坑；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庭院内。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可以判定凤雏三号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西周晚期彻底废弃。 四号基址可能为三号基址的附属部分，且面积较小，平面布局不清，从略。

 

　　普通“居址—墓葬区”

 

　　普通“居址—墓葬区”位于大型夯土基址区西南约200米处，在412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清理西周时期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149处，包括中小型墓葬20座，灰坑124座，房址5座。

 

　　墓葬的时代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和南北向均有，普遍带有腰坑，坑内殉狗，其独特的葬制为研究周原遗址的族属结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在发掘的20座西周墓葬中，以早中期之际的M11形制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M11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55°，墓口长3.7、宽2米。墓口距离地表深1.3米，打破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和古代河床，故墓室填土中包含大量石块。葬具为一椁两棺，外棺髹黑漆，而内棺髹红漆。椁室西侧发现头箱，头箱中共出有铜器21件、陶器20件、原始瓷器6件。铜容器包括圆鼎6、方鼎1、簋2、爵2、斝1、尊1、牛形尊1、觯1、卣1和斗1件，这是建国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经初步清理，在多件铜器上发现铭文。铭文显示，墓主人昔鸡很有可能来自殷代的举族（即所谓“析子孙”）。武王克商之后，其国族尚在，但部分支族可能被迁至周原地区，因此这座墓葬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作风。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昔鸡与周王朝的高级贵族有交往。两件铜簋的铭文还显示昔鸡曾受周王后的派遣去见韩侯的夫人，并受到韩侯的赏赐，而铜卣和铜尊中的铭文则表明昔鸡曾经受到侯的赏赐。据此，昔鸡应是小臣一类的职官。

 

　　该区清理的灰坑也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晚期，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前两类数量较多且占比相近。其中H57为一座大型灰坑，堆积较为丰富。墓葬和灰坑虽有相互打破关系，但墓葬附近较小范围内几乎不被同时期灰坑打破，而超出该范围则常见同时期灰坑。这可能是一种“居葬合一”的现象。20座墓葬中16座带有腰坑殉狗，反应了该处普通“居址—墓葬区”所属人群应是殷移民。根据自西周中期偏早至西周晚期偏晚仍可见有腰坑殉狗者，可推测殷遗民在此地延续了较长时间。

 

　　车马坑

 

　　车马坑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位于三号建筑基址南侧约50米。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长4.3米，东西宽3.2米。坑内南北向放置一车，车輈朝南，轮舆在北，推测驾四马。局部清理后发现，车轮牙为青铜浇铸而成，由四节组成，直径约1.6米。车軎、车辖、衡饰上的纹饰皆为绿松石镶嵌而成，这种做法以往罕见。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车马坑未在田野作全面清理，而是整体打包吊装回实验室，以待更加精细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车马坑的北面1.3米处发现了一座马坑。马坑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2.64、南北宽2.3米。坑内自西向东依次并排放置有四匹马，头向一致，均朝南。该马坑可能和铜车马坑有密切关系。

 

　　水网系统

 

　　据以往调查中发现的池渠遗迹为线索，在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针对水网系统中的池渠遗迹的大规模勘探。目前已完成池渠遗迹的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新发现大淤土遗迹1处、人工沟渠11条。为弄清池渠遗迹的形制与走向、建造和使用年代、堆积性状等基本信息，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

 

　　大淤土遗迹位于凤雏甲组基址以北约700米处，地处山前坡地的前缘。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200米，最宽处逾500米，平均宽度约300米，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中央淤土最深，约8.5米，四周较浅，为2～3米。在淤土底部发现有西周时期夹砂联裆鬲口沿残片，说明了淤土遗迹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还发现了汉代灰坑叠压且打破淤土的现象，因此淤土的年代下限应早于西汉。另外，周原遗址西周遗存的北界恰好位于大淤土以南，而其北侧为山前坡地，基本不见西周遗存。据上，初步推断该淤土遗迹的年代极有可能处于西周时期。

 

　　G6位于大淤土的东侧，西端可能与大淤土遗迹的南缘东部相连，目前发现已向东延伸约1900米，地势为东高西低，初步推测其流向应为自东向西。该沟打破西周晚期地层，上下层都出土典型西周晚期陶片，初步判断该沟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G4、G5位于大淤土的北侧，北端起于西观音山南侧山麓，可能与此处的山泉相接。两沟东西相隔约40米，大致呈南北走向，近乎平行。中途汇合后和南侧大淤土相连，南北长约2100米。沟内堆积有明显的“清淤”迹象，尤其是东侧的G5，能看到多次较大的“清淤”行为。另外，两条沟走向较直，且地势较两侧稍高。以上特征为判定两沟系人工所为提供了证据。虽然两条沟内未发现可断代遗物，但借助与大淤土遗迹的相互关系，初步推测年代可能为西周时期。

 

　　根据勘探和试掘情况推测，大淤土遗迹或为一处与人工有关的蓄水设施，其北侧的G4、G5可提供稳定的水源。考虑到G6自东向西的流向，其亦具有将东侧水源引入的功能。结合对“云塘—齐镇—召陈池渠”遗存的成果，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

 

　　凤雏三号基址是继1976年凤雏甲组基址发现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单体建筑遗存，进一步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其 “回”字形的平面布局是西周时期建筑中的首次发现，为本已形式多样的西周建筑又增一新例，为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形制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实例；基址庭院内的立石、铺石遗迹更是以往西周考古中未曾见到过的特殊遗存，依据文献资料推测可能为一处“社祀”遗存。

 

　　殷墟、丰镐、周原等都邑性遗址中都存在居址与墓葬延续时间相同，又互相打破的现象，同时也有单独墓地存在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共存于一个都邑性遗址内值得思考。本次发掘资料必将推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并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

 

　　三号夯土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区”及车马坑，以及此前凤雏甲组建筑、董家窖藏的发现，显示了整个西周时期贺家北区域在周原遗址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今后持续的考古工作，重要遗迹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明瞭，会进一步促进对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

 

　　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与丰镐遗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工作，尤其是以淤土遗存为线索，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