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陕西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昆明池是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和元鼎元年（公元前114年）于上林苑中先后两次兴建而成的大型湖泊，它除在当时训练水军的作用外，还实际性的成为了汉长安城的调蓄水库，较稳定的解决了都城长安的蓄水供水，并兼有了防洪排涝、水产养殖、观光巡游等作用。在西汉之后虽上林苑已废弃不存，但昆明池仍常被疏浚，其规模到唐代更有扩大，帝王行幸、文人歌咏的情况屡见于书。但在唐朝之后其日渐干涸，到宋时已逐渐沦为农田。

　　19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开展丰镐遗址考古时，对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和调查，基本确定了昆明池位置、范围及周边遗址分布，但在确定了两个出水口的同时，未发现进水口，未发现相关水网遗存。200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受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委托，对汉唐昆明池遗址再次开展考古工作，重新确定了昆明池池岸线，发现一个进水口及三个出水口、四个池内高地及三座池岸建筑遗址，并确定了昆明池北镐池、滮池。两次勘探确定的昆明池的位置虽大体相近，但二者却不仅在昆明池池形、池内高地、进出水口位置上存在根本差异，且均未介绍池深，并在对池岸时代的判定上也有根本区别，并与文献所载昆明池的进、出水口位置及周围水系记载难以形成较好对应，久未得到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者的认可。

　　2012年秋至2016年夏，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先后对水库项目的起步区、试验区和库区地块进行了多年连续的考古勘探。该项工作，严格执行了国家文物局2009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工程》和2013年颁布的《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采取了大范围调查、全区域勘探、全探孔记录、小规模试掘相结合的考古方法，每探孔均由勘探队员填写钻探记录表一份，准确记录探孔每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堆积性质及厚度，并使用RTK对每探孔进行高精度定位测量，所有资料最终全部纳入已构建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分析和及时整理。

　　5年来，斗门水库考古勘探的探孔总数近60万个，勘探面积合计约10.28平方公里，勘探发现墓葬113座、道路3条、水井40口、灰坑111个、其它坑74个、陶窑8座、沟渠9条、昆明池夯土池岸2处。此外，在2012-2014年考古队还对斗门水库项目涉及的安置区、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项目开展考古勘探，勘探面积约25.8万平方米，发现墓葬39座、水井2口、灰坑8个、窑址1座、沟渠4条、其它坑16个。2013在勘探确定相关遗存后，考古队还针对池岸线和沟渠、安置区等地块内遗存，共布设发掘规模不等探沟（方）95条（个），在短时间内较完整的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遗址水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新认识。

　　昆明池池岸的位置与池深确定

　　经勘探确定，昆明池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夯土堤岸，局部保存较好，现地表局部仍可见堤岸遗存，顶部残宽约20-40米，底部宽约80-110米左右，厚约5-8米，现存最高处海拔约400.9米。西岸位于上泉村东南、普渡村东南、花园村东南、斗门镇东、马营村东、堰下张村东、石匣口村北，西岸线最高点在石匣口村西北，海拔由南向北现存高度为403.1-400.1米左右。从勘探看斗门镇北有夯土堤岸，而南段则均生土池岸，局部发现的石块疑为护坡或修补池岸之用。斗门镇以南西岸线的西侧发现两条与池岸走向基本平行的沟渠（G17、G18）。南岸线从石匣口村北向东随地形弯曲延伸，在西端分布两个进水口，之间为120米左右生土岸线，在东进水口向东的池岸线长约1220米左右，均生土池岸，未见石块护坡。

　　东岸线在石匣口村东北北折，到袁旗寨村后折而向东，在万村西后折而向北，东岸最高点位于岸线南部，海拔由南向北大体在403.7—400.5米之间，该段池岸基本为生土，仅在中间发现长约520米左右的南北向夯土池岸，均未见石块护岸。从勘探看，在东侧池岸线的南段的东侧，虽没有淤泥、淤土分布，但分布有较大面积水浸土，推测该区域大体应是昆明池水位上涨后向东漫延浸泡形成的季节性池旁浅水区域。在东侧岸线的南部近中位置发现东西向排水渠（G22、G23），向东将水引入漕渠（G4）。东岸线的北段分早晚两期，早期池岸南接万村西侧夯土池岸，在梦驾庄、小白店村西侧蜿蜒折而向西北与北岸线连接，晚期池岸在梦驾庄、小白店村东侧向北至大白店村南后西折，向西经南丰村南与北岸线连接，均生土池岸，未见石块护坡。在小白店村北侧从早期池岸线向东伸出一条出水渠（G7），被晚期池岸线叠压。在大白店村西侧，从晚期池岸线向北延伸出两条出水渠（G2、G19）。

　　据勘探及试掘资料，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到唐代中期扩大为15.4平方公里。在已勘探区域内未发现过去判断的高地或岛屿，池底部深浅不一，最深处海拔397.6米，以北岸的现最大高程计，池最深约3.3米。

　　昆明池进水区、出水渠道与汉唐漕渠的发现与确定

　　据调查、勘探，昆明池水源来自秦岭石砭峪，水流在香积寺向西到西甘河村西后向北，经三角村北、杨柳村东、普贤寺西，到石匣口村西侧，流入一个面积约11500平方米的昆明池进水系统。该区以中部长条形生土梁为界可分东西两区。其中西区上接进水渠（G16），向东呈喇叭口状，南北宽35-257.5、东西长228米，在喇叭口中间以三块大小不等生土区分割出四条水道（由北向南分别编为a、b、c、d水道）。其中a、b水道呈西南——东北向，c、d水道基本呈东西向。水流经4条水道后进入喇叭口区东侧宽86-150、长755米水域。水域北对昆明池西岸线西侧两条平行向北的分水沟渠（G17、G18），南侧向东有缺口，将水流引入东区。东区以南北向两条生土带及北侧一条东西向生土为间接，形成南北向三条水道。其中东侧水道为西区d水道的自然延伸，向北与昆明池连接，将水流引入昆明池；西侧水道f亦向北通入昆明池，为昆明池的另一进水口。在东区的东北东侧水道近北端东侧，有一个宽17米左右的缺口，将水向东引入大型沟渠（G4），该沟渠在此出现后向东延伸，在蒲阳村西北折而向东北、下店村北侧向北流，先后接纳东岸南侧东西向出水渠（G23、G22），东岸线北侧东西向出水渠（G7），北岸线南北向出水渠（G2、G19），将昆明池内排出水流汇聚与一渠。据2013年试掘，该沟渠的时代从汉至唐，与文献记载中漕渠的时代和走向均较为吻合，据此定其为汉唐漕渠。

　　据此可确定，昆明池却如文献所在，池水引自南侧，在石匣口村北侧一带进入昆明池。而池岸东侧、东北侧存在的早晚共4个出水口之水均通过水渠将池水引入池东的漕渠。

　　意外发现的夏商时期环濠聚落

　　2013年在勘探寻找昆明池东岸线过程中，在昆明池东侧太平村东、万村北、刘旗寨西一带，发现一个东西约780、南北约340米，面积近20万平方米，外围有一道宽约15-25米沟槽环绕的较大遗址。2016年在环濠西侧的斗门水库库区范围内的东西950、南北350米的区域中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及文化层堆积，显示该遗址的边界并不仅止于环濠。该遗址的西侧在汉代修建昆明池时有一定破坏，东侧基本保存较好。据2013年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该遗址试掘提取的人、兽骨标本所做的测年所获数据，该遗址标本校正年代的范围从2040BC至1400BC，遗址的主要时段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定的夏时期，并向下延伸入商代前期。

　　镐水及镐京东、南界的确定

　　镐为西周都城，在汉武帝修建昆明池时遭到严重破坏。2012年秋在斗门水库起步区勘探中，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G1），其口宽13.2-14.5米，斜壁弧底，底宽7-8米，深2.5—4米左右，勘探长约4200米以上。经2013年发掘确定，这条位于镐京之外的沟渠大体开凿与西周时期，到战国时期尚存水流，开凿昆明池后被完全淤平。据2012-2016年勘探资料，在该沟渠以西较密集的分布着大量的古代灰坑、墓葬、车马坑等各类遗存，在沟渠的东侧、南侧则不再发现任何同时期遗存，表明该沟渠大体可视为镐京遗址的东界及南界。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该沟渠应为过去一直未能确定的镐京附近的最重要河流——镐水。此外，还据历史资料，重新确定了镐池、滮池的位置与形制。

　　2012-2016年度的汉唐昆明池考古勘探与试掘，较完整的确定了汉唐时期昆明池池岸的准确走向，确定了昆明池的进水河、进水口及庞大的进水系统，发现并确定了池岸走向的早晚变化及出水口、出水渠变化。通过多年大量的考古勘探与试掘，首次发现确定了过去聚讼不已、关系汉唐首都粮食安全的漕渠遗址。它与昆明池的进水渠、昆明池本身、昆明池诸出水渠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长安城外水网系统，填补了汉唐时期都城外大规模水利考古的空白。在勘探中发现并经试掘确定的镐京东、南侧沟渠，以及在沟渠西、北侧的镐京遗址中不存在城墙等情况，不仅确定了过去长期悬而未决的镐水，解决了久久无法确定的镐京东、南边界，还为镐京遗址研究及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及时准确的科学信息。而在昆明池东侧勘探并试掘确定的夏商遗址，填补了西安地区夏时期、商代前期遗存发现的空白，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夏时期、商代前期遗存的最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