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山东曲阜鲁故城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国故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曲阜市，泗河支流洙河环绕西北、沂河流经南部，周代和汉代均为鲁国都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国故城田野考古工作已有70多年历史， 尤以1977、1978年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最为系统，经大规模勘探试掘，发表了《曲阜鲁国故城》报告，为研究鲁故城、周代城址和中国城市发展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后30多年，鲁故城仅做了零星考古工作。2010年曲阜鲁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一轴三环五重点”（中轴线是周公庙宫殿区、干道、南东门、舞雩台，三环是城墙、城壕、环城步道，五重点是冶铜、冶铁、制骨、制陶和墓地）制定了五年计划，并确立了长期目标。

　　2011-2016年对城址中部周公庙宫殿区和外郭城城墙区进行考古勘探，同时重点勘探了大城内周公庙村西夯土建筑群基址、望父台墓地、城址北部“排水道”等遗迹，确认了鲁故城内城外郭两重城圈，外郭城重新确定城墙、城壕范围，新发现内城壕，内城分布大量东周、汉代夯土基址。整个城址水系发达，在洙泗河之间及城址东部新勘探出多条古河道。城内东西向“排水道”连通城壕，且与多条南北向河道分割城内各居住、手工业作坊址。在勘探基础上，内城、外城进行了局部的考古发掘，对鲁故城的布局、始建和废弃年代、沿革、性质、建筑技术等有了初步认识，在推动鲁文化研究的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充分的考古支持。

　　外郭城的考古工作及初步认识

　　外郭城全面揭露了南东门、北东门，并采用探沟法解剖了北城墙、城壕。南东门遗址发掘3000余平方米，门址由东、西对峙的高大门阙和中间门道构成。阙台分两期，可早至春秋时期，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门阙实例。门址东侧的城墙墙体底部现存宽约31、高约8米，通过解剖可将城墙建造、使用过程分为四大阶段。春秋早期的墓葬打破第一阶段的护坡，为判断早期城墙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层位关系。再综合各阶段的夯筑技术及所包含的陶片分析，推测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北东门遗址发掘1975平方米。门址部分发现宋、元、明、清路土，呈路沟状，最宽约10米。未发现早期路土及城门相关遗存。发掘区东侧城墙现地上部分宽约17.4、高约3.8米。粗分为4期，时代为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外城濠两处，春秋时期城壕位于内侧，被战国夯土城墙叠压，战国城壕打破，二者分别宽20、40米，深距地表3.8、7.1米。灰坑、墓葬等遗迹主要发现于东南部。灰坑多与城墙修筑相关，存在叠压打破关系，为判断各期城墙始建和修补年代提供地层依据。为解剖外郭城内东北角居住址、内外城壕和城墙，在北东门遗址东部150米处发掘一条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南北向探沟。通过勘探、解剖可知，城墙残高约7、宽约30米，现发掘上部战国时期城墙。分段版筑，夯层厚7-20厘米，以单棍金属夯为主，夯窝径4.5-6厘米。城墙顶部北侧有东西向排水渠，渠底部两侧铺瓦。内城濠宽约28米，深距地表3.5米，为修筑城墙取土所致，并有水渠功能。外城濠正在发掘中。城墙内侧发掘灰坑22个、陶窑2座、墓葬4座、水井4眼，时代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以春秋中、晚期为主。

　　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城墙、城壕内出土遗物（外城濠未发掘完），可将外郭城东北部城墙初步分四期。一、二期城墙位于内侧，均宽约18米，筑于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晚期，三、四期城墙为战国早中期和战国晚期。两期外城濠分别与一、二期和三期城墙对应。内壕沟为战国晚期，与四期城墙对应。
此次外郭城的发掘，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鲁故城外郭城城墙的几次大的修筑过程和年代，对了解鲁故城的年代、布局、建筑技术，以及各时期的聚落分布特点等均有较大意义。

　　宫城的考古工作及初步认识

　　确定位于全城最高处的周公庙宫殿建筑基址群为宫城，总体呈长方形，西北角略内折，东西约480米，南北220-250米，城内面积12万平方米。2011年在周公庙院墙东北角设立鲁故城测绘总基点，把整个城址纳入到测绘系统内。之后的发掘工作采用全面揭露和探沟法结合的方法，并贯彻遗址公园保护展示要求。2011-2014年，宫城区域系统勘探22万平方米，发掘4000平方米。揭露了周公庙庙北区东周大型夯土基址F8和西城门，在南城墙、北城墙上解剖三条探沟，基本搞清了宫城范围和各时期遗存的分布，并初步弄清楚东周、汉代夯土建筑基址的建筑方法。

　　沿周公庙台地边缘分布着宫城城墙、城壕，并发现有东、西、南城门及相关道路。城墙底部预埋有管道贯通城内外，城内夯土基址之间由五边形陶制排水管道贯通。宫城西南部城墙保存最好，经解剖发掘，该处城墙基槽宽13.75、深1.27米，由单棍夯具分段夯筑而成。夯窝径约0.04-0.06米，间隔一般为0.05米。夯土内出土陶器可辨识器形有豆、罐、盆、盂、鬲等。墙体基槽打破的H168、H117年代为西周晚期，城墙内侧有战国中期取土坑和战国早期水井。城壕宽约11.05、深1.5米。可分六期，北部一至三期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上部被战国晚期路土叠压，路土厚约0.05-0.2米，壕沟上部铺设小鹅卵石、料姜石和碎陶片，踩踏层清晰。南部、西部城壕被西汉灰坑、沟打破，上部叠压西汉时期垫土。东南部城墙和城壕之间发掘有战国中晚期小型墓葬3座，随葬陶罐、豆、盂、杯、盒。东周城墙至战国晚期一度荒废，汉代又进行了重修，并在魏晋时期再次废弃。已发掘的西城门宽约12米，路土分为七期，时代从春秋时期延续至唐代。早期路土最宽，并在南侧分布有水沟，为城门排水设施。初步判断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废弃于魏晋，最初的修建原因可能与仲孙、叔孙、季孙“三家侈张”有关。

　　宫城内遗迹、大型建筑的发现及初步认识

　　西周晚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内城西部地势较低的地方，多为不规则形坑状堆积，大者长径10余米。灰坑内填土一般为灰褐夹绿色水锈土，质疏松。堆积一般较深，距地表3-5米，近底部有淤土分布。堆积中夹杂有较多陶片，多见鬲残片。东周和汉代已辨识出夯土基址81处，分布较有规律，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多呈院落式布局。东周时期建筑主要分布在台地中部，为基槽式，夯筑较好但保存一般。汉代遍布整个台地，为基槽式及地面式夯土基址，夯土深厚且夯筑较好。汉代以后遗迹有砖墙基和大型窖穴、灰坑、沟，分布零散，目前未见明显规律，主要为唐代。

　　在城内的西南部，现周公庙的北部全面揭露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基址一处（F8），现仅存墙基部分。平面呈东西长方形，长85、宽约11.37、基槽宽2.8-3米；面阔6间，东西各一小间，中部四大间。四大间进深均为5.5、阔14.3米；东间进深5.3、阔2.2米。西间南北（加上墙）17.15、进深5.4米。基槽系花土夯筑而成，质地坚硬，夯层清晰，厚约0.1-0.15米；夯窝直径约0.05、深0.04米，为单棍夯。房址垫土被水井J2打破，水井底部出土大量战国中晚期板瓦、筒瓦、花纹砖和陶壶、罐器物，故初步判断F8的始建年代为战国早期。全面揭露的汉代大型房址（F6）筑于东周夯土基槽之上，与东周大型夯土建筑方向一致。东西残长43.5、宽9.47米，因破坏严重，分间不详。仅东部一间较为清楚，进深6.9、面阔3.77米，门道宽1.6米。现尚存残墙，高0.16-0.48米，墙内侧砌汉代残花纹砖、瓦。房址南部为前披厦，宽5.8米，现存一排东西向石柱础。披厦南端为散水，距前墙6.85米，现存东西长5.8米。房址外侧可见北、东院墙，厚1.35-1.4米，北院墙基槽宽1.9米。据F8、F6的布局、位置及历史沿革等，推测二者为礼制性建筑。

　　近几年鲁故城发掘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主。外郭城、宫城发掘区均发现大量绳纹板瓦、筒瓦以及双鹿纹、树木卷叶纹瓦当，夔龙纹、凤鸟纹花纹砖，生活类遗物可见陶鬲、豆、盆、罐、豆、盂、釜、簋式豆等。

　　鲁故城考古工作服务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贯彻课题研究思想，把科学发掘、保护、展示贯穿考古工作始终。2011年至今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为下一步鲁城内居住址、冶铜、冶铁、制骨、制陶、墓地及祭祀遗址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后的工作将进一步探寻西周和春秋时期宫殿基址以及鲁公墓葬，开展城市水系及变迁等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并启动鲁故城周边泗河、沂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