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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疆伊犁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年6月,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墓地实施了考古工作,共计发掘墓葬76座,发掘过程中发现被墓葬打破的早期遗址,遂进行了布方发掘,定名为“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2016年7月至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两个年度共计发掘遗址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早期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3件)、骨器(4件)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具有重要价值。

  地理位置与环境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族乡恰勒格尔村东1.5千米处,地处喀什河出山口处北岸三级台地上。遗址于整个台地均有分布,东西长4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伊犁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遗存。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上至青铜时代,下至隋唐,甚至还有零星宋元时期早期伊斯兰教墓葬,这也充分说明遗址所处环境自古以来就是早期人类聚居活动的理想场所,空间上构成相对独立、一定规模的聚落单元。

  遗迹现象

  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的遗迹主要是房址及房址内部的灶、灰坑、柱洞和墓葬。遗迹现象多开口于第二层土下,打破生土层。

  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石墙内侧再栽立长条石,二者之间竖排状木柱构成墙体,房址中央栽立两排木柱支撑屋顶。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整体布局严谨匀称。

  F6位于遗址西部,所处地势最高,坐北朝南,居高临下。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实用面积24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伊犁河谷青铜时代最大的单体房址。北部生土墙壁高1.1米,两侧由北向南递减,至南部直接在原地面上建筑;居住面为灰褐色黄土,较粗糙,平整后未有特殊加工处理,局部见踩踏面,经长期踩踏形成;石砌门道,长2.3、宽1.8米。屋内遗迹现象较为简单,正中为薄片石栽埋的长方形火塘(长2.8、宽1.6米),火塘周边见对称分布的柱洞。火塘北部发现有堆煤迹象。其余遗迹为灰坑、石堆、卵石坑、红烧土面、炉渣堆等。房屋东南部被2座小型房址叠压打破。F6房址内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是陶片、石器、动物骨殖,另见2件小铜刀。

  F2位于遗址东南部,地势较低,坡脚下即为喀什河。其建筑形制与F6完全一致,建筑面积180余平方米(长15.3、宽11.8米),房址内遗迹现象相对丰富,有成排规整的柱洞、火塘、灰坑、卵石坑、多层踩踏面、灼烧面、原煤堆放点等。火塘位于F2中部位置,平面呈长圆形,以长条卵石围砌(长径2.25、短径1.75米),房屋西北角被F5叠压。F2内出土了大量兽骨和陶、石器,另有铜刀、铜颗粒、陶范等。陶范中有2件可以拼合,是铜镜和铜锥等的合用范,研究意义重大。

  综合分析,F6居高临下,应该是聚落部众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而F2临河而建,则可能是生产加工作坊性质的活动场所。

  小型房址面积一般在20~60平方米,个别不足1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遗址区东部。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遗迹现象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部分房屋保存较差,仅存居住面,门道、柱洞等不明确。出土遗物种类较单一,主要是陶片、兽骨、石器等。从功能区分看小型房址应该属于一般人群日常居住使用。

  早期墓葬共计8座,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其中3座打破遗址。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较统一,均为侧身屈肢,随葬遗物较少,有平底陶罐、带柄铜镜等,年代要略晚于遗址年代。

  M49位于T1中部位置,开口2层下,打破F1地面。东0.3米处为M47,西北0.1米为F1内灶址。无封堆。墓室平面呈东西向椭圆形。填土为黄土,疏松,包含较多卵石,卵石无序填充。深0.8米处见由薄石板和扁平卵石构成的石层,石层下为20厘米的黄土,黄土下即为人骨。葬式为单人一次葬,仰身,左屈肢,头西脚东,双手置于腿上。随葬品放置于墓室西北,有铜镜和陶罐各1件。

  遗物主要出土于房址内填土中,主要为陶器、石器,铜器和骨器较少,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羊、牛、马等的残碎骨骼。陶器可复原的极少,多为较小的陶片。主要为夹砂灰陶,少量夹砂红陶,陶器均手制,胎质较坚硬,烧制火候较高,器壁厚薄不一。可辨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小陶杯等平底器,遗址还发现有安装管状流和鋬耳的圜底罐。以素面陶为主。鼓腹罐口颈部多附加泥条,泥条上饰指甲纹或压印纹,形成花边口沿。装饰纹样还有刻划纹、戳印纹、弦纹、珍珠纹、由内向外戳刺形成的乳丁纹、指甲纹、几何状斜线纹等,纹饰多集中在器物的口沿及上腹部。石器主要是利用河岸卵石加工而成,器类主要有磨盘、石球、石杵、石锄等;铜器主要为小铜刀;3件铁器均呈块状,器型难辨。

  学术收获

  通过遗址发掘的房址及屋内出土陶、铜等器物的对比,以及墓葬资料的佐证,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学文化特征与中亚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联系密切。目前为止,伊犁河谷尚未发现有别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或早或晚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最大、最早的青铜时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大,遗迹现象、文化内涵丰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该文化内涵和流向,勾勒出伊犁河谷青铜时代文明面貌,并探寻伊犁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源头和脉络。经北京大学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后的遗址上限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

  众所周知,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相对滞后,仅有的几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如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哈密地区“天山北路文化”、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等,这些考古学文化多以墓葬资料命名,缺乏反映文化全貌的各类遗址,难以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及文化源流。从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来看,这里无疑存在一处分布面积较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存,结合以往发掘的墓葬,使我们更深入了解和认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尤其是为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该地区青铜时代聚落考古的空白。

  近年,在伊犁河上游的三大支流不断发现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的文化遗存,在喀什河流域有穷科克遗址、喀拉苏遗址、乌图兰墓地及祭祀遗址、恰勒格尔遗址和汤巴勒萨伊墓地,在巩乃斯河流域有阿尤赛沟口遗址,在特克斯河流域有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但这些遗存规模都较小,发掘面积有限,很难完整揭露青铜时代遗存整体面貌。吉仁台沟口遗址有着明确的地层关系,另有青铜时代晚期墓葬、早期铁器时代墓葬打破遗址现象,这几组叠压打破关系不仅为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据,同时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文化编年、文化结构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是近年来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重要突破发现。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炭的遗迹,这一发现,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在遗址堆积中发现大量的煤块、煤灰、煤渣和未燃尽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等,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3600年前该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将其用于生产生活领域,这种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性质,极大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化的发展进程。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现的青铜铸范是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陶范,有作为原材料的铜矿石、冶炼用的陶风管及坩埚残部、炼铜遗留的铜渣、铸造用的小块石范、烧结炉壁残块等冶铜遗物,可以确定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铸铜活动;同时还出土3件铁块,这也是新疆乃至中国发现较早的。这些发现为青铜时代伊犁地区炼铜和铸铜工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线索,对中国冶金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另据考古发掘及调查发现,喀什河沟口处有着极为集中的青铜时代遗存分布,已发掘的有吉仁台沟口遗址、恰勒格尔遗址、乌图兰墓地和祭祀遗址等,未发掘的有喀什河沟口处一座直径超过120米、高6米以上的大型遗址、乌图兰墓地周边数量众多的墓葬等。鉴于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重要性,新疆考古研究所拟将被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转变为主动的科研项目,依托喀什河沟口数量众多的早期遗存,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对聚落遗址进行全方位探索和研究。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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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0.新疆伊犁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年6月,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墓地实施了考古工作,共计发掘墓葬76座,发掘过程中发现被墓葬打破的早期遗址,遂进行了布方发掘,定名为“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2016年7月至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两个年度共计发掘遗址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早期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3件)、骨器(4件)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具有重要价值。

  地理位置与环境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族乡恰勒格尔村东1.5千米处,地处喀什河出山口处北岸三级台地上。遗址于整个台地均有分布,东西长4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伊犁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遗存。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上至青铜时代,下至隋唐,甚至还有零星宋元时期早期伊斯兰教墓葬,这也充分说明遗址所处环境自古以来就是早期人类聚居活动的理想场所,空间上构成相对独立、一定规模的聚落单元。

  遗迹现象

  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的遗迹主要是房址及房址内部的灶、灰坑、柱洞和墓葬。遗迹现象多开口于第二层土下,打破生土层。

  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石墙内侧再栽立长条石,二者之间竖排状木柱构成墙体,房址中央栽立两排木柱支撑屋顶。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整体布局严谨匀称。

  F6位于遗址西部,所处地势最高,坐北朝南,居高临下。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实用面积24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伊犁河谷青铜时代最大的单体房址。北部生土墙壁高1.1米,两侧由北向南递减,至南部直接在原地面上建筑;居住面为灰褐色黄土,较粗糙,平整后未有特殊加工处理,局部见踩踏面,经长期踩踏形成;石砌门道,长2.3、宽1.8米。屋内遗迹现象较为简单,正中为薄片石栽埋的长方形火塘(长2.8、宽1.6米),火塘周边见对称分布的柱洞。火塘北部发现有堆煤迹象。其余遗迹为灰坑、石堆、卵石坑、红烧土面、炉渣堆等。房屋东南部被2座小型房址叠压打破。F6房址内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是陶片、石器、动物骨殖,另见2件小铜刀。

  F2位于遗址东南部,地势较低,坡脚下即为喀什河。其建筑形制与F6完全一致,建筑面积180余平方米(长15.3、宽11.8米),房址内遗迹现象相对丰富,有成排规整的柱洞、火塘、灰坑、卵石坑、多层踩踏面、灼烧面、原煤堆放点等。火塘位于F2中部位置,平面呈长圆形,以长条卵石围砌(长径2.25、短径1.75米),房屋西北角被F5叠压。F2内出土了大量兽骨和陶、石器,另有铜刀、铜颗粒、陶范等。陶范中有2件可以拼合,是铜镜和铜锥等的合用范,研究意义重大。

  综合分析,F6居高临下,应该是聚落部众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而F2临河而建,则可能是生产加工作坊性质的活动场所。

  小型房址面积一般在20~60平方米,个别不足1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遗址区东部。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遗迹现象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部分房屋保存较差,仅存居住面,门道、柱洞等不明确。出土遗物种类较单一,主要是陶片、兽骨、石器等。从功能区分看小型房址应该属于一般人群日常居住使用。

  早期墓葬共计8座,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其中3座打破遗址。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较统一,均为侧身屈肢,随葬遗物较少,有平底陶罐、带柄铜镜等,年代要略晚于遗址年代。

  M49位于T1中部位置,开口2层下,打破F1地面。东0.3米处为M47,西北0.1米为F1内灶址。无封堆。墓室平面呈东西向椭圆形。填土为黄土,疏松,包含较多卵石,卵石无序填充。深0.8米处见由薄石板和扁平卵石构成的石层,石层下为20厘米的黄土,黄土下即为人骨。葬式为单人一次葬,仰身,左屈肢,头西脚东,双手置于腿上。随葬品放置于墓室西北,有铜镜和陶罐各1件。

  遗物主要出土于房址内填土中,主要为陶器、石器,铜器和骨器较少,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羊、牛、马等的残碎骨骼。陶器可复原的极少,多为较小的陶片。主要为夹砂灰陶,少量夹砂红陶,陶器均手制,胎质较坚硬,烧制火候较高,器壁厚薄不一。可辨器形有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高领罐、小陶杯等平底器,遗址还发现有安装管状流和鋬耳的圜底罐。以素面陶为主。鼓腹罐口颈部多附加泥条,泥条上饰指甲纹或压印纹,形成花边口沿。装饰纹样还有刻划纹、戳印纹、弦纹、珍珠纹、由内向外戳刺形成的乳丁纹、指甲纹、几何状斜线纹等,纹饰多集中在器物的口沿及上腹部。石器主要是利用河岸卵石加工而成,器类主要有磨盘、石球、石杵、石锄等;铜器主要为小铜刀;3件铁器均呈块状,器型难辨。

  学术收获

  通过遗址发掘的房址及屋内出土陶、铜等器物的对比,以及墓葬资料的佐证,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学文化特征与中亚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联系密切。目前为止,伊犁河谷尚未发现有别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或早或晚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最大、最早的青铜时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大,遗迹现象、文化内涵丰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该文化内涵和流向,勾勒出伊犁河谷青铜时代文明面貌,并探寻伊犁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源头和脉络。经北京大学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后的遗址上限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

  众所周知,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相对滞后,仅有的几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如罗布泊地区“小河文化”、哈密地区“天山北路文化”、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等,这些考古学文化多以墓葬资料命名,缺乏反映文化全貌的各类遗址,难以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及文化源流。从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来看,这里无疑存在一处分布面积较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存,结合以往发掘的墓葬,使我们更深入了解和认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尤其是为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该地区青铜时代聚落考古的空白。

  近年,在伊犁河上游的三大支流不断发现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的文化遗存,在喀什河流域有穷科克遗址、喀拉苏遗址、乌图兰墓地及祭祀遗址、恰勒格尔遗址和汤巴勒萨伊墓地,在巩乃斯河流域有阿尤赛沟口遗址,在特克斯河流域有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但这些遗存规模都较小,发掘面积有限,很难完整揭露青铜时代遗存整体面貌。吉仁台沟口遗址有着明确的地层关系,另有青铜时代晚期墓葬、早期铁器时代墓葬打破遗址现象,这几组叠压打破关系不仅为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据,同时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文化编年、文化结构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是近年来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重要突破发现。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炭的遗迹,这一发现,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在遗址堆积中发现大量的煤块、煤灰、煤渣和未燃尽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等,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约3600年前该人群已充分认识煤的特性,将其用于生产生活领域,这种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性质,极大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化的发展进程。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现的青铜铸范是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陶范,有作为原材料的铜矿石、冶炼用的陶风管及坩埚残部、炼铜遗留的铜渣、铸造用的小块石范、烧结炉壁残块等冶铜遗物,可以确定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铸铜活动;同时还出土3件铁块,这也是新疆乃至中国发现较早的。这些发现为青铜时代伊犁地区炼铜和铸铜工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线索,对中国冶金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另据考古发掘及调查发现,喀什河沟口处有着极为集中的青铜时代遗存分布,已发掘的有吉仁台沟口遗址、恰勒格尔遗址、乌图兰墓地和祭祀遗址等,未发掘的有喀什河沟口处一座直径超过120米、高6米以上的大型遗址、乌图兰墓地周边数量众多的墓葬等。鉴于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重要性,新疆考古研究所拟将被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转变为主动的科研项目,依托喀什河沟口数量众多的早期遗存,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对聚落遗址进行全方位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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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