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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云南通海兴义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兴义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兴义村,地处杞麓湖沿岸一座半独立山体的南部坡脚地带,为包含大量螺蛳壳堆积的贝丘遗址,面积约5.2万平方米。鉴于遗址对于构建滇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价值,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通海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遗址展开发掘,清理9×9米、9×8米探方两个,共190㎡。

  工作目的与方法

  兴义遗址发掘学术目的明确,即构建杞麓湖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文化演变及其所属族群等问题。基于学术目的,发掘工作思路确定为:精细化发掘,注重发掘的科学性,强调传统考古学方法与新科技的结合使用;坚持系统全面采样,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遗址螺蛳壳含量大、易垮塌,平剖面难处理。经多次实验论证,项目组创造性地采用钢架钢网支撑、水玻璃粘接加固探方四壁,成功解决了发掘难题。

  发掘严格按地层学解剖揭露遗址,力求为分期及多学科研究提供准确样本;全面收集各类遗物,所有堆积均过筛两遍、水洗一遍,探方内发现遗物用RTK测点;统计各个堆积单位的体积及其包含的陶片、动物骨骼等遗物数量,分析单位体积内遗物丰富程度;以固定点、浮动点方式系统采集各类样品;全面运用三维建模、RTK测绘、数字化管理平台等技术手段记录资料;与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所、中科院、吉林大学等专家合作,开展古DNA、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C14测年等研究。

  重要收获

  文化层厚8.2—9.4米,共清理37个文化层、47个活动面,发现房址18座、墓葬20座、瓮棺葬4座、灰坑6座、灰堆10座、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出土陶、石、骨、青铜器等标本器物1460余件。遗存从早到晚分为海东类型、兴义类型、滇文化三个阶段。

  海东类型遗存

  遗址早期为海东类型遗存,年代约距今4000年前后。发现12座墓葬、3座灰坑及部分柱洞。典型代表器物有喇叭口圜底罐、长颈圈足罐、尖底瓶等。该阶段陶片多为绳纹或磨光陶片,发现有磨制骨器、石箭镞、石环及玛瑙石等小件。

  12座墓葬除5座人骨保存不全外,其余均为成人屈肢葬。部分屈肢葬人骨肱骨粗壮、肌线肌嵴发达且尺骨粗隆明显,髌骨有附丽病特征,这些特征与划船捕捞水产品的生业模式相吻合。H4内发现火烧过的人头骨与石块、炭屑、动物骨骼共存,四块大石下压有另一具四肢卷曲于胸部的人骨。海东类型固定采用屈肢葬,族属特殊,除体质人类学鉴定外,发掘还提取了古DNA样本对其族属进行研究。

  M8发现4枚穿孔海贝,M10随葬有彩绘陶罐。

  海东类型地层内发现较多有砸击痕迹的玛瑙石,发现水鹿、大象等大型动物骨骼较多,狩猎经济或占一定比重。

  兴义类型遗存

  遗址中期为兴义类型遗存,参考C14测年推测遗其年代为商至西周时期。兴义类型发现遗迹遗物丰富,发现房址18座、墓葬8座、瓮棺葬4座、灰坑2座、道路4条、灰堆10座、沟2道等。该阶段代表器物有盘口圜底釜、盘口罐、带流罐、矮柄豆、带乳钉陶钵、陶支足、有领石环、有肩有段石锛、纺锤形石网坠、石纺轮、骨锥等。

  房址种类较多,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亭棚式等。半地穴式房址多为圆形,地穴边缘分布密集的小柱洞,居住面中央有四个柱洞呈方形分布,柱洞中央有灶堆。从房屋中央有四个柱洞来看,屋顶应设置有用于通风采光的天窗。F6较为罕见地保存有屋顶塌落痕迹,条状炭化木构件呈放射状分布于房屋地面上,部分木构件上发现有疑似榫卯结构;房址居住面明显,中央有四个柱洞,柱洞间的灶堆堆积层次明显;地穴边缘密集的小柱洞内发现纤维丝明显的炭化木条,似为竹棍。

  地面式房址数量较多,多为方形,在地面有较浅的基槽,槽内立有木骨泥墙。部分地面式房屋为组合使用,睡卧休息与炊煮生产场地有区分。干栏式房屋发现F8、F18两座:柱洞呈圆形分布于斜坡上,地面起伏不平、不见居住面。亭棚式房屋发现F15一座:排列整齐的柱洞周围有踩踏明显的活动面,活动面上有一灰堆,活动面边缘没有发现墙,推测为亭子一类的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内大多发现有灶坑,地面式房屋内均没有发现灶坑。多种类型的房屋形式,反映了古人对气候环境的适应策略。

兴义类型墓葬均为幼儿墓葬。8座墓葬中3座人骨下肢有弯曲,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均放置于头部,有带流小罐、豆、钵、盘口小罐等器型。发现4座瓮棺葬,葬具均为器形较大的盘口釜,口部没有发现掩盖痕迹。兴义类型墓葬人骨均做了古DNA采样,以期发现海东类型与兴义类型族属关系。

  在房屋周围多发现有活动面、道路、灰堆等遗迹。活动面经人为处理,在螺蛳壳堆积层上铺垫有螺蛳壳尾巴、螺蛳壳碎末,螺蛳壳碎末上再铺垫灰土,土层上局部还有黑灰及陶片等。道路均采用灰土及螺蛳壳碎末铺垫,经踩踏后变得较为紧密,有一定硬度。

  兴义类型陶器以盘口器、带流器居多,也有钵、豆、匜、支足等。部分盘口陶釜口沿有花边、肩部有附加堆纹。遗存在周边尚无可比较的材料,有部分商时期的文化因素,具体文化来源值得深入研究。石器以有肩有段石锛、纺锤形网坠、纺轮、有领石环为主,有部分砺石、石箭镞等。石锛、纺轮、网坠等展现了定居渔猎的生活方式,有领石环则展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传统。骨器发现部分骨锥、骨镞及刮抹器等。

  兴义类型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孔雀石、炼渣、石范、青铜器,是研究西南地区商至西周时期青铜生产的重要材料。

  除螺蛳、蚌、鱼、蟹、龟等大量水生动物外,还发现家猪、牛、鹿等陆生动物,以及炭化稻、橡子等植物遗存,完整展现了贝丘遗址居民的食谱结构。遗址内大量分布的螺蛳为滇中高原湖泊内特有的光肋螺蛳,现已灭绝无活体。发掘表明遗址各时期的螺蛳食用方法有所不同,各时期螺蛳大小及形态有一定变化。

  滇文化遗存

  遗址晚期为滇文化遗存。遗物数量较多,发现有铜矿石、青铜器、绿松石珠、陶珠等。根据陶器变化的不同,将滇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段,凸弦纹釜贯穿始终。早段仅发现凸弦纹釜残片,中段发现有凸弦纹釜与器壁较薄的折口浅盘共存,晚段发现凸弦纹釜与子母口浅钵共存。
意义

  1、兴义遗址文化层堆积厚8.2—9.4米,是目前国内已发掘的堆积最厚的贝丘遗址。遗址通过丰富的遗存展现了高原湖泊型贝丘遗址的文化面貌及生存适应策略。遗址的探方加固和发掘方法,初步探索和积累了深厚贝丘遗址的发掘经验。贝丘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堆积形式,堆积速度快,短期内可以形成较厚的堆积,放大了人类活动与遗址堆积形成之间的关系,从地层学、埋藏学角度丰富了我们对贝丘遗址文化层及活动面形成的认识。

  2、遗址发现海东类型遗存、兴义类型遗存、滇文化遗存相叠压的地层序列,构建了滇中杞麓湖区域距今约4000—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滇中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演进奠定了基础。针对屈肢葬开展的古DNA研究,将为判断海东类型遗存的所属族群及其与兴义类型遗存、滇文化之间的人群关系提供直接证据。

  3、新发现兴义类型遗存,并初步厘清其文化特征,为研究商至西周时西南地区的文化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兴义类型遗存的文化来源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兴义类型的部分器物延续发展至滇文化时期,是滇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滇文化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

  4、多学科合作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发掘获取信息资料的深度和广度;新技术方法的运用,不仅显著提高发掘效率和质量,也便于资料的管理分析利用。发掘同时在杞麓湖盆地发现贝丘遗址20余处,为下一步区域聚落群研究、人地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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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8.云南通海兴义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兴义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兴义村,地处杞麓湖沿岸一座半独立山体的南部坡脚地带,为包含大量螺蛳壳堆积的贝丘遗址,面积约5.2万平方米。鉴于遗址对于构建滇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价值,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通海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遗址展开发掘,清理9×9米、9×8米探方两个,共190㎡。

  工作目的与方法

  兴义遗址发掘学术目的明确,即构建杞麓湖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文化演变及其所属族群等问题。基于学术目的,发掘工作思路确定为:精细化发掘,注重发掘的科学性,强调传统考古学方法与新科技的结合使用;坚持系统全面采样,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遗址螺蛳壳含量大、易垮塌,平剖面难处理。经多次实验论证,项目组创造性地采用钢架钢网支撑、水玻璃粘接加固探方四壁,成功解决了发掘难题。

  发掘严格按地层学解剖揭露遗址,力求为分期及多学科研究提供准确样本;全面收集各类遗物,所有堆积均过筛两遍、水洗一遍,探方内发现遗物用RTK测点;统计各个堆积单位的体积及其包含的陶片、动物骨骼等遗物数量,分析单位体积内遗物丰富程度;以固定点、浮动点方式系统采集各类样品;全面运用三维建模、RTK测绘、数字化管理平台等技术手段记录资料;与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所、中科院、吉林大学等专家合作,开展古DNA、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C14测年等研究。

  重要收获

  文化层厚8.2—9.4米,共清理37个文化层、47个活动面,发现房址18座、墓葬20座、瓮棺葬4座、灰坑6座、灰堆10座、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出土陶、石、骨、青铜器等标本器物1460余件。遗存从早到晚分为海东类型、兴义类型、滇文化三个阶段。

  海东类型遗存

  遗址早期为海东类型遗存,年代约距今4000年前后。发现12座墓葬、3座灰坑及部分柱洞。典型代表器物有喇叭口圜底罐、长颈圈足罐、尖底瓶等。该阶段陶片多为绳纹或磨光陶片,发现有磨制骨器、石箭镞、石环及玛瑙石等小件。

  12座墓葬除5座人骨保存不全外,其余均为成人屈肢葬。部分屈肢葬人骨肱骨粗壮、肌线肌嵴发达且尺骨粗隆明显,髌骨有附丽病特征,这些特征与划船捕捞水产品的生业模式相吻合。H4内发现火烧过的人头骨与石块、炭屑、动物骨骼共存,四块大石下压有另一具四肢卷曲于胸部的人骨。海东类型固定采用屈肢葬,族属特殊,除体质人类学鉴定外,发掘还提取了古DNA样本对其族属进行研究。

  M8发现4枚穿孔海贝,M10随葬有彩绘陶罐。

  海东类型地层内发现较多有砸击痕迹的玛瑙石,发现水鹿、大象等大型动物骨骼较多,狩猎经济或占一定比重。

  兴义类型遗存

  遗址中期为兴义类型遗存,参考C14测年推测遗其年代为商至西周时期。兴义类型发现遗迹遗物丰富,发现房址18座、墓葬8座、瓮棺葬4座、灰坑2座、道路4条、灰堆10座、沟2道等。该阶段代表器物有盘口圜底釜、盘口罐、带流罐、矮柄豆、带乳钉陶钵、陶支足、有领石环、有肩有段石锛、纺锤形石网坠、石纺轮、骨锥等。

  房址种类较多,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亭棚式等。半地穴式房址多为圆形,地穴边缘分布密集的小柱洞,居住面中央有四个柱洞呈方形分布,柱洞中央有灶堆。从房屋中央有四个柱洞来看,屋顶应设置有用于通风采光的天窗。F6较为罕见地保存有屋顶塌落痕迹,条状炭化木构件呈放射状分布于房屋地面上,部分木构件上发现有疑似榫卯结构;房址居住面明显,中央有四个柱洞,柱洞间的灶堆堆积层次明显;地穴边缘密集的小柱洞内发现纤维丝明显的炭化木条,似为竹棍。

  地面式房址数量较多,多为方形,在地面有较浅的基槽,槽内立有木骨泥墙。部分地面式房屋为组合使用,睡卧休息与炊煮生产场地有区分。干栏式房屋发现F8、F18两座:柱洞呈圆形分布于斜坡上,地面起伏不平、不见居住面。亭棚式房屋发现F15一座:排列整齐的柱洞周围有踩踏明显的活动面,活动面上有一灰堆,活动面边缘没有发现墙,推测为亭子一类的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内大多发现有灶坑,地面式房屋内均没有发现灶坑。多种类型的房屋形式,反映了古人对气候环境的适应策略。

兴义类型墓葬均为幼儿墓葬。8座墓葬中3座人骨下肢有弯曲,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均放置于头部,有带流小罐、豆、钵、盘口小罐等器型。发现4座瓮棺葬,葬具均为器形较大的盘口釜,口部没有发现掩盖痕迹。兴义类型墓葬人骨均做了古DNA采样,以期发现海东类型与兴义类型族属关系。

  在房屋周围多发现有活动面、道路、灰堆等遗迹。活动面经人为处理,在螺蛳壳堆积层上铺垫有螺蛳壳尾巴、螺蛳壳碎末,螺蛳壳碎末上再铺垫灰土,土层上局部还有黑灰及陶片等。道路均采用灰土及螺蛳壳碎末铺垫,经踩踏后变得较为紧密,有一定硬度。

  兴义类型陶器以盘口器、带流器居多,也有钵、豆、匜、支足等。部分盘口陶釜口沿有花边、肩部有附加堆纹。遗存在周边尚无可比较的材料,有部分商时期的文化因素,具体文化来源值得深入研究。石器以有肩有段石锛、纺锤形网坠、纺轮、有领石环为主,有部分砺石、石箭镞等。石锛、纺轮、网坠等展现了定居渔猎的生活方式,有领石环则展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传统。骨器发现部分骨锥、骨镞及刮抹器等。

  兴义类型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孔雀石、炼渣、石范、青铜器,是研究西南地区商至西周时期青铜生产的重要材料。

  除螺蛳、蚌、鱼、蟹、龟等大量水生动物外,还发现家猪、牛、鹿等陆生动物,以及炭化稻、橡子等植物遗存,完整展现了贝丘遗址居民的食谱结构。遗址内大量分布的螺蛳为滇中高原湖泊内特有的光肋螺蛳,现已灭绝无活体。发掘表明遗址各时期的螺蛳食用方法有所不同,各时期螺蛳大小及形态有一定变化。

  滇文化遗存

  遗址晚期为滇文化遗存。遗物数量较多,发现有铜矿石、青铜器、绿松石珠、陶珠等。根据陶器变化的不同,将滇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段,凸弦纹釜贯穿始终。早段仅发现凸弦纹釜残片,中段发现有凸弦纹釜与器壁较薄的折口浅盘共存,晚段发现凸弦纹釜与子母口浅钵共存。
意义

  1、兴义遗址文化层堆积厚8.2—9.4米,是目前国内已发掘的堆积最厚的贝丘遗址。遗址通过丰富的遗存展现了高原湖泊型贝丘遗址的文化面貌及生存适应策略。遗址的探方加固和发掘方法,初步探索和积累了深厚贝丘遗址的发掘经验。贝丘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堆积形式,堆积速度快,短期内可以形成较厚的堆积,放大了人类活动与遗址堆积形成之间的关系,从地层学、埋藏学角度丰富了我们对贝丘遗址文化层及活动面形成的认识。

  2、遗址发现海东类型遗存、兴义类型遗存、滇文化遗存相叠压的地层序列,构建了滇中杞麓湖区域距今约4000—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滇中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演进奠定了基础。针对屈肢葬开展的古DNA研究,将为判断海东类型遗存的所属族群及其与兴义类型遗存、滇文化之间的人群关系提供直接证据。

  3、新发现兴义类型遗存,并初步厘清其文化特征,为研究商至西周时西南地区的文化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兴义类型遗存的文化来源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兴义类型的部分器物延续发展至滇文化时期,是滇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滇文化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

  4、多学科合作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发掘获取信息资料的深度和广度;新技术方法的运用,不仅显著提高发掘效率和质量,也便于资料的管理分析利用。发掘同时在杞麓湖盆地发现贝丘遗址20余处,为下一步区域聚落群研究、人地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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