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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2012年至2016年,在贵州省文物局、贵安新区、平坝县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对牛坡洞遗址持续进行了5个季度的发掘,共计清理面积约100平方米,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约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2011年 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牛坡为一东西走向的石灰岩孤山,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不足0.5公里,山顶比较平坦,植被稀疏。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A、B两洞位于牛坡东麓,A洞位于北侧,洞口朝向东北;B洞位于南侧,洞口朝向东南;C洞位于牛坡西麓,朝向西南。A、B两洞前,原为水稻田,后因取土形成一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水塘。A洞洞口部分为宽敞的洞厅,宽约8米,进深3~7米,洞内上部堆积受到破坏,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因修路遭到破坏,靠近洞口部分比较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B洞堆积主要分布在洞厅内及洞口外中部及左侧,B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上部因修路遭到破坏,洞内及洞外靠近洞口部分原生堆积保存较好;C洞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

  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晰了遗址三个地点的堆积状况和文化面貌。A、B和C三洞遗址面积约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文化堆积分布在洞口外。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洞口处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片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50件,陶片100余片。另外,还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果核等植物遗存。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变化情况,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五个文化时期。第一期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锤、石核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动物遗骸也比较少。推测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发现墓葬六座。其中,M1位于A洞,保存状况最好,为蹲踞葬。开口于AT10401第15层下,墓坑近似长方形。头朝上部,头骨下半部挤压变形严重,头部下压在椎骨上,右上肢缺失,左手压在双腿上部,双下肢弯曲,股骨与胫腓骨几乎呈平行状态。墓主为女性,年龄在35岁左右,身高约143厘米。本期文化遗物,除少量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外,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主要是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成形细小打制石器,包括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石料以燧石为主,并有硅质灰岩、砂岩、粉砂岩、水晶、石英岩等。新出现磨制骨器,数量较少,有骨铲、骨锥等。发现的动物种属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虎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绝对年代在距今10200~8700年间。

  第三期发现有活动面和墓葬等。活动面两处,均位于A洞。分别位于AT10402和AT10102两个探方的第9层。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石灰岩角砾铺成,活动面上分布较多文化遗物,有小型磨制石斧、石锤、砺石以及燧石打制石制品等,另有少量螺壳和兽骨。墓葬一座(2016GPNBM5),位于B洞左侧,开口于BT20801第11层下,为仰身屈肢葬。上半身仰身,头向330°,面向上略偏向右侧,左右肱骨分别位于身体两侧,双手回折至肩部,左手位于肩内侧,右手位于肩外侧,头骨碎裂严重;髌骨反扣,下身屈肢于身体左侧,股骨与胫腓骨平行,紧密挨在一起,脚部位于臀下。墓主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约164.5厘米。本期新出现磨制石器,但数量较少,主要为石斧。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数量较少。其他石器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成形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另有少量细石核、细石叶等。动物遗骸种属包括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等,也有少量水生的螺蛳。年代在距今8000~5500年间。

  第四期打制石制品数量急剧下降,陶器开始出现。目前仅发现1件可复原陶器,其余均为残片。以夹砂陶为主,部分陶器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灰陶居多,土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和弧线纹等。可辨器形有高领罐、侈口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复原的完整陶器为一件夹砂灰陶罐,内壁黑色。圆唇,深腹,平底。近唇部饰有竖向绳纹,肩部绳纹呈横向,肩部及以下施加交错绳纹。第四期文化遗存与第三期有明显差异,且发现工艺制作水平较高的陶器,两者间应存在较大缺环,年代在距今5000~3000年间。

  第五期遗物较少,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陶器均为残片,仅见夹砂灰陶罐一种器形,侈口,方唇,斜肩。肩饰方格纹。手制,烧制火候较高。本期还有少量打制石制品出现。第五期文化遗存与第四期相比,明显的区别是开始出现制作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方格纹陶器。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这些石核表现出较为成熟、稳定的细石叶剥取工艺,但预处理及台面修整并不十分精细,同时细石器制品比例极低,推测,当时细石叶工艺并不十分发达。细石叶工艺是史前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为获取资源将石器打制技术演化到极致的结果,是较大的生存压力下的产物,因此在我国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云南等地。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一直以来,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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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布时间:2017-03-24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2012年至2016年,在贵州省文物局、贵安新区、平坝县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对牛坡洞遗址持续进行了5个季度的发掘,共计清理面积约100平方米,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约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2011年 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牛坡为一东西走向的石灰岩孤山,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不足0.5公里,山顶比较平坦,植被稀疏。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A、B两洞位于牛坡东麓,A洞位于北侧,洞口朝向东北;B洞位于南侧,洞口朝向东南;C洞位于牛坡西麓,朝向西南。A、B两洞前,原为水稻田,后因取土形成一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水塘。A洞洞口部分为宽敞的洞厅,宽约8米,进深3~7米,洞内上部堆积受到破坏,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因修路遭到破坏,靠近洞口部分比较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B洞堆积主要分布在洞厅内及洞口外中部及左侧,B洞口外,靠近山脚部分,上部因修路遭到破坏,洞内及洞外靠近洞口部分原生堆积保存较好;C洞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

  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晰了遗址三个地点的堆积状况和文化面貌。A、B和C三洞遗址面积约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文化堆积分布在洞口外。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洞口处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片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50件,陶片100余片。另外,还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果核等植物遗存。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变化情况,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五个文化时期。第一期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锤、石核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动物遗骸也比较少。推测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发现墓葬六座。其中,M1位于A洞,保存状况最好,为蹲踞葬。开口于AT10401第15层下,墓坑近似长方形。头朝上部,头骨下半部挤压变形严重,头部下压在椎骨上,右上肢缺失,左手压在双腿上部,双下肢弯曲,股骨与胫腓骨几乎呈平行状态。墓主为女性,年龄在35岁左右,身高约143厘米。本期文化遗物,除少量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外,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主要是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成形细小打制石器,包括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石料以燧石为主,并有硅质灰岩、砂岩、粉砂岩、水晶、石英岩等。新出现磨制骨器,数量较少,有骨铲、骨锥等。发现的动物种属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虎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绝对年代在距今10200~8700年间。

  第三期发现有活动面和墓葬等。活动面两处,均位于A洞。分别位于AT10402和AT10102两个探方的第9层。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石灰岩角砾铺成,活动面上分布较多文化遗物,有小型磨制石斧、石锤、砺石以及燧石打制石制品等,另有少量螺壳和兽骨。墓葬一座(2016GPNBM5),位于B洞左侧,开口于BT20801第11层下,为仰身屈肢葬。上半身仰身,头向330°,面向上略偏向右侧,左右肱骨分别位于身体两侧,双手回折至肩部,左手位于肩内侧,右手位于肩外侧,头骨碎裂严重;髌骨反扣,下身屈肢于身体左侧,股骨与胫腓骨平行,紧密挨在一起,脚部位于臀下。墓主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约164.5厘米。本期新出现磨制石器,但数量较少,主要为石斧。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数量较少。其他石器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成形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另有少量细石核、细石叶等。动物遗骸种属包括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等,也有少量水生的螺蛳。年代在距今8000~5500年间。

  第四期打制石制品数量急剧下降,陶器开始出现。目前仅发现1件可复原陶器,其余均为残片。以夹砂陶为主,部分陶器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灰陶居多,土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和弧线纹等。可辨器形有高领罐、侈口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复原的完整陶器为一件夹砂灰陶罐,内壁黑色。圆唇,深腹,平底。近唇部饰有竖向绳纹,肩部绳纹呈横向,肩部及以下施加交错绳纹。第四期文化遗存与第三期有明显差异,且发现工艺制作水平较高的陶器,两者间应存在较大缺环,年代在距今5000~3000年间。

  第五期遗物较少,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陶器均为残片,仅见夹砂灰陶罐一种器形,侈口,方唇,斜肩。肩饰方格纹。手制,烧制火候较高。本期还有少量打制石制品出现。第五期文化遗存与第四期相比,明显的区别是开始出现制作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方格纹陶器。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这些石核表现出较为成熟、稳定的细石叶剥取工艺,但预处理及台面修整并不十分精细,同时细石器制品比例极低,推测,当时细石叶工艺并不十分发达。细石叶工艺是史前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为获取资源将石器打制技术演化到极致的结果,是较大的生存压力下的产物,因此在我国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云南等地。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一直以来,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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