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鲜出炉

　　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2017年4月12日在北京揭晓。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名单如下（按时代顺序）：
   　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文化演化序列；遗址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磨盘、磨棒、两面器与尖状器，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超过2mm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

 　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出土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

 
　　勘探并发掘了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谭家岭古城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并出土了众多精致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印信台遗址确定为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祭祀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三房湾遗址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

　　共发现保存较好的9条龙窑遗迹，分布密集，原始青瓷的装饰技法和纹饰丰富多样，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窑址年代相当于中原时期的商代中期至夏代中期。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对探讨我国龙窑的起源和夏商时期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皇家祭天台”。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对复原秦汉国家祭祀礼仪制度有重要学术价值，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

　 
　　城址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据史料记载，该城址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以城址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座，墓葬类型和形制丰富多样，是综合研究该城址的重要资料。
　　除大量普通青瓷外，窑址还出土了秘色瓷产品，以碗、盘、钵等为主，亦有执壶、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部分器型在唐代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也有发现，且窑址中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可确定，后司岙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

 
　　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贸易陶瓷及相关遗迹，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清理了曾作为港口标识的隆平寺塔基，出土了包括阿育王塔、四重套函、一万余枚各时代的钱币在内的珍贵遗物，为研究北宋时期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北宋窑炉Y1，其烟室近占整个窑炉面积的一半，这种独特的结构在国内尚属首例，该窑极有可能已掌握利用窑炉余温进行晾坯和烧制匣钵的关键技术。发现的四组制瓷作坊、瓷窑炉及保存相对完整的制瓷产业链的发现，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制瓷工程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遗址中心分布三个大的功能单元，一个用于焙烧，两个是冶炼用的。发现了储料坑、和泥坑、碎料区等遗迹，出土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铜、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遗址开始于明末清初，废弃于清代中晚期。尤其是发现的槽形冶炼炉是国内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炉遗存，对于完整复原古代炼锌术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