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大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纪录

　　卷首语：
　　无论是史前时期先人平凡的生活画面，还是秦汉时期帝王恢弘的祭祀场景，亦或唐宋时期窑工辛勤的劳作身影、港口的点点白帆，明清时期传承不息的炉火都已经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模糊不清。如今的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年年跟随那些用手铲释读大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将手伸进历史的灰烬中，触摸古人残存的温度。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相信那些历史上的悲观离合、把酒言欢一直都在，在考古人的脚下，更在考古人的心里。
 
　　沙漠边缘的史前遗存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历史长河曾无情的将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史前人类痕迹全部湮灭在黄沙下，如今，它们借助考古工作者的手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黄沙边，泉水下先人的多姿生活。

　　这一遗址让人感触最深是，在仅仅约180平米的发掘面积里，目前已收集超过2000升浮选样品、纪录＞2cm的石制品约7000件、采集近400件木炭标本，同时揭露出超过20处用火遗迹及炭屑密集区，这体现了遗址发掘过程中的精细化、科学化，展示出遗存遗物的丰富性、密集性，可堪为一幅小探方里包含大世界的画面。
　　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遗址中出土了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并在石磨盘和细石叶上提取了淀粉粒。还发现了数十件由鸵鸟蛋皮制作而成的串珠，其中有几件直径不足2mm，是迄今在旧石器时代，世界范围内最小的鸵鸟蛋皮装饰品。如此小的装饰品，不仅展示了古人类高超的工艺和精致的审美能力，也提高了我们对史前人类在制作工艺、使用方式、认知能力上的研究。

　　从3、4层土样中浮选出909粒碳化植物种子，包括沙蓬、大籽蒿、苔草、猪毛菜、早熟禾6个不同植物种属，均可食用，应当是古人类的食物资源。这一发现为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大规模利用和农业起源提供了珍贵材料。
　　另外，遗址还在距今13000-10000年的旧石器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建筑类遗迹。

　　首次在西北半干旱地区与沙漠/戈壁边缘区发现了13000-1000年，8300-4800年至少两个时段的文化堆积，并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
 
　　万年前的多彩贵州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五个年度的辛苦发掘，遗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址分为A、B、C三个洞，其中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最具代表性，洞口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为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这一连续地层剖面的发现，为建立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直接促成了黔中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的首次建立。

　　遗址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出土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包括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以及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等。首次在贵州区域内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典型的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分布和出现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更是为学术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期打开了一个窗口；发现的7座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复原出的完整陶器，则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连续发展的状态，揭开了一幅横跨万年、多姿多彩的史前人类生活画卷，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史前人类和文化发展过程的独特视角，对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江中游的史前文明中心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石家河遗址先后进行了10多次系统考古发掘，几代考古人的辛勤耕耘，奠定了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的地位。2014年，沉寂了二十余年之后，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重新启动，并再次焕发光彩。考古人为这一古老的遗址付出了辛苦劳作，遗址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回馈给考古人。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我国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印信台祭祀遗址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尤其是在台基2和台基3之间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缸体上有刻划符号，这次出土套缸的数量之多，密集程度之高，与祭台关联度之强，在此前发现的史前祭祀遗址中很少见，进一步印证了印信台遗址的重要性。 　　三房湾遗址揭示出的陶窑、黄土堆积、洗泥池和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确认了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厂。

　　这三处重要遗址点的发现为动态研究石家河聚落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内容。 　　最令人瞩目的是新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5座瓮棺中出土的240余件异常精致的玉器，有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等，玉器表面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而玉器独特的造型风格，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楚文化瑰丽神秘的的源头。
 
　　寻踪原始青瓷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原始青瓷，顾名思义，是陶器过渡到瓷器之间的产物，在商代遗址中曾有出土。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是福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夏商时期的窑址群，恰好填补了福建夏商时期手工业遗存的空白。

　　遗址发掘总面积235平方米，至今已发现9座窑炉遗迹，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时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 　　产品主要有罐、尊、壶、钵等，原始青瓷的装饰技法和纹饰与印纹陶相同，采用刻划、拍印、戳印、堆贴、镂空等手法。制造工艺上，原始青瓷和陶器均采用泥条拼接，大型器物的口沿使用慢轮修整。装烧工艺上，大部分是单件烧制，但也存在叠烧和使用垫饼的痕迹。 　　从地理位置考虑，窑址位于闽江与晋江两大河流支流的交汇处，出土的产品既有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影子，又与分布在闽南地区的青铜时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窑址的发现为闽南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找到了产地。

　　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秦畤遗风 汉初北畤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鄜畤、密畤、吴阳上、下四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四畤基础上设立了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北畤，形成了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畤作为当朝最高祭礼。此次发现的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正是汉初北畤，这系首次发现的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目前共确认的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

　　遗迹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类祭祀坑。可分三大类，A类是“车马”祭祀坑，形制较大的车马坑普遍埋葬真车马，其他的车马坑随葬精致小巧、明器化特征突出的车马或车马部件；B类坑全部为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C类则为极少数“空坑”，现场采集了“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考古遗址所在的血池村为古地名，或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 　　另外在山梁高处调查发现不少夯土基址和战国至西汉早中期的建筑材料，既有大型宫殿，也有一般小型建筑，可能为文献中所记载的供皇帝亲往主祭的“斋宫”、祠官常驻管理与祭具存放场所的建筑。

　　遗址的发掘和性质的确认，印证了正史中关于秦汉时期在此进行国家祭祀活动的记载，同时对复原秦汉国家祭祀礼仪、深化研究中国古代祭祀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首都地下的汉代县城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一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本应该像中国大多数跟随基建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一样，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最终却因发现一座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备受瞩目。

　　路县故城遗址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呈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约为1.9—2.5米，下宽上窄，底部宽约18米。墙基夯筑而成，。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发现有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在城墙基址外还发现有城壕遗存，宽度约30米。

　　以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座，其中在胡各庄村发掘了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集中分布的瓮棺葬，这在北京地区非常罕见。共出土各类遗物一万余件。这些墓葬持续时间长、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均为平民墓葬。出土的陶鸡、陶狗等动物造型陶器为代表的众多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遗物，为研究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 　　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同时也证明副中心所在区域早在2000年前就已是宜居之地。以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墓葬，时间延续性强，对综合研究该城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破解千年秘色之源　　　
　　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用这句诗为越窑秘色瓷的神韵做了最好的注解，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学术界关于什么是秘色瓷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直至1987年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发现，确认了秘色瓷为天青釉越窑青瓷，才使这一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但接踵而来的秘色瓷烧造之地的谜团再次困扰了学术界，直到2015年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掘，才确定秘色瓷的烧造之地就在上林湖，最终为这一持续千年的历史难题揭晓了答案。 　　在水陆空三位一体的发掘理念，多团队、多学科参与的工作模式这样坚实的基础上。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露出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窑场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产品种类相当丰富，胎质细腻纯净，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莹润，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在器型、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装烧方法几乎完全相同，从而确认了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的产地。

　　从装烧工艺上看，秘色瓷使用一次性瓷质匣钵烧造而成，这种不计成本的作法可能与其专门入贡宫廷用瓷，以彰显尊崇地位密切相关。 　　窑址始于唐代晚期，止于五代，基本与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延续的年代相始终，理清了秘色瓷的兴盛过程；确认了后司岙窑址是唐代宫廷用瓷的主要烧造地，代表了同时期最高的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是制瓷技术的巨大飞跃，影响了后代一批名窑的生产及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书写上海的“前世今生”
　　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虽然今天的上海已是闻名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但仍有不少人认为，古时上海应该是一个荒寂的小渔村。然而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的发掘从考古上证实了上海唐宋时期的繁荣景象及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承载上海千年城镇发展繁荣与衰落过程的青龙镇遗址位于今上海青浦区白鹤镇，据古吴淞江的出海口，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遗址中出土了数十万片碎瓷片，大多数是来自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南方窑口的产品，其中唐代以越窑、德清窑、长沙窑，宋代以福建窑口、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等为主，与目前朝鲜半岛和日本考古发现的器物组合十分相似，据此证明了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改变了以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聚焦于广州、泉州等大型港口的局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青龙镇港口停泊的众多船只，满载着产自南方不同窑口的瓷器，扬帆出海，奔赴遥远的目的地，将一件件或质朴、或精致的中国瓷器留在了异域，搭建起了一道中外互通有无的桥梁。 　　遗址中发现的北宋隆平寺塔除了传扬佛法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当时的航标塔。塔结构完整，塔基中心为地宫，采用夯土堆筑而成，地宫上部以2条十字相交的木板作为封护。这种特殊的结构不同于目前国内已经发掘的塔基形式，在江南佛塔建造中也非常少见。地宫中出土了阿育王塔、四层套函。套函内发现银箸、银勺、银钗、银龟、铜镜、水晶佛珠等一批供奉品，在一个铜瓶内还发现了4颗舍利子，为研究当时的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改写中国陶瓷史，从山西开始
　　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改写中国陶瓷史，从山西开始。”已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早年间所说的这句话在2016年得到了验证。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是首次对山西古瓷窑进行系统、科学、完整的发掘。

　　从2016年3月到9月，短短半年时间，清理出制瓷作坊4座，瓷窑炉4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瓷器1326件，瓷片、窑具更是达6吨之多。时代多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其中金代二号作坊址为半地穴窑洞式作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每处制瓷作坊对应一、两座窑炉的布局，说明其规模较小，是典型的小手工业组织形式，这对认识宋金瓷器生产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形态具有特别意义。 　　出土瓷器中最能代表其烧造水平及产品特色的莫过于北宋的精细白瓷和金代的装饰瓷枕。出土的北宋精细白瓷，胎细腻坚致，造型素雅，经X射线荧光检测显示，其瓷胎中氧化铝含量高达百分之四十，铁钛含量极低，白度高于邢窑和定窑的白瓷；金代瓷枕的装饰技法以剔花填黑和珍珠地划花为主。剔花填黑技法是先在枕面及枕墙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以剔刻、勾划的方法剔出花纹，再用黑彩填充剔地部分，最后罩一层透明釉，白如雪，黑似墨，黑白结合，构成了一幅幅永不过时的黑白经典。珍珠地划花枕则以枕面留白及壶门开光为特色，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乾隆御题款瓷枕即为该窑的上乘佳作。 　　可以说，这是首次在山西发现制瓷作坊、窑炉等遗迹，填补了山西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刷新了中国陶瓷史。同时造型和装饰均独树一帜的金代河津窑瓷枕的出土为国内外同类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窑场。
 
　　填补矿冶考古多项空白
　　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位于南岭北麓的桂阳被誉为“千年矿都”，遗址的发掘为这一美誉再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年代最晚的遗址，它是今年唯一入选的矿冶类遗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桐木岭遗址总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考古发现其中最大的一个山体平台台面呈“品”字形，分布有三个功能单元，即一个焙烧功能单元和两个冶炼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冶炼体系。每一冶炼单元中分布1-3个冶炼区域。每一区域以槽形冶炼炉为主体，分布储料坑、搅拌坑、和泥坑、原料堆、精炼灶、柱洞等配套遗迹。 　　遗址出土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如坩埚、冷凝兜、冷凝器、冷凝盖、铁铲、铁钎、石砧等，再现了前工业时代的冶炼工艺流程。综合检测结果，可大致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可能炼铜和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这次发现的炼锌遗存揭示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锌技术，因遗址使用的硫化矿冶炼，难以直接还原，所以遗址通过前期焙烧将硫化锌转化为易于还原的氧化锌，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这一工艺是国内首次发现。

　　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铸造铜钱开始大量使用锌黄铜。桂阳大规模的炼锌业就是为了供应明清政府铸币，桐木岭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铸币和经济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这是在全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冶炼遗址；首次发现以蕴藏量大、冶炼难的硫化矿为主要原料的冶炼遗址；首次发现炼锌坩埚具有完整的传承与演变系列；首次发现包括焙烧炉、冶炼炉、精炼炉在内的流程完整、功能齐全、技术成熟的炼锌作坊。它不仅揭开了古代桂阳锌提取技术神秘的面纱，成为我国冶金史研究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发掘，而且进一步确认了历史上（特别是清代）湖南桂阳地区“千年矿都”的历史地位。
 
　　回顾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诸多感慨。遗址中的每一块陶片、每一处房址、每一片瓷片，看似冷冰冰毫无温度，可在考古人眼里，先人早已把答案写在了这些毫不起眼的瓶瓶罐罐里。借助考古发掘，考古人走近它们，解读它们，并欣赏、敬重它们。最终在广阔的大地上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宁静，这也许就是考古人不顾艰险、跋山涉水也要坚持用手铲丈量大地的理由。

（图片由中国文物报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