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备受瞩目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于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荣膺“十大”。

   从史前先民觅食、修墓、筑房忙碌而平凡的生活到四时捺钵驻地，从劫后余生的匿族墓地和芮国大墓到混战中扛住攻城铁骑的炮火，从鉴真东渡到甲午海战，它们勾画出中华文化的轮廓，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这些考古项目为何能在“都很好”的二十项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下面就来看看它们的的精彩何在吧。

    史前先民为简单生活而忙忙碌碌

   汇报会伊始，史前项目组主持人、来自吉林大学的赵宾福教授就幽默的说道“此次我们史前组共有四项入围，我们争取保二争三。”结果真如赵老师所料，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三项史前项目悉数入选。从忙于在青塘洞穴中制器觅食，到屈家岭先民修大墓，再到芦山峁上筑大房，看的出，古人无一不为这些今日看似简单的生活而忙碌着。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由黄门岩1-4号洞等几处洞穴组成，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出土各类遗物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在此择洞而居的古人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事实证明，他们的洞穴生活并不枯燥，他们制造了华南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广东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出土距今约13500年蹲踞葬人骨化石1具，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从大量动植物遗存及火塘遗迹来看，他们的伙食品种丰富，以鹿为主，此外还有食肉类、鸟类、啮齿类动物，以及螺蚌、龟鳖、鱼等水生动物。这些类型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是新旧过渡阶段广谱性采食经济的有力证据。

   如果说洞穴中先民忙碌，那城中的先民就更忙的不亦乐乎了。湖北沙洋城河遗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文化面貌为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早期，是一座距今约5000多年“二线城市”的典型样本。发现大型院落式建筑及附属设施、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为解决人口用水排水问题的人工水系，以及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

   尽管无法与石家河遗址“较量”，但作为史前“二线城市”，城河遗址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王家塝墓地的发现则又是另一亮点。235座屈家岭文化墓葬的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有的是竖穴土坑、有的略带“偏洞”、有的同穴多“室”，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罕见，在长江中游首次发现大规模史前独木棺。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知，丰富的随葬品则为观察  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与周边的交流、文化因素扩散提供了有力证据。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现也为长江 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信息支撑。

   目前所知最早的百件筒瓦及槽型板瓦、陶质泥抹子、刀铲合一的工具.....看着这些出土遗物，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大兴土木的画面。这些建筑材料和工具均出自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以“大山梁”为核心区，大山梁与两侧的横向山梁构成“王”字形地形轮廓，发现白灰面夯土墙体房址、灰坑、墓葬等超过300处遗迹，多处山坡房址内发现“居址葬”现象。

   最重要的是，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钻探确认了至少4座大型夯土台基，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小营盘梁、二营盘梁、大营盘梁。每座台基之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其中“大营盘梁”面积最大，由“品”字形三座院落构成，一号院落为四合院式两进院落，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段。多座人工台城及其之上构建的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发展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至于如此高险且体量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究竟为何人所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远在伊犁河谷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同样入选2018年度十大。它是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共同构成的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初步推测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房屋、青铜冶炼有关遗迹遗物、铁器、煤的发现无一不给专家评委留下深刻印象。往往，新疆地区史前考古多见墓葬，少见房屋。吉仁台沟口遗址揭露的37座房址、6座窑址丰富了对新疆史前社会的真实了解。煤块、煤灰、煤渣和未燃尽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等，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明确上推到距今3500年以前，且不排除用煤作为燃料冶铸青铜器、铁器的可能性。

   盗墓让人心痛 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今年入围终评的商周组项目很多，最终入选十大的两项分别是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和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墓地。这两处遗址都曾历经严重盗掘，一件件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器物被盗走，或许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因被盗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后，两处遗址均开展了主动性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

   陕西省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是一个地跨鲁家河东西两塬，包括城址区、居址区、墓地在内的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区域。刘家洼东周遗址于2016年底被盗后开展抢救性发掘。起初整个遗址的性质难以确定，随着勘探发现的4处墓地220余座墓葬，两座带墓道的“中”字形大墓（M1、M2）被认为是判断墓地性质的关键。M2位置偏东， 保存较好并出土金首权杖，“芮公”、“芮行人”等铭文；M1偏西南，年代晚于M2，被盗严重。除了两座大墓外，M27两件鬲口沿上铸有 “芮太子白”铭文，接踵而至的证据为其芮国墓地性质的认定提供了关键线索，至于M1与M2的关系，推测可能是两代芮公。芮国，这个见诸文献机会寥寥的小国也随着刘家洼东周遗址的考古工作的推进渐渐显露真容。

   学者将其与不远处的韩村梁带村芮国遗址联系，通过年代对比与文献记载，认为刘家洼东周遗址比梁带村遗址晚十余年，是继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之后的一处芮国后期都邑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M34、M36两座小墓中还出土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金首饰，这种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

    与刘家洼遗址相比，同样入选十大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的盗掘则更为严重。在酒务头55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其中包括5座“甲”字型大墓。因晚商带墓道大墓在殷墟之外并不多见，所以酒务头墓地的发现显得意义重大。五座大墓（编号M1-M5）形制相同，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墓道朝南，有台阶、斜坡两种，墓室为横长方形，均有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底设腰坑。

   除M1未被盗掘外，其余四座均被严重盗扰。M1出土青铜器均无使用痕迹，器型单薄、纹饰简洁。然而，追回的此墓地被盗青铜器却截然不同，器型厚重、纹饰精美、铭文清晰。从整个墓地来看，组合关系和纹饰风格与殷墟青铜器一致。酒务头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有很多族氏铭文，包括“”、“子（匿）”、“匿”、“天鼋”等。初步统计，“”（出现6次）和“（匿）”（出现15次）两类最多，推测此墓地为“匿”族墓地。

   “劫后余生”的酒务头墓地揭开了“匿”这个方国的神秘面纱。据介绍，“匿”基本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刻有“匿”的青铜器却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此前或许无法解读其由来，可以说酒务头墓葬的发现，或许能为这些身份未知的青铜器找到归属。酒务头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以及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建筑史料价值突出 促进建筑学者与考古学者深度对话

   考古遗址大部分与建筑有关，就本次入选的“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来看，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建筑史料价值尤为突出。在这两个项目的终评汇报中，我们也体会到建筑学者与考古学者的深度对话，从而使建筑研究者介入考古发掘现场，从而真正推进多学科合作研究。

   因2022年冬奥会场馆建设，竟“牵扯”出一座高等级的金代行宫，它就是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太子城遗址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城址南门、9号基址、3号院落呈南北轴线分布。南区中心9号基址是太子城内单体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规模较小，但建筑规格高，且未发现商业、民居、墓葬区，那么这处遗址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考虑到集中的出土“尚食局”款、戳印“内”、“宫”等器物；与金上京、宝马城遗址相似的迦陵频伽、凤鸟纹瓦当、连弧纹滴水等构件，可以确定太子城是金代龙门县唯一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再结合《金史》金章宗泰和二年、 五年分别驻夏泰和宫的记载，故推断太子城即为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南北轴线、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遗迹遗物和文献相互呼应，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未来在遗址范围内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展示太子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成为2022冬奥会的亮点之一，奥运会的举办也将让太子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得以充分诠释，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场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的新典范。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钓鱼城抗蒙的“战争指挥中心”。当蒙古军开启征战南宋的序幕时，范家堰衙署承载着南宋王朝最后的隐忍与顽强，也为世人还原了当时的古战场情景。

    范家堰遗址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H1为中心，环绕分布有门屋、景亭、台榭等。作为一座山城在战时的衙署，与普通南宋衙署相比，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见证了南宋抗蒙战争，为元宪宗蒙哥败亡钓鱼城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线索；作为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范家堰遗无论是堪舆位置的选择，建筑布局规划，还是出土遗迹、遗物的精美程度，都体现出极高的规格，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蒙（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重现海上故事的沉浮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与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前者是鉴真东渡日本的起航点，后者则见证了甲午中日海战经远舰的沉没。

   黄泗浦遗址自 2008 年被发现，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工作。其中，对唐代和宋代河道的揭示，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以及分布较为规律的木桩，都说明了黄泗浦作为港口曾有的繁华及在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中最为重要的发现。

   黄泗浦 " 三字最早出现在日本僧人元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 》中，记载着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从 " 黄泗浦 " 东渡日本的行程。" 天宝十二载十月二十九日戌时，从（扬州）龙兴寺出至江头 …… 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该史料记载表明 " 黄泗浦 " 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已成为长江口出海港口。

   就在唐宋河道交汇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唐代建筑遗存。该座建筑呈南北走向，里面分布着房址、灶址、 水井、仓廒等。其中房址均具有中轴线布局结构，从其布局结构，结合出土与佛教相关遗物和文献记载来看， 这座大型院落应为寺院建筑，这也为鉴真东渡提供进一步证据。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是近年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也是时代相对较晚的一项考古发现。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海域，2018年7月至9月，考古人员进入水下开展考古调查，最终证实为该舰就是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

   考古队陆续发现并确认了艏柱、锚链、舷窗、登舰舷梯、排煤渣口等部位，收获了炮弹、子弹、药筒、“经远”舰铭牌等重要沉舰文物。在工作结束之前，考古队对舰铭牌进行了保护回填，并在钢铁舰体周边焊接锌块，延缓海水对铁舰的腐蚀。据介绍，“经远舰”现存状况要远好于此前发现的“致远舰”，同时考古人员已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当年将士的遗骸。这一考古发现进一步推进了对甲午海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仅用考古学资料证实了历史事件，同时也提醒历史上的侵略者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为研究世界海军装备发展史、海战史提供了新的、弥足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