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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研究 弥补空白——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发布时间:2020-01-1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考古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考古学甚至可以“考古写史”。在2019年1月10日中国考古新发现会议上公布的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6个入选项目是怎样体现这两点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解读龙山文化的珍贵资料

  2018~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2500平方米,揭露出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结构较为清晰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现存地层堆积较简单,除个别战国、汉代墓葬外,其他遗迹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清理出围墙、环沟、房址、灰坑、墓葬、窑址及大量柱洞等,分布组合极有规律,自成单元,形成围墙聚落。

  最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可分下层方形围墙阶段和上层圆形围墙两期,且方形围墙基槽恰处于圆形围墙外侧环沟之下,两者建筑方式、形制结构相似。圆形围墙外侧有环沟围绕,内出土较多陶片、炭屑、烧土粒、蚌壳和兽骨等生活垃圾,其形成可能与修筑围墙取土有关。

  整体来看,西孟庄龙山聚落虽然面积较小,但十分完整,然而遗迹现象主要是围墙和房址,其他种类极少,缺乏一般遗址常见的各种灰坑、墓地、水井、陶窑等,功能上并不完备,且出土遗物种类单一,体量也小。如果这反映了当时基层聚落的一种形态,则对于我们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进而更完整地解读龙山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点评:西孟庄遗址是自上世纪30年代龙山文化发现发掘以来,首次完整揭露基层社群的聚落遗址。发现的两个聚落,一方一圆,面积相差一倍,根据两者布局、结构等可以看出两个聚落是前后相继、由同一社会群体建造的村寨,两者的差异不仅展示出聚落外观样式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这个社群的兴衰。这样2000-1000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居住的应当是当时社会当中最小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发现有助于增强对中国史前社会及其演变的认识,也为研究龙山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西孟庄遗址出色的基建考古发掘工作,有助于今后对同样规模遗址的评估,并为我们提供了基建考古发掘的样板。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的重要实例

  2013、2014、2015、201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洪河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明确了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昂昂溪文化属同一类遗存,是昂昂溪文化的典型遗址。2018至2019年洪河遗址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两周时期、夏商时期、清代等不同时期遗存。

  此次发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昂昂溪文化房址12座、夏商时期房址1座、两周时期白金宝文化房址12座、清代墓葬81座,房址均为圆角长方形,出土大量陶、石、骨、角、蚌等质地器物。发掘工作的重点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发现与清理,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解剖清理及其通江剖面的清理,基本弄清了其形状与结构、挖建年代与时序、挖建过程、使用与废弃过程,初步判定此类环壕不是闭合的,东侧利用嫩江作为天然屏障。

  洪河遗址首次在嫩江流域揭露和明确了史前聚落的形态,对于中国史前考古的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壕的出现,大型房址的使用,说明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存在定居模式,这缩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嫩江流域社会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时间差,将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时间提前了千余年,进而改写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点评:洪河遗址体现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工作过程中从重视典型地层单位、出土器物群的研究到重点关注聚落布局的研究这一学术思想及目标的转变,十分值得称道。该遗址获得了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资料,通过结合科学的遗址测年以及周边相关材料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其社会发展程度、聚落布局有所了解,同时有助于加强对昂昂溪文化的把握,也为进一步探讨这个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最后他表示应进一步对遗址发现的5条环壕的性质、年代先后顺序及聚落结构进行研究,通过摸清某1条环壕的具体情况,进而深入了解5个聚落之间的关系,增进对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认识。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层出不穷的新发现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2011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确认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2012至2013年完成外城东门址考古发掘。2014年对内城韩家圪旦大型墓地进行考古发掘。2015年完成城外樊庄子“哨所”试掘。2016至2018年,对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进行发掘,完成了对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的揭露。2018年开始对台顶进行发掘。2018至2019年,对皇城台顶东部发现的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上分布的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进行发掘。

  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最重要的是其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较大,雕刻最为传神。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根据夹道地层内堆积及建于台基顶部房址的测年数据分析,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与石雕的年代均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

  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南护墙出土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对后来玉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造成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点评:石峁遗址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十分重大。他对该遗址秉持的聚落考古理念以及普遍勘察与重点发掘相结合同时辅以多学科研究的工作方法表示肯定,指出其在考古方法论上具有示范意义。石峁遗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早期文明的多元性。与其说石峁遗址是一个传说中大的都城、都邑,不如说其是连接中原和内亚地区的纽带和桥梁,为清楚了解石峁所包含的多种文明因素,应在广阔的视角下结合其他文化进行研究。他表示石峁遗址的实质考古遗存留下了丰富重要的考古学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最后,他指出应对石峁遗址的年代、遗址人群、遗址性质、手工业工作区等进一步研究,为我们批露出更为详尽的资料。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填补冶金考古空白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2018及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初步搞清了遗址范围与聚落结构,发掘出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汉、宋等多个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最具特色。

  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区,以及中部偏南、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两个时期出土数量较多的铜炼渣、残炉壁、铜矿石,说明遗址应存在冶铜作坊。此外,在二里头、二里冈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可铸造一些工具。

  西吴壁遗址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初步搞清了西吴壁遗址的聚落结构,充实了遗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认识遗址内部功能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延祥点评:中国古代青铜产业格局普遍存在采矿、冶炼、铸造遗址分离等现象。但是,不同地区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有异,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才出现青铜铸造遗址,然而仅凭两者的考古发现不能提供完整的中原产业结构。西吴壁遗址的发掘成功让中原式青铜产业结构链得以完整,虽然没有找到采矿遗址,但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它为研究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群组成提供重要材料,为研究该地区与二里头的年代序列提供重要依据。他对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参与冶金考古发掘工作感到兴奋,相信通过后续的研究能获得对青铜产业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的进一步了解。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发掘出的曾国世系史

  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群。2018年3月,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发现墓地5座 “甲” 字形大型墓、19座中型 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 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

  “甲”字形大墓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车坑葬车结构完整,部分车、车器、车饰形制独特,为考古出土的同时期遗存中首次发现。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青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4座大型墓出土88件编钟、60件编磬和1件陶埙,部分中、小墓出土的不同数量组合的小钮钟近70件,是继新郑东周祭祀遗址之后,新发现一批组合完整的音乐考古材料,至此,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乐器八音组合在曾国高等级墓中均有发现。

  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到战国中期灭亡历史进程中尚存缺环,枣树林墓地的考古发现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的空白。墓地与近年发现的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址与墓地,共同构建了周代封国中考古学文化序列最为完整清晰的曾国历史发展脉络,建立了中国南方周代青铜文化的标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点评:枣树林墓地的发掘工作、发掘水平、学术高度值得称道,其团队积极精神、战斗力让人印象十分深刻。将曾国重要考古发现串联起来,我们基本可以构筑一部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期灭亡的曾国发展史。曾国体现了在西周诸侯国到东周地域集团之间存在的小国的生存方式,即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这一过程,而枣树林墓地的发现正是观察小诸侯国从西周延续到东周城市之道的重要实证。将其放到更高、更大的视野下,从考古学揭示的场景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冲突远低于楚文化之内的接触和冲突,在东周复杂的政治情况下,社会以和平为主体,可能通过政治婚姻形成关联实现和平。他表示曾国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深刻,有助于推动考古学研究向前发展。

  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泉沟一号墓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

  壁画墓(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的木椁结构。前室墓门侧壁画内容为牵马迎宾武士,其他壁画内容有狩猎、宴饮、舞乐等内容,顶部描绘各类飞禽走兽。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内容。在后室西侧木椁外的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十四测年为公元8世纪。

  泉沟一号墓壁画绘制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凸显出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墓葬内出土有罕见的彩绘漆棺和鎏金王冠,显示出该墓葬具有非常高的规格,墓主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说明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从文化面貌上看,墓葬表现出浓厚的唐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双重影响,对于探讨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化融合进程、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霍巍点评: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是近十年来边疆考古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要意义。墓葬内首次发现的暗格为研究墓葬形制结构带来新的思考,墓葬内出土器物和壁画绘制风格则能明显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为理解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手工艺制作的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材料。他表示应对被盗的墓葬、有危险的墓葬进行有计划的发掘与保护,从而使得重要文物得以保存。他指出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判定,金银器制作者、制作地点、工艺特色,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比较交流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此外,会上还公布了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毗诃罗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10年,是由孟加拉国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基金会发起的。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中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加入这一行列与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初步探明古城的四面边界、遗址时期。毗诃罗普尔古城是孟加拉旃陀罗、跋摩和犀那三代王朝的都城所在,遗址所保存的建筑遗存为公元8~12世纪佛教建筑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对研究孟加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坛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此次会议的七个项目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时代,从中原到边疆,从中国到南亚涵盖了不同领域。这七项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只是今年近千项考古发掘的代表,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填补重要历史空白,改变、更新、颠覆对历史的认识,解决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学术问题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的科学资料,而且向我们展示了高超的发掘水平、明确的课题意识、突出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多学科合作的科研成果。最后他感谢大家对论坛的支持,也希望明年入围的项目更加出色。(本文遗址图片由考古杂志社提供)

  摄 影:韩 翰

  审 核:乔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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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论坛—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推进研究 弥补空白——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发布时间:2020-01-13

  考古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考古学甚至可以“考古写史”。在2019年1月10日中国考古新发现会议上公布的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6个入选项目是怎样体现这两点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解读龙山文化的珍贵资料

  2018~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2500平方米,揭露出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结构较为清晰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现存地层堆积较简单,除个别战国、汉代墓葬外,其他遗迹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清理出围墙、环沟、房址、灰坑、墓葬、窑址及大量柱洞等,分布组合极有规律,自成单元,形成围墙聚落。

  最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可分下层方形围墙阶段和上层圆形围墙两期,且方形围墙基槽恰处于圆形围墙外侧环沟之下,两者建筑方式、形制结构相似。圆形围墙外侧有环沟围绕,内出土较多陶片、炭屑、烧土粒、蚌壳和兽骨等生活垃圾,其形成可能与修筑围墙取土有关。

  整体来看,西孟庄龙山聚落虽然面积较小,但十分完整,然而遗迹现象主要是围墙和房址,其他种类极少,缺乏一般遗址常见的各种灰坑、墓地、水井、陶窑等,功能上并不完备,且出土遗物种类单一,体量也小。如果这反映了当时基层聚落的一种形态,则对于我们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进而更完整地解读龙山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点评:西孟庄遗址是自上世纪30年代龙山文化发现发掘以来,首次完整揭露基层社群的聚落遗址。发现的两个聚落,一方一圆,面积相差一倍,根据两者布局、结构等可以看出两个聚落是前后相继、由同一社会群体建造的村寨,两者的差异不仅展示出聚落外观样式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这个社群的兴衰。这样2000-1000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居住的应当是当时社会当中最小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发现有助于增强对中国史前社会及其演变的认识,也为研究龙山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西孟庄遗址出色的基建考古发掘工作,有助于今后对同样规模遗址的评估,并为我们提供了基建考古发掘的样板。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的重要实例

  2013、2014、2015、201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洪河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明确了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昂昂溪文化属同一类遗存,是昂昂溪文化的典型遗址。2018至2019年洪河遗址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两周时期、夏商时期、清代等不同时期遗存。

  此次发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昂昂溪文化房址12座、夏商时期房址1座、两周时期白金宝文化房址12座、清代墓葬81座,房址均为圆角长方形,出土大量陶、石、骨、角、蚌等质地器物。发掘工作的重点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发现与清理,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的解剖清理及其通江剖面的清理,基本弄清了其形状与结构、挖建年代与时序、挖建过程、使用与废弃过程,初步判定此类环壕不是闭合的,东侧利用嫩江作为天然屏障。

  洪河遗址首次在嫩江流域揭露和明确了史前聚落的形态,对于中国史前考古的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壕的出现,大型房址的使用,说明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存在定居模式,这缩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嫩江流域社会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时间差,将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时间提前了千余年,进而改写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点评:洪河遗址体现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工作过程中从重视典型地层单位、出土器物群的研究到重点关注聚落布局的研究这一学术思想及目标的转变,十分值得称道。该遗址获得了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资料,通过结合科学的遗址测年以及周边相关材料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其社会发展程度、聚落布局有所了解,同时有助于加强对昂昂溪文化的把握,也为进一步探讨这个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最后他表示应进一步对遗址发现的5条环壕的性质、年代先后顺序及聚落结构进行研究,通过摸清某1条环壕的具体情况,进而深入了解5个聚落之间的关系,增进对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认识。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层出不穷的新发现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2011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确认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2012至2013年完成外城东门址考古发掘。2014年对内城韩家圪旦大型墓地进行考古发掘。2015年完成城外樊庄子“哨所”试掘。2016至2018年,对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进行发掘,完成了对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的揭露。2018年开始对台顶进行发掘。2018至2019年,对皇城台顶东部发现的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上分布的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进行发掘。

  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最重要的是其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较大,雕刻最为传神。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根据夹道地层内堆积及建于台基顶部房址的测年数据分析,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与石雕的年代均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

  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南护墙出土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对后来玉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造成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点评:石峁遗址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十分重大。他对该遗址秉持的聚落考古理念以及普遍勘察与重点发掘相结合同时辅以多学科研究的工作方法表示肯定,指出其在考古方法论上具有示范意义。石峁遗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早期文明的多元性。与其说石峁遗址是一个传说中大的都城、都邑,不如说其是连接中原和内亚地区的纽带和桥梁,为清楚了解石峁所包含的多种文明因素,应在广阔的视角下结合其他文化进行研究。他表示石峁遗址的实质考古遗存留下了丰富重要的考古学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最后,他指出应对石峁遗址的年代、遗址人群、遗址性质、手工业工作区等进一步研究,为我们批露出更为详尽的资料。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填补冶金考古空白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2018及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勘察与发掘工作,初步搞清了遗址范围与聚落结构,发掘出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及周、汉、宋等多个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最具特色。

  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区,以及中部偏南、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两个时期出土数量较多的铜炼渣、残炉壁、铜矿石,说明遗址应存在冶铜作坊。此外,在二里头、二里冈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可铸造一些工具。

  西吴壁遗址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初步搞清了西吴壁遗址的聚落结构,充实了遗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认识遗址内部功能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延祥点评:中国古代青铜产业格局普遍存在采矿、冶炼、铸造遗址分离等现象。但是,不同地区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有异,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才出现青铜铸造遗址,然而仅凭两者的考古发现不能提供完整的中原产业结构。西吴壁遗址的发掘成功让中原式青铜产业结构链得以完整,虽然没有找到采矿遗址,但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它为研究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群组成提供重要材料,为研究该地区与二里头的年代序列提供重要依据。他对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参与冶金考古发掘工作感到兴奋,相信通过后续的研究能获得对青铜产业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的进一步了解。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发掘出的曾国世系史

  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群。2018年3月,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发现墓地5座 “甲” 字形大型墓、19座中型 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 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

  “甲”字形大墓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车坑葬车结构完整,部分车、车器、车饰形制独特,为考古出土的同时期遗存中首次发现。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发现青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4座大型墓出土88件编钟、60件编磬和1件陶埙,部分中、小墓出土的不同数量组合的小钮钟近70件,是继新郑东周祭祀遗址之后,新发现一批组合完整的音乐考古材料,至此,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乐器八音组合在曾国高等级墓中均有发现。

  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到战国中期灭亡历史进程中尚存缺环,枣树林墓地的考古发现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的空白。墓地与近年发现的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址与墓地,共同构建了周代封国中考古学文化序列最为完整清晰的曾国历史发展脉络,建立了中国南方周代青铜文化的标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点评:枣树林墓地的发掘工作、发掘水平、学术高度值得称道,其团队积极精神、战斗力让人印象十分深刻。将曾国重要考古发现串联起来,我们基本可以构筑一部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期灭亡的曾国发展史。曾国体现了在西周诸侯国到东周地域集团之间存在的小国的生存方式,即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这一过程,而枣树林墓地的发现正是观察小诸侯国从西周延续到东周城市之道的重要实证。将其放到更高、更大的视野下,从考古学揭示的场景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冲突远低于楚文化之内的接触和冲突,在东周复杂的政治情况下,社会以和平为主体,可能通过政治婚姻形成关联实现和平。他表示曾国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深刻,有助于推动考古学研究向前发展。

  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泉沟一号墓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

  壁画墓(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的木椁结构。前室墓门侧壁画内容为牵马迎宾武士,其他壁画内容有狩猎、宴饮、舞乐等内容,顶部描绘各类飞禽走兽。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内容。在后室西侧木椁外的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十四测年为公元8世纪。

  泉沟一号墓壁画绘制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凸显出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墓葬内出土有罕见的彩绘漆棺和鎏金王冠,显示出该墓葬具有非常高的规格,墓主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说明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从文化面貌上看,墓葬表现出浓厚的唐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双重影响,对于探讨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化融合进程、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霍巍点评: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是近十年来边疆考古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要意义。墓葬内首次发现的暗格为研究墓葬形制结构带来新的思考,墓葬内出土器物和壁画绘制风格则能明显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为理解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手工艺制作的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材料。他表示应对被盗的墓葬、有危险的墓葬进行有计划的发掘与保护,从而使得重要文物得以保存。他指出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判定,金银器制作者、制作地点、工艺特色,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比较交流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此外,会上还公布了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毗诃罗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10年,是由孟加拉国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基金会发起的。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中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加入这一行列与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初步探明古城的四面边界、遗址时期。毗诃罗普尔古城是孟加拉旃陀罗、跋摩和犀那三代王朝的都城所在,遗址所保存的建筑遗存为公元8~12世纪佛教建筑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对研究孟加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坛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此次会议的七个项目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时代,从中原到边疆,从中国到南亚涵盖了不同领域。这七项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只是今年近千项考古发掘的代表,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填补重要历史空白,改变、更新、颠覆对历史的认识,解决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学术问题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的科学资料,而且向我们展示了高超的发掘水平、明确的课题意识、突出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多学科合作的科研成果。最后他感谢大家对论坛的支持,也希望明年入围的项目更加出色。(本文遗址图片由考古杂志社提供)

  摄 影:韩 翰

  审 核:乔 玉

作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