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在洞穴中的生活是怎样的？河姆渡文化来自于哪里？夏代的粮仓城是什么样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什么样的面貌……日前，“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拨开了历史迷雾，刷新了历史认知。

　　入选项目（以时代为序）分别为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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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果洞遗址：

　　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

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6个阶段，从第一期晚段开始，加工精美的磨制骨角器大量出现，加工原料主要是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这些磨制骨器揭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更新。招果洞遗址部分出土磨制骨角器。

　　“这本20多层的大书，厚约8米。它记录了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完整历史。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石成器、磨骨为锥、升起篝火、驱散野兽，这一切都被装进一个叫作招果洞的时间胶囊。”2021年2月26日，在招果洞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时，项目负责人张兴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隔不到两个月，招果洞遗址最终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

　　这本被张兴龙称为“倒叙的历史书”目前有几个“最”：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3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发现逾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磨制骨器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兴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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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头山遗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银质鎏金面饰。

　　“2013年10月中旬，在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像往常一样到一处待建厂区内放羊、割草。无意间，他们注意到草丛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贝壳和动物碎骨头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后来，他们拣了一塑料袋的样品，送到了田螺山考古队。”这是井头山遗址项目负责人孙国平对当年遗址发现过程的回忆。在4月12日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项目汇报时，孙国平提到了王维尧，因为就在同一天，王维尧第一次到北京旅游。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目前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

　　据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它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孙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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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槐树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据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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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庄遗址：

　　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据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第二类为地面建筑，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曹艳朋说。

　　“在时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土壤微结构等科技手段，推断出其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终评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价说，“此外，时庄遗址对于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探究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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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和平民墓。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

　　据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陆浑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早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公元前638年，被秦晋两国强行迁到晋国‘南鄙’之地（今河南伊阙以南伊河流域）。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吴业恒说。

　　值得一提的是，徐阳墓地车马坑内马牲、狗牲与马牛羊头蹄葬两种葬俗并存，兼具华夏与西北戎人葬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西北戎人文化的交融。“陆浑戎内迁伊洛后，虽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习俗，沿袭马牛羊头蹄葬俗，但因地处华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吴业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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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出土的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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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共出土封泥4500余件，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发现。封泥上留存痕迹也为解决汉代公文传递及封缄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二号墓出土的封泥。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东汉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为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内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瓦当、大量封泥等。”耿建军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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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国”开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

　　3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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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信息。

　　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在韩建华看来，2018血渭一号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绝佳样本，是研究唐（吐蕃）时期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韩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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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2013年到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据项目汇报人徐廷介绍，东夏国是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公元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

　　徐廷表示，东夏国南京城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中国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夏国历史研究上的话语权。同时，东夏国南京城内的诸多发现，如结构工整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都表明东夏国虽然地处边疆，但脱胎于金王朝，认同中华文明，具有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东夏国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磨盘村山城遗址的发掘用实物证明了东夏国的历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图片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4月1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