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刻，中原地区是否为“文化洼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何时起步？西周如何将西北地区纳为“王土”？唐朝对西域怎样进行有效治理？青海高原上热水墓地的主人到底是谁？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举行，公布的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展示了考古学为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作出的新贡献。

　　追寻中国海洋文化形成的起点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300—7800年，经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遗址被埋在5—10米深的淤泥之下，考古人员为此在发掘区建造了一个750平方米的大型钢结构基坑，用以支撑发掘区的四壁，保证安全。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出土的大量海生蚶、牡蛎、海螺、蛤、蛏和鱼类骨骼，展现出古余姚人对海洋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该遗址成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和探索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要地点。湿润的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物得以保存：麻栎果、橡子和核桃等干果状态“新鲜”，桨、矛等木制工具如同新制，筐、篓、篮、席等极易朽坏的编制物也相当完整。

　　回首陆地，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关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放眼海洋，该遗址为探讨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海洋文化人群的扩散以及遍及太平洋诸岛的南岛语族的形成，提供了改变以往认知的重要新资料。

　　中原腹地的“河洛古国”

　　河南巩义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大型建筑是学界期待已久的重要发现。该遗址为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兴起于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持续发展到仰韶晚期。三重环壕的围护使该遗址成为当时结构最复杂的聚落之一，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院落的大型建筑基址。

　　仰韶文化遗址中，大型建筑并不少见，像庙底沟时期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就有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的大型半地穴房址，但该时期围绕大型建筑、形成封闭空间的院落是首次发现。其中，一号院落面积为1300平方米，内有面积达308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开启了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先河，被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和宫殿建筑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该遗址出土的可能摆放成特定形状的瓮棺葬、牙雕家蚕也表明了其特殊地位。

　　因此有学者认为，当时已形成以该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距今5300年前后正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灿烂转折期，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或出现大型仪式性建筑，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上层社会墓葬。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原腹心地带的社会发展与周边相比并不逊色，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同样贡献了重要基因。

　　商代经略长江青铜原料的新证据

　　湖北武汉郭元咀铸铜遗址保存面积不大，但提供了商代中期努力掌控长江流域铜矿的新证据。该遗址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铸铜炉基、铜渣、陶范和坩埚等，表明遗址内进行过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筑三类冶金生产活动。铜渣样品经过分析，发现了高放射性铅，与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等商代都邑遗址类似，说明两地金属资源一致，可能均为鄂东长江铜矿带。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对商文明的经典研究中，就非常重视商王朝在广大范围内获取各种资源的努力，这些经济地理上的开拓，也促进了政治地理观念的发展，为周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

　　西周王朝的西北封国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为西周时期的城址，面积86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环壕。2018年以来，经连续发掘，收获丰硕。在高等级墓葬区发掘墓葬38座，包括2座“甲”字形大墓。其中，最大的13号墓，口长7米、宽6米、深7米，墓道长16米、宽4米，二层台和椁板顶放置了已拆卸的马车，出土各类青铜车器。各等级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和费昂斯珠、绿松石及玛瑙珠等饰品。铸铜作坊区中出土了坩埚残块、陶范、铜渣和石制工具等与铸铜活动相关的遗物。尤为重要的是，墓葬填土和遗址灰坑中发现了多件刻字卜骨，总计150余字，内容涉及国族、与戎人的战争。

　　这些发现表明，姚河塬应为泾水上游地区西周分封的某诸侯国的都邑，即西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也采取了与东部地区一样的分封诸侯、藩屏王室的策略。该遗址的陶器组合兼具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和西北地区寺洼文化的因素，反映了商周更迭之际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提示我们要在超出文献记载的更广阔背景下理解西周王朝的形成，探讨其落实“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蓝图的方略。

　　荒漠中矗立的唐代烽燧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孔雀河北岸，有11座唐代烽燧，呈东西向分布，绵延150公里，是焉耆镇所属军事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其中一座，矗立在一座红柳沙丘之上，以土坯夹芦苇草和胡杨立木垒砌而成，底边残长8米、通高约7米。目前已累计清理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368件（组），其中包括文书（纸文书、木简、帛书、刻辞等）861件。

　　遗址中出土的这批纸文书、木简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经初步释读，确认该烽燧为“游弈所”级的军事机构驻地，文书中的一部分为其与下辖各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军事文书，详细记录了孔雀河沿线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另有授勋告身、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文学作品等内容。出土木牍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记载了“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尚为国内首次发现。

　　唐咸亨元年（670）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浑地区，焉耆东境处于军事要冲，孔雀河一线各级军事设施正是在此背景下修筑的。克亚克库都克出土的各类文书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是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进行有效治理的翔实证据。

　　青藏高原最高规格陵墓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都兰县热水乡乌苏河海拔3400—3500米的南北两岸。其中，血渭一号墓规模最大，其完整的墓园更是首次发现。墓园建筑由茔墙、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面积近1000平方米。大墓的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二层台、殉牲坑、三层台、砾石层、四层台、五神殿墓室组成。台阶状墓道内有殉马坑，殉马六匹。

　　墓圹平面近方形，填土中发现殉人。墓内发掘出土有藏文木简、金银带具、饰品、丝织品、皮革、漆器、绿松石、水晶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枚方形银质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经释读，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系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呼。有学者据此认为，该墓之主即《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所记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后即在689年下嫁吐谷浑王的吐蕃公主墀邦。

　　出土的随葬品兼具中原、吐蕃、粟特、波斯和印度佛教因素，生动展示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的风貌。有学者将此项发掘誉为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之一。

　　和往年一样，2020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再次以丰富的细节活化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场景。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确立、各民族的交融，在东到大海、西至沙漠的广大地域内，考古学以其特有方式，提供了认知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新资料和新知识。（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1日第2138期）